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圣人”初长成(2)
在十九岁时，朱熹考中了进士，此后多次担任地方官，但每次时间都不长。尽管他有出色的政绩，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赏识，但总体来说，官运并不好，仕途很不顺畅，始终得不到重用。自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考中进士，到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去世，在长达五十年的进士生涯中，他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做官，其他时间都是赋闲在家。这样一来，他就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书做学问了。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朱熹出任泉州同安县（即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主簿，期间多次在安海（今属泉州下辖县级市晋江）召集儒生讲学，受到欢迎。不久，他索性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理学和开堂讲学。拜到李侗门下之后不久，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具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的理学思想，最终成为继“二程”之后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朱熹在家乡修建“寒泉精舍”。此后的十年里，他一边收徒讲学，一边著书立说，宣扬“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在此期间，朝廷多次征召他出仕，他都拒绝了，直到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才接受任命，到江南东路的南康军（即今江西省星子县）任职。
在江西任职期间，他在唐人李渤隐居的庐山旧址上创办“白鹿洞书院”，继续收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后来发展成“四大书院”之一，由他制订的“白鹿洞学规”对后世的书院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阳明到庐山游玩，接受当时主持书院的蔡宗衮的邀请，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写下《游白鹿洞歌》：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化尽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甚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
当时，儒学模糊地分为“理学”和“心学”两派，理学的代表人物是“二程”和朱熹，心学的代表人物则是陆九渊、吕祖谦等人。心学派是主观唯心论，认为人心中先天就有“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以自我完善。这与理学派的客观唯心论截然不同。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在江西的鹅湖寺聚会，探讨学问，结果发生争论，不欢而散。从此，朱熹发誓，一定要尽自己全力发扬理学，使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被朝廷免职，回到福建，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继续收徒讲学，传播理学。几年后，他再次复出，得到重用，成为新皇帝宋宁宗的老师。为了加强朝廷内部的团结，宋宁宗重视和肯定了他的理学，并尊称他为“儒宗”。后来，他借着给宋宁宗讲解《大学》的机会，多次抨击朝政，结果惹恼了宋宁宗，被扣以“干预朝政”之名逐出朝廷。之后，他又到湖南任职，复建了潭州（即今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那里继续收徒讲学。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支持朱熹的赵汝愚被韩侂胄排挤，丢掉相位，韩侂胄还指使同党抨击理学。吏部尚书叶翥提议，销毁道学家的著作，在科举中不得录取涉及程朱理学的考生，得到宋宁宗支持。当时，监察御史沈继祖甚至请求处死朱熹。最终，虽然朱熹没有被杀头，但被斥为“伪师”，弟子被斥为“伪徒”，学说则被斥为“伪学”。
到了晚年，朱熹定居于建阳考亭，潜心于收徒讲学，全国各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他在建阳研究理学，著书立说，开创了著名的“考亭学派”。由于他的缘故，建阳和考亭也名声大噪，被称为“理学之乡”和“南闽阙里”。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他因忧愤而病倒，很快就去世了。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封建社会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二程”的学说，又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开创被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在超现实和超社会之上有一种引导人们言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天理”，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或遵循“天理”，才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至于“人欲”，则是破坏“真、善、美”的凶手，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宋代，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宋朝之后的元代、明代和清代，他的学说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更加完整了。
朱熹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开门授徒，发扬理学，但是，他在经学、文学、史学、佛学、道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涉猎，而且著作颇丰。据统计，他的著作的总字数加起来竟然超过了一千万字。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当属《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又名“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集合儒家早期代表人物和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他的著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本儒家经典，《四书集注》包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他认为，在孟子之后真正继承了儒家道统的是“二程”，因此他的《四书集注》实际上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四书集注》的深远影响，体现在成为后来的封建王朝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完成了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社会思想的工具的使命。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朝廷下令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并确定以《四书集注》为参考书。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朝廷规定，科举“以朱熹传注为宗”。至此，朱熹的学说成了封建统治者用以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
四、人人皆可为圣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朱熹总是被一些人定义为“道学家”，因为朱熹很注重道德品行。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朱熹确实总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据说，在给《诗经》做注解时，有一篇描写少女在夜间裸奔的诗篇，他就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做了解读。坦白地说，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大煞风景，令人不可理解。但是，朱熹并非坏人，作为一个解读经典的前辈，他只是遵循了自己的理解。在朱熹看来，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都可以解读经典，甚至全都可以成为圣贤。
“人人皆可为圣”是朱熹在看到孟子所说“圣人与我同类”时的感受，也是王阳明听娄谅讲解“格物之学”、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时的感受。其实，不论是代表理学的朱熹，还是代表心学的王阳明，他们穷尽一生之力，辛辛苦苦地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目的只有一个：实现早年的理想，使自己成为圣贤，让天下的人成为圣人。但是，通往圣贤的道路是一条遍布荆棘之路，想要顺利通过是很困难的。起初，他们都很乐观。当朱熹看到“圣人与我同类”时，欢喜不已，以为做圣人是很容易的，后来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当王阳明以为可以利用格物之学“学而为圣”时，也以为自己掌握了成为圣人的门道，直到“格竹”失败，才知道这是很难的。
提到朱熹的哲学思想，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确切地讲，最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并非朱熹，他只是将它发扬光大而已。然而，这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几百年来屡屡被人批驳。
“天理”是朱熹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汇，而“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字。在朱熹看来，不论是有生命的动物，还是没有生命的事物，世间万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超越一切且一直存在的，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本，正所谓“有‘理’才有万物，有万物必然有‘理’”。简单地概括，他所说的“理”，应该是指万物固有的特性，以及人们据此特性得出的有针对性的准则。如果万物违反了这个特性，就是受了“气”的影响。在他看来，“理”和“气”是不可或缺的，至于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他自己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有时觉得是“理”在先，有时觉得是“气”在先，有时又觉得是不分先后的，即所谓“未有无理之气，未有无气之理”。
引入“理”和“气”的概念，是为了解释伦理和人性方面的问题。朱熹对人性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人性本善”，除了“善”之外，其他的都不是人的本性。至于原因，则是“理在物谓之性”、“性即是理”，因为“理”是善的，所以人性也是善的。
“存天理，灭人欲”之所以屡屡遭人批驳，是因为在解释上产生了误会。“天理”是什么不难理解，“人欲”就是指人的本能，包括吃饭、睡觉、喝水……“存天理”也不难理解，但是“灭人欲”就难以理解了，不许吃饭、不许睡觉、不许喝水了？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因此，清代的思想家戴震就说“厚儒以理杀人”，认为“天理”成了朱熹的杀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