3.3.6 莎剧梁译本和朱译本中显化的动因
翻译是将源语文本转换为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交际活动。在源语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常常隐去与读者共享的或读者已知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或采用替代和省略等手段避免重复具体上下文中不言自明的信息。但是，由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间的差异，这些信息对于目的语文本读者而言不再是已知信息或具体语境中明确交代的信息。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常常运用不同方法将这些信息明朗化。鉴于此，梁译本和朱译本中显化的动因主要为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动因和译者动因。
1）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动因
论及显化动因，一些学者将语言文化差异排除在外。Vanderauwera（1985）认为译者所采用的显化手段与语言系统差异无关。Blum-Kulka（1986）指出显化是翻译过程固有的属性，与译者的风格偏好有关，但与源语和目的语系统的差异无涉。Mona Baker（1993：243）将显化视为翻译共性之一，并认为翻译共性是“翻译文本而不是源语语篇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具体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然而，显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应当指出，翻译显化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即：①源语文本含有隐含的信息，②如果不明示源语文本隐含的一些信息，则会影响对目的语文本的理解。源语文本信息是否明示之所以影响目的语文本的可读性，根本原因在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992）在《论语法的性质和汉语的特性》一文中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另一部分却是隐藏着的……”。不难推知，在任何语言的具体应用过程中，一部分语言或文化信息是明示的，另一部分则是蕴含的。这些信息明示或隐含的选择均以具体语言文化规范为依据。然而，一旦将这些信息移植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体系时，源语信息的明示和隐含之间的平衡必然会打破。毕竟，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译者需要根据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重新确定具体语言文化信息的明示或隐含，明示原文隐含的一些信息，以保证翻译这一特殊语言交际活动的成功。
根据表3.1——表3.3，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英语意象、代词“it”、“this”、“that”、“this+n.”、“that+n.”、“the+n.”以及“lord”等词汇或短语的翻译处理均频繁运用显化手段。“lord”人际意义显化比例最高，分别占“lord”总数的74%和77%。“this”、“that”、“this+n.”、“that+n.”和“the+n.”等结构的人际意义显化比例次之，分别为62%和70%。文化信息显化的意象分别占所考察的英语意象总数的48%和54%，代词“it”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的例证则分别占总数的34%和35%。究其原因，这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一方面，英汉文化隶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其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制度、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迥然不同。作为文化的载体，英语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要将这些信息准确传递给汉译文本的读者，译者不得不明示这些词汇的文化信息，否则这些词汇的译文很难被读者理解。英语词汇“lord”是一通用尊称，常用于指称君王、地位高的贵族、法官和主教等。汉语没有与之对应的通用称呼，常用“陛下”称呼君王，“殿下”称呼王子或王爷，“阁下”则用于指称地位高的人。为了交代“lord”所体现的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梁译本和朱译本均频繁选用“陛下”和“阁下”。另一方面，英汉语言系统差异较大。英语倾向于避免重复，多采用替代手段，如人称代词、“this”、“that”、“so”和“such”等结构。汉语倾向于重复，即重复前文所提到的事物。不过，如果具体语境中代词所指对象非常明确，汉语常常省略代词。由于这些差别，这两个译本中“this”、“that”、“this+n.”、“that+n.”和“the+n.”和代词“it”等显化比例很高。就代词“it”的翻译而言，虽然隐化的比例较高，分别为56%和40%，但显化比例仍然超过34%。
2）译者动因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因素对于显化运用及其程度高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诚然，语言文化差异是显化存在的原因之一，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显化成为可能。显化能否成为现实，归根结底取决于译者。译者对显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译者对目标读者的关注会对显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译者翻译共性和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显化的运用以及显化程度的高低。
翻译活动涉及作者、译者和译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译本读者对于翻译文本的接受和传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离开译本读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无从谈起。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确定翻译共性和方法时常常考虑译本读者是否理解或接受译本。译者既是源语文本的作者，又是译本的读者。这使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读者理解移植到译本中的源语文本信息所面临的困难，因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显化手段，帮助他们理解这些信息。事实上，译者对读者关注的程度及所关注的读者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显化的运用及显化程度的高低。
应该指出，梁实秋和朱生豪都十分重视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接受。梁实秋谈及自己翻译莎剧的基本原则，指出“我翻译莎士比亚，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1968：18）。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提到“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知我罪我，惟在读者。”（1990：263）对于这两位译者而言，读者是他们翻译莎剧的根本动力所在。正是他们对读者的重视，梁译本和朱译本的显化程度都相当显著。一般而言，英语重形合，常常借助连接词的使用表现语句之间的关系。汉语重意合，主要通过词汇或语句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连接。连接词使用频率较低。不过，根据表3.4，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因果连接词数量却均超过源语文本中因果连接词的数量。实际上，一些英语语句尽管没有使用因果连接词，然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语句之间逻辑关系，提高译文的可读性，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添加了许多连接词。此外，英语意象文化信息和意义笼统形容词的概念功能信息予以明示，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这些词汇所表达的内涵，而凸现英语称谓名词的人际功能信息，频繁运用汉语语气副词，旨在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人物之间的关系、情感和态度。显然，这些显化现象无一不体现了读者的影响力。
然而，梁实秋和朱生豪所关注的译本读者层次并不相同。在梁实秋看来，莎剧的翻译要“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而且“需要存真”（1968：18）。在莎剧梁译本中，每部戏剧的译本都包括序言和注释。序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著作年代、版本历史、故事来源以及作品意义，而译本的注释部分不仅对一些英语意象和典故的内涵作了简要说明，而且还对原文理解上的难点做了解释。不难看出，梁实秋翻译莎剧的目标读者是通晓英语的文化精英或研究莎剧的学者，因为普通读者大多只关注故事情节，而对莎剧原著本身并无太大兴趣。而朱生豪心目中的读者则不同。如前所述，朱生豪翻译莎剧的目的是“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1990：263），而任何作品能否得以普及，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众多的普通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朱译本的目标读者为普通大众。为实现普及莎剧的目的，他追求译文的通俗易懂，“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同上）。由表3.1和表3.4可知，朱译本比梁译本尤为重视在译文中说明一些修辞手法的语用含义，明示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以及语句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在于朱生豪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有限。如果不交代这些修辞手法的内涵，凸现有关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以及语句之间的因果关系，译文的可读性将打折扣。而对于梁实秋而言，采用直译方法翻译这些修辞手法，通晓英语的读者完全能够理解，而且能够使译文原汁原味，达到他所主张的译文存真的目标。根据表3.3，就代词“it”、“this”、“that”、“this+n.”、“that+n.”、“the+n.”、“so”、“such”和“such+n”的翻译而言，朱译本的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程度无一例外地高于梁译本，事实上这恰恰说明了两位译者心目中读者的差异。
此外，译者的翻译共性和方法会直接影响显化的产生及其程度的高低。如果译者向源语文本作者靠拢，对原文亦步亦趋，显化程度则不够显著。相反，若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强调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显化程度则相对较高。相比较而言，梁译本中重在“存真”，紧扣原作，频繁运用直译法。朱译本则追求原作神韵的再现，尤为注重译文与汉语语言文化习惯的吻合，大多采用意译和解释性翻译方法，“凡遇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朱生豪，1990：263）。对英语修辞格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可知梁译本通常选用直译法，而朱译本则主要采用意译法，结果导致后者语用含义显化例证数量是前者的9倍（见表3.1）。对照分析这两个译本中汉语因果复合句及其英语原文，发现朱译本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数量大于梁译本（见表3.5），重要原因在于后者翻译表示原因或结果的介词短语时倾向于采用直译法，而前者通常采用意译法，将其译成因果关系从句。由此可见，梁译本和朱译本翻译共性和方法的不同，是两者显化显著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其他文本不同，戏剧文本须适合于舞台演出，戏剧台词应朗朗上口，富有表现力，具有可表演性。相应地，戏剧译本也应具备上述戏剧文体的特性，尤其是可表演性。一般而言，可表演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戏剧台词的翻译是否口语化，是否适合于演员口头表达；另一方面，戏剧台词是否便于听众的理解。为了实现戏剧台词的可表演性，译员可通过添加连接词提高戏剧台词的表现力，并方便听众的理解。Slobin所作的研究表明，听众对含有连接词结构的反应比对不含连接词结构的反应更为迅速（1979：49）。毕竟听众用于处理所听到的戏剧台词的时间非常有限，而连接词的应用可以提示下文的内容或语义信息。鉴于此，译者对戏剧台词可表演性关注的程度越高，戏剧译文的显化程度便越高。
应当指出，朱生豪不仅从演员角度考虑译本是否适合于舞台表演，常常“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吴洁敏、朱宏达，1990：264），而且也非常注重普通听众或读者是否能理解译文。朱生豪自称翻译莎剧是为了“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1991：263）。因此“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同上）。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朱生豪常常添加连接词明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在梁实秋看来，莎剧的翻译“需要存真”并“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1981：18）。至于莎剧的翻译是否具有可表演性，梁实秋并不十分重视。为了达到“存真”的目的，只要译文符合汉语语言规范，梁实秋往往不轻易添加逻辑关系连接词，即使语句之间逻辑关系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24）If it live in your memory，begin at this line：let me see，let me see：
The rugged Pyrrhus，like the Hyrcanian beast，
’tis not so，it begins with Pyrrhus.
梁译本：假如你还记得，由这一行说起；我想想看，我想想看；
“狰狞的皮鲁斯，像是希卡尼亚的猛虎，”
不是这样；是从“皮鲁斯”说起的。
朱译本：要是你们还没有把它忘记，请从这一行念起；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野蛮的皮洛斯像猛虎一样，
不，不是这样；但是的确是从皮洛斯开始的；
（25）Prince.Come，Montague：for thou art early up，
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re early down.
梁译本：公来，蒙特鸠；你是很早的起来，
看你的儿子更早的倒下去。
朱译本：蒙太古，你起来虽然很早，
可是你的儿子倒下得更早。
例（24）的“’tis not so.”和“it begins with Pyrrhus.”以及例25）的“for thou art early up”与“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re early down”之间都没有使用连接词。梁译本与原文亦步亦趋，翻译以上语句时均没有添加连接词，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甚清晰。朱译本则分别选用转折连接词“但是”和“可是”，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明了，大大方便了听众或读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