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早年时光(3)

过了镇江，祖孙二人继续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一直到了大运河的终点北京通县，才下了船，坐着马车进了北京城。

这是王阳明平生第一次进入明朝的都城。

五、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

在明成祖朱棣将大明王朝的都城由长江之畔的南京北迁到燕山脚下的北京之前，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以北京为都城。因此，尽管北京不是通常所称的“蛮夷之地”、“化外之邦”，但是对于南方的汉族百姓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对于必须接受“八股取士”的明代读书人而言，北京还是他们实现人生抱负的地方——三年一届的殿试就在北京举行。在殿试中考中状元，才能成为公认的天下读书人中的翘楚，才能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王伦、王阳明祖孙二人满怀崇敬和好奇之心进入了北京城。

北京毕竟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繁华和富裕程度不是浙江余姚能比得了的。王阳明来到北京以后，兴奋得手舞足蹈，玩都玩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读书识字呢！

那时，王阳明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把周围的小伙伴们都召集起来，玩打仗的游戏。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将军，他玩得很投入，也很用心，还专门制作了很多令旗。余姚王氏历来是书香门第之家，出过文官、文学家、书法家，就是没有出过军事家和将军。因此，在王华看来，王阳明的这种行为是不务正业。

一天，王华把王阳明叫到跟前，不无忧心地问道：“咱们王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你不读书，成天梦想着当将军，将来可怎么办呢？”

王阳明觉得很奇怪，反问道：“成天只顾着读书，将来又能怎么办呢？”王华回答道：“读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就可以做大官。我现在之所以能在京城当官，就是因为读了很多书，考中了状元。”王阳明又问道：“您是状元了，咱们王家以后世世代代都是状元吗？”王华笑了，觉得这孩子马上就要开窍了，便回答道：“当然不是。你如果也想当状元，就不能贪玩，应该好好读书。”

王阳明听了，竟然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么说来，状元也不过如此罢了。”王华听了，无言以对，只好任由他玩去了。但是，王华毕竟是为了让王阳明得到更好的教育才将他接到北京的，自然不会容许他整日玩耍。没过几天，他就把王阳明送到了一所私塾，学习王阳明早就学会了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对于王阳明而言，每天都要到私塾念书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因为私塾里教他的知识，早在余姚老家时祖父就教过他了。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乐趣，这乐趣就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

北京城很繁华，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了各行各业、各色各样的人。人多了，热闹就多了，新鲜事也就多了。每天放学，王阳明都跟小伙伴们四处乱逛，到处玩耍，到天黑才回家。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生活和习性起了改变。正所谓玩物丧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就会变成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这该如何是好？

一天放学，王阳明照旧在大街上胡乱玩耍。当他准备回家时，被一个陌生人拦住了去路。拦住他的这个人不是绑架或者贩卖小孩的坏人，而是一位江湖术士，卜卦算命的先生。

这个人拦住王阳明，将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好几遍，然后说道：“年轻人，我看你相貌奇异，日后必成大器。因此送你几句话，以后自然会应验的。”说罢，便用手指点着他的脑袋，缓缓说道：“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说罢，转身飘然而去。

王阳明怔住了，这位先生说的话他一点儿也不明白。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向祖父和父亲请教，将这件事藏在了心里。

从此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上学、放学的路上再也不在大街上玩耍闲逛了，在私塾里也不再跟伙伴们追逐打闹，他变得安静了，总是一个人静坐沉思，还时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令人莫名其妙。

在这一天的课堂上，他向私塾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在人世间千千万万种事务里，哪一样才是第一等的要紧事？”

私塾先生有些惊讶，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先生终究是个读书人，在读书人眼里，考取功名、入仕为官当然是人生第一等要紧事，正所谓“学而优则仕”。于是，略加思索之后，他得意地回答道：“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作为读书人，天下第一等的要紧事，自然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啦。”

他听了，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怕是未必吧。”私塾先生听了，连忙解释道：“太祖皇帝定下法律，读书人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朝廷做官。如此一来，参加科举考试当然是第一等要紧事啦。”他继续自言自语道：“恐怕未必吧。”于是，私塾先生反问道：“既然你说‘恐怕未必’，那你说说看，在你看来什么才是第一等的要紧事？”他迟疑片刻，朗声回答道：“人世间第一等要紧事，应该是成为圣贤之人。”私塾先生听了，大吃一惊，同时又觉得好笑：一个屁大点儿的孩子，恐怕连什么是“圣贤”都不知道，就敢口出狂言，要成为圣贤之人，真是笑话，荒唐至极的笑话。

于是，这件事就被当成笑话传开了，大家听了，全都哈哈大笑，笑王阳明的自以为是和不自量力。这件事也传到了王伦和王华的耳朵里。王华对父亲说道：“这孩子小小的年纪，怎么有了做圣贤这种荒唐古怪的想法？”王伦却笑着说道：“好啊！好啊！我们王家是该出个圣贤了。”

也许，“学为圣贤”这个看上去荒唐的想法，就是王阳明受了那个江湖术士的点拨以后才产生的，这一点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祖父和父亲也不知道。尽管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圣贤，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成为圣贤，但他却有了成为圣贤的想法。大概，恰恰是这个荒唐的想法，成了他读书的动力。

这个荒唐古怪的想法，也影响了王伦、王华父子对王阳明的教育理念。在父亲王华看来，王阳明应该像他那样，做个品性高尚、学识渊博的读书人，然后像他那样考中状元，进入官场，在翰林院任职，等待步步高升。这也是封建社会绝大部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此，王华对王阳明的要求极为严苛。而祖父王伦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儿孙一代更比一代强，王阳明即使也考中状元，不过只是追平了王华的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当真能成为圣贤，那才是最光宗耀祖的事情。他觉得，既然王阳明已经有了成为圣贤的想法，就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应该任由他走下去。

王阳明就是在祖父和父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六、独闯居庸关

比王阳明晚出生八十年的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联谈趣》里，收录了这样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少年时代一心想成为圣贤的王阳明就是这样的人：读圣贤书，做圣贤事，以天下为己任，整日为国事、天下事忧心。

当时的大明王朝，开国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然早就打垮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权，还把他们赶到了大漠深处，但始终没有完全消灭他们。不甘心失败的蒙古人，背负着洗刷亡国耻辱的使命，面对着改善生活状况的压力，前赴后继地与明朝为敌，接二连三地出兵骚扰明朝边境，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大明朝廷颇为头疼。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二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派人给明英宗朱祁镇送来战马等贡品。按照惯例，朝廷应该赐给也先赏金。结果，深受朱祁镇宠幸的太监王振，擅自克扣了大量赏金，还故意刁难蒙古使者，惹得也先勃然大怒。这一年七月，也先率领四路大军侵犯明朝边界。也先亲自指挥的一路兵马声势浩大，与明军在大同交战，结果大败明军。得到消息的王振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朱祁镇不顾大臣王直、于谦等人的劝阻，欣然同意，在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率领二十万大军赶往大同。

到达大同以后，王振得知蒙古大军后撤的消息，不知是计，执意要求明军追击。追兵被蒙古军打败以后，王振慌了神，担心蒙古军乘胜追击，又匆忙下令全军后撤。在撤回北京途中，为了向家乡父老炫耀自己的权势，王振要求大军绕远路经过自己的家乡河北蔚州。大军走到一半时，王振又想到大军经过蔚州，必然要踩踏他家的良田，于是再次传令改道而行。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军撤退的速度变得极为缓慢，到达土木堡时被蒙古军追上。明军仓促迎战，结果大败，朱祁镇被俘虏，王振被杀害，包括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在内的随行朝廷重臣死伤无数。

“土木堡之变”使明朝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成了明朝永远的耻辱。土木堡之战后，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京城一片混乱。在大臣们的提议下，孙太后同意立朱祁镇之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朱祁钰重用于谦、王直等人，在“京师保卫战”中打败了蒙古军。也先被迫撤退，带着朱祁镇退回草原。朱祁镇在草原“北狩”一年后，被也先放回。

之后，也先的瓦剌部衰落，蒙古的另一支部落——鞑靼部兴起。鞑靼部承袭了蒙古侵犯明朝边境的传统，不断南侵，骚扰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大片区域，成为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

鞑靼南侵最为猖獗之时，王阳明就生活在北京，因此总能听到一些消息。这引起了这位关心国事的少年的兴趣，他决定有所作为——到两军对垒的前线去，做一番实地考察。对于一个年仅十五岁的文弱少年而言，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胡闹，荒唐之极。他知道不会得到父亲和祖父的赞同，于是干脆不向他们汇报，悄悄地带着一个家仆出发了。他去的前线，是北京城外的居庸关。居庸关始建于秦始皇时期，是万里长城上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号称“京西四大关”之一。

大概两个月以后，王阳明结束了在居庸关的考察，回到北京家中。在他离开家的两个月里，王伦和王华到处寻找他，都没有消息，尤其是王华，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然而，王阳明却不以为然，丝毫不认为自己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王华决定好好地惩罚他一顿，便将他关在房间里，责令他面壁思过。在被软禁的某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参拜了马援庙，还题写了一首诗：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马援是东汉时期的名将，有勇有谋，屡建奇功，封为伏波将军，后世人称“马伏波”，被有志于建立军功、报效国家的英雄男儿视为偶像。这样一位以“马革裹尸”为人生信条的名将，自然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王阳明的偶像。能梦到马援，使他激动不已，也许他还隐约觉得这预示着什么吧。几十年以后，年过五旬的他奉命到广西平叛，经过“马援庙前滩”时，还专程拜谒了马援庙。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时常提及这次考察，因为在考察期间，他经历了两件值得向人们炫耀的事情。

考察期间，他经常到居庸关外策马驰骋，希望碰见鞑靼人，看看他们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像传闻所言有三头六臂。有一天，还真让他碰上了：前方不远处，走来一位鞑靼少年。他很兴奋，立即朝那个少年飞奔过去。少年被吓了一跳，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只有鞑靼人追赶汉人，从来没见过汉人追赶鞑靼人。少年害怕了，匆匆忙忙骑上马逃走了。王阳明见鞑靼少年逃走，大喊大叫着穷追不舍，一直追出好几里路。少年听着王阳明的喊叫声，以为有一大群人在追他，吓得头都不敢回，一溜烟地跑远了。事实上，这不过是王阳明的诈谋罢了。若干年以后，王阳明在江西与宁王朱宸濠的叛军作战，就多次使用这种虚张声势的诈谋，搞得朱宸濠晕头转向，苦不堪言。

当时，居庸关以外的地区，都是鞑靼人经常出没的区域，慑于鞑靼骑兵的威力，明朝军民根本不敢独自出关，即使明军在巡逻时见到鞑靼人，都要躲得远远的。据说，有一次，两三个鞑靼骑兵押着数百名汉族百姓和上千只牛羊从明军驻守的城楼下经过，明军都不敢出战。王阳明听说这些事情以后，免不了自鸣得意，因为他不仅敢于独自一人出关闲逛，而且还吓跑了一个鞑靼少年。通过这件事情，他得出一个结论：不是鞑靼人太凶猛，而是汉人太懦弱，如果汉人有勇气正面迎战，未必打不过鞑靼人。

据说，在居庸关时，王阳明与一位老兵闲聊，掌握了一些鞑靼人的生活习性。有一段时间，他竟然独自一人跑到了鞑靼人的地盘，与鞑靼人一起生活，鞑靼人见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没有当回事。那段时间，他经常跟鞑靼人讨论兵法和比试骑射。鞑靼人见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骑马射箭样样精通，都很喜欢他。十几天以后，他才离开鞑靼人，回到居庸关。

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听说了另一个消息：湖北、河南等地发生了石英、刘千斤等人领导的多起流民起义。湖北、河南等地的流民起义早在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就发生了，那时他还没有出生。由于这场起义发生于湖北、河南和陕西等省的交界之地，因此被称为“荆襄流民起义”。起义声势浩大，有多达十几万的贫苦百姓参加，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成为朝廷最头疼的内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