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圣人”初长成(1)
在十八岁时，王阳明听到理学大师娄谅讲解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得出“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以为掌握了成为圣贤的方法。后来，他尝试“格竹致知”，结果失败，大病一场，对“格物”之学产生怀疑，对自己要当圣贤的理想也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不能成为圣贤。心灰意懒之下，将兴趣转投到创办诗社、写诗作赋当中。
一、“格竹”不容易
从江西南昌返回浙江余姚的路程算不上遥远，但对于王阳明而言，这次旅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途经江西广信（即今江西上饶）时，他专程慕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理学家娄谅。
年轻时候的娄谅还不是理学家，很像一个预言家，他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倒霉事儿。据说，当他进京参加会试时，刚走到杭州，一觉醒来，就要执意返回江西，任谁劝说都不听。同行学友觉得很奇怪，便追问原因。他说道：“我不参加今年的会试了，不仅考不中进士，还可能在京城丢掉性命。你们最好也不要参加了。”说完这些，就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学友们都笑了，觉得他莫名其妙，不知道抽什么风。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娄谅的神奇：一个多月以后，京城贡院莫名失火，好几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被烧死了。
娄谅本来跟王阳明一样，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很感兴趣，但是在拜访了很多佛教高僧和道教大师以后，他反而对佛道两家的学说失去了兴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它们，转而攻读理学，并立下志向，要做“成圣”的学问。这一点，跟王阳明是一样的。
后来，娄谅到处求学，遍访理学大师，得出结论：人们所说的“举子学”并不是“身心之学”。奔波多年以后，他在江西临川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理学大师，这个人就是吴与弼。他拜吴与弼为师，投到吴氏门下，成为吴氏弟子中最为人称道的三个人之一。多年以后，他认为自己学到了理学的精髓，遂辞别吴与弼，到广信开门授徒，传播自己“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的主张。王阳明见到他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而王阳明连十八周岁都不到。王阳明向他请教学问，他便向王阳明讲解格物之学。王阳明从中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
这一启示对王阳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此之前，他只知道立志成为圣贤之人，但不知道该怎么实践、怎样做到。得到这个启示以后，他似乎懂得该做什么了，从此更加认真地研读儒学典籍。对此，黄宗羲在著作《明儒学案》中提到“姚江之学，娄谅为发端”。“姚江之学”就是王阳明在后来发展出来的“阳明心学”。
自从在广信拜访了娄谅，听娄谅给他讲授了“格物致知”的格物之学以后，王阳明就对格物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就是自己应该掌控的“学为圣人”的途径。因此，当他在北京准备会试时，便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所有著作找来，认真研读，思考程朱理学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可是，结果令他沮丧，他的困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他想不明白，同样是朱熹的著作，为什么娄谅就能越读越明白，越读越透彻，而他却恰恰相反。他觉得，既然是“格物”，就应该放下书本，到“物”中去“致知”，在实际中寻找真理。于是，便下定决心“穷竹之理”。
祖父王伦喜爱竹子，房前屋后总是种满了竹子，在北京居住期间，也将竹子带到了北京，在庭院里种了很多竹子，他的这个偏好恰恰为孙子“格竹”提供了方便。
王阳明放下书本，走出书房，来到竹林中“穷竹之理”。竹子是个好东西，微风吹来，竹叶摇曳，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可是，一旦给竹子套用“格物”理论，他就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脑袋里一片混乱，毫无头绪。他就这样“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不仅什么都没有得到，还得了一场大病。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事件。
关于“守仁格竹”的经过，被他的弟子写进了记载他哲学思想的著作《传习录》中。在这段记载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在这段话里，他提到，很多人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由此可见，程朱理学在当时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了。但是，提倡遵循的人很多，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却很少，他就是少数经过实践的人，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提到了那次“格竹”经历。他跟一位友人一起对着自家庭院里的竹林，想穷尽其中的理，坚持了整整七天，费尽心思都没能成功，反倒劳累成疾，生了一场大病。
当时，他以为是自己不具备成为圣人的能力。后来，他总结了“格竹”失败的经验，得出结论，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认识对象、方法和目的都是错误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认识的对象应该是自然事物，方法应该是外在观察，而目的应该是增长学问。此后，他对“格物致知”学说就越发地不满了，思索着提出一套新的学说取而代之。
多年以后，他被流放到贵州龙场，在那里遇到一位得道禅师，与禅师的对话，使他认识到天理与人性是统一的，天理不可违，人性同样也不可违，也就是所谓的“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他对“格物致知”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竹”的失败对王阳明的影响极大，从此以后，他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怀疑。经历了这次失败，他也对自己“学为圣人”的理想也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未必能成为圣贤。他觉得，成为圣贤也是讲究缘分的，自己的缘分还不够，所以才遭遇失败。于是，他想通了，既然缘分不够，那就不当圣贤了，去做其他的事情吧。
二、失败未必是坏事
王阳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竹致知”，不仅什么道理都没有“格”出来，自己反而大病一场。从此以后，他认定朱熹的方法是错的，所谓“格物致知”也是错的，甚至整个程朱理学都不对。事实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吗？他的“格竹致知”为什么失败？从实际效果来看，朱熹的方法未必是错的，“格物致知”的理论也是有道理的。王阳明“格竹”失败，是另有原因。
朱熹所说的“格物”，针对的是自然的探究和事物的认知，目的不仅是“致知”，还在于“知所止”。如果这样说来，就真的有错误了，因为自然界万物所遵循的规律不会对人的内心产生影响，也不会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然而，在朱熹的学说中，始终没有区分开“性理”和“物理”，这不仅导致了他本人思维的混乱，也导致了后人的误读。从深层次上看，王阳明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误读，才导致了“格竹”的失败。
这种误读并不可怕，还为王阳明带来了开启哲学史上一个全新领域的机会，即关于“客观与主观”的哲学思考，可惜的是，当他发现误读导致的错误之后，立即转身而去，错过了这个好时机。在他看来，既然“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由心及物再及心”的过程，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一些处理，直指目的，直接从心着手提高道德即可。依照这个目的，他创立了“心学”这一套哲学体系。
他的心学认为，“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简而言之，“意”的有无决定着“物”的存在，也就是说，“意”是决定“物”是否存在的依据。这就意味着“意”的本体就是“物”的本体，而“意”的本体是“知”，所以“知”也是“物”的本体了。但是，这样就能说他开创了新的学说了吗？也许未必，因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跟朱熹是一致的，与其说他开创了新的学说，倒不如说他修正了朱熹学说的差错。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同样没有明确地揭示物体的存在性依据，因此这个层面的混乱依然是存在的。
多年以后，王阳明对自己的这一失败经历做了一些反思，得出如下结论：不应该在竹子身上追求“天理”，因为竹子是静止不动的客观存在的实物。也就是说，“格”错了对象，不该“格竹”。那应该“格”什么呢？他认为应该是“求诸己心”，或者在动态中探求“天理”。其实这也怪不得王阳明，因为不论是谁，在看到“格物致知”中的“物”字时，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生活中的静止不动的客观存在物，比如竹子。但是，朱熹本意指的“物”，不仅有客观存在的实物，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总之是既有具体的“物”，也有抽象的“物”。
正是遭遇了这场失败，王阳明改变了探求“天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格竹”是“王学”的“因”，有了这个“因”，他才完善了自己的学说。
与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竹致知”相比，王阳明自己的“知行合一”、“天理在心中”等主张，在探求他和朱熹共同认同的“天理”上是有明显进步的。而朱熹所说的“‘格物’要彻底”，他应该没有不同意见，因为只有将其中的“天理”全“格”出来，只有懂得了“格”出的“天理”，才能做到“致知”。
此外，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在他们的思想体系当中，“天理”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中既有道德伦理，也有自然哲学，两者被他们混淆在了一起，难分彼此，即使其中有自然哲学的影子，也是模糊的和抽象的，很浅薄、很表面化。或许，这也是王阳明“格竹”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他能清晰地区分开伦理道德和自然哲学，结果应该会有很大不同。同样，这也是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科学这种高度的原因，哲学界太过于强调伦理道德了，几乎完全忽略了自然哲学。于是，古代中国最具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只能翻来覆去地琢磨早已被前辈研究透彻的那点儿伦理道德，在自然科学领域却碌碌无为。
尽管“格竹”失败了，但王阳明在此后创立的“心学”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受“心学”影响而诞生的东林党等，对“天理”的认识就深刻多了。“心学”问世以后，儒学受到一定的冷落，被搁置到程朱理学的水平，迟迟得不到发展。不得不说，这些都是这场失败引发的消极影响。
那么，既然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的认识的对象、方法和目的全都错了，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概括而言，“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掌握事物的特性，进而实施有针对性的准则。其中，“格物”是过程、是功夫，而“致知”则是结果；“格物”就是掌握特性、懂得道理，“致知”就是根据准则处理事物。除此之外，“格物”还有什么用呢？在朱熹看来，“格物”不仅能提高道德修养，而且还能获取科学知识。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获取的知识一部分是道德层面的，另一部分则是自然科学层面的，而且自然科学知识也属于提高自身修养的范畴。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目的，是要让人成为圣人。或许，这才是王阳明苦苦求索的“学而为圣”的正确途径吧。
三、朱熹是何许人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被世人称为“朱子”。但是，人们对他的认识有些偏差，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道学家”，并无过人之处。实际上，朱熹是杰出的儒学大家之一，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词人辛弃疾评价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这两三个人，大概指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了。
朱熹是南宋人，祖籍江西，生于福建。四岁时，父亲朱松指着天空对他说道：“这是天。”他马上问道：“天上有什么？”朱松大惊，认为这个孩子勤于思考，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在他十岁时，朱松去世，他便随着母亲迁居崇安（即今福建武夷山市），拜道学家刘子翚为师。
朱熹与王阳明有个相同之处：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圣贤，那个时候他只有十岁。据说，那时的他就表现得跟同龄的小伙伴很不一样。小伙伴们在玩沙子、泥巴时，他却在一旁画画。大家很好奇，便围过去看他画了什么。
这一看不要紧，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他画的竟然是八卦！一个十岁的孩子竟然聚精会神地画八卦玩儿，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总体而言，幼年时的朱熹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广受好评。起初，他对佛学和道学很有兴趣，与南剑州（即今福建南平）的道学家们交往密切，在三十岁时拜到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门下，专心学习儒学。李侗对这位弟子评价极高，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进学甚力，乐善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