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绪论(5)

在原始文献收集和使用方面同样极有功力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两篇文章，因为选题比较宽泛，虽然原始资料比较丰富，但仍然略显庞杂。就《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使用的原始材料分析，其包括塞奥尼修斯的《书信》、圣瓦西里的《隐修者的典范》和《书信》、瓦西里的《小修道院规定》和《大修道院规定》、《盖利斯奥斯山拉兹鲁斯修道院遗嘱》、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基督教会史》、查士丁尼的《新律》、《（917年）尤西米奥为斯帕萨玛夏修道院和阿加留修道院所写的遗嘱》，还有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奥利金的《第一原则》，和转引自基纳勾普洛斯的《拜占庭教会、社会与文明》一书的大教长约翰的《论修道院的纪律以及修道院缘何要转交世俗人》、塞奥多利的《826年修道改革规范》、阿塔纳修斯的《安东尼生平》、格列高利的《摩西生平》。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一文使用的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则包括君士坦丁七世的《论军区》和《礼义书》、雅尼的《教会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雅尼斯的《编年史》、利奥的《法令》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以及考古资料集《色雷斯的拜占庭铭文集》和《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迦太基考古》等。毋容讳言，就这两篇文章的题目而言，所用原始资料并未被穷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述《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一文中。上述这几篇文章是真正反映我国拜占庭研究质量和水平获得实质性提升的代表作。还有许多作品虽然不能穷尽各自研究应涉及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尽可能全面地采用与课题相关的专题著作，并初步使用部分原始史料。例如《论阿历克塞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使用了17种外文参考书，其中包括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拜占庭作家安娜·科穆宁的《阿历克塞传》、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和左纳拉斯的《当代史》。而《巴列奥略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外文专著参考书目则达24种，其中包括拜占庭作家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的《历史》、《米海尔八世自传》、杜卡斯的《拜占庭城的历史》、格利高拉斯的《书信集》和帕西麦利斯的《历史》。《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和《7—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虽然文章不长，但是引用的外文专著很丰富，前者有16种，后者有11种，并且都使用了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和《秘史》。这位6世纪拜占庭著名作家的作品显然得到我国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等文章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一书都以之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和《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前者使用了包括参与十字军战争的维利哈顿的《十字军回忆录》在内的9种外文参考书，后者则使用了包括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在内的10种外文参考书。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顶级刊物陆续发表的拜占庭史论文《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浅析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浅议“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社会影响》等文章，从原始文本等重要史料中获取研究结论的意识都明显提高。显然，对原始资料和外文专题著作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日益提高，因而促进了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由于我国拜占庭学尚在初期发展阶段，资料建设还不完善，许多研究者既无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难以接触到原始文献。在很多地方，甚至很少能够找到的外文专题著作。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科研环境中，我国学者仍然注意尽可能多地采用外文资料，以充实研究成果的资料基础。这里应该提到这类文章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们使用的外文参考书多在10种左右，其中包括《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军中开始增加了使用俄语进行研究的人才，《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的作者就是俄语专业出身，而《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一文更是将俄文专题著作作为主要资料依据。类似的系统研究成果还有南开大学博士国春雷的数十万字的长篇博士学位论文《拜占庭与早期俄罗斯关系史研究》，其中使用了大量相关的一手和二手史料。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学术资源的普及，我国拜占庭研究也逐渐开始使用网络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一文就大量引用网络资源提供的史料，其中使用的学术网站地址至少有6个。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新的研究方式时应格外慎重，网络的虚拟性和时效性的弱点需要传统的纸质史料加以补充。

综上所述，我国拜占庭研究出现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注重从解读原始文献和使用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等新的动向，都反映了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与提高。这里提到的研究成果成为此间问世的一批相关专著和教材的写作基础。人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拜占庭学以此为起点，在未来会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三、基本知识

拜占庭（Byzantium）这一名称最初是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庭。该城市始建于古希腊商业殖民时代，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在古城旧址上扩建罗马帝国的东都，此后，拜占庭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第一大都市，而拜占庭这个名字也因此闻名于世。然而，在中古欧洲并不存在所谓“拜占庭帝国”，也没有任何民族自称为“拜占庭人”。当时，原罗马帝国东部被称为“东罗马帝国”（the Eastern Roman Empire），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当地的居民则自称“罗马人”，连他们的首都也冠以“新罗马”。那么，我们使用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人”等名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称谓实际上是近代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开始采用的。1526年，德国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Wolf）在最初奠定《波恩大全》编辑基础工作中，首次使用“拜占庭的”一词，以示这部丛书的内容有别于古希腊和近代希腊的历史文献。1680年，法国学者西维奥尔·杜康也使用这一名称作为其《拜占庭史》一书的题目，用来说明这个以古城拜占庭为首都的东地中海国家的历史。从此，学者就将涉及这个古国的事物冠以“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在历史文献中，“拜占庭”大多是指这个城市，而非我们今天的含义。

拜占庭国家历史始于330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古城拜占庭为东都“新罗马”，后来该城改称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接上页）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还有若干翻译作品。吉本著，黄宜思和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弗·洛斯基著，杨德友译：《东正教神学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玛丽·坎宁安著，李志雨译：《拜占庭的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普罗柯比著，吴舒屏、吕丽蓉译：《秘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沃伦·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拜占庭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优西比乌著，瞿旭彤译：《教会史》，三联书店2009年版。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战史》，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普罗科皮乌斯著，王以铸等译：《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拜尼斯主编，陈志强、郑玮、孙鹏译：《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城”。长期以来拜占庭历史起始年代一直是史学界聚讼不休的问题，学者对这一年代的判断相去甚远，意见多达近10种。本书采用330年作为拜占庭国家史的开端。

事实上，拜占庭国家在330年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实体。3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场危机使罗马帝国陷于全面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在动荡的局势中，相对稳定的东罗马帝国（即后人所称拜占庭帝国）逐步发展，其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政治地位逐步超过帝国西部。皇帝戴克里先及其后的多位皇帝将行宫设在帝国东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扩建后的拜占庭城为新罗马，标志着具有独立政治中心的政治实体的形成。而此时的罗马古城和亚平宁半岛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新国家还建立了与旧罗马帝制不同的血亲世袭制王朝，君士坦丁大帝将皇帝的位置传给其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337—340年在位），并后传4位血亲皇帝，从而开始了拜占庭帝国王朝的历史。同时，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庭社会中，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和“公仆”的官员有本质区别。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和法律也成为皇帝统治的工具，皇帝成为军队最高统帅，是立法者和最高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