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绪论(4)

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促使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针对具体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是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动向。首先，实证性的研究得到了加强，使一些过去已经得出结论的课题进一步得到延伸。例如，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文化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他们将这一特点称为“传统性”或“尚古性”，并具体列举其表现，即热衷于誊写、翻译、收集和整理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古籍，并在其文史哲和法律创作及建筑艺术活动中打上古典文明的烙印。但是，从古希腊文化到拜占庭文化之间的数百年发展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关于东地中海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缺乏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一文对该领域的薄弱环节作了补充，提出：“希腊化在东地中海区域维持了长愈数世纪的经济文化繁盛……希腊化影响又曾延伸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表征着一定的跨时代的文化超越性，对而后的罗马帝国，进而通过罗马对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尤为直接、显明的正面作用。”同样，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从比较宏观的理论分析逐步深入到对其细节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和《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论述尚显空泛，而《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则举证丰富，实证性较强，《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实证性论述稍显不足，而《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则着重对基辅罗斯和莫斯科两个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实证性论述，这篇论文以俄文写成，如能以中文出版则影响更大。其次，对比和比较研究方法的突破也促进了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对比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具有的难度也为学者所公认，研究者不仅需要了解比较研究对象双边甚至多边的知识，而且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把握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曾告诫青年学人要慎重地选择这一研究方法。《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的作者通过对比这两个古代都城，提出：“无论从城市布局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对称与非对称）、城市布局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还是城市中心建筑物的位置和类别所反映的君权和中央集权与神权、自由民主的对立，两者所表现出的东西文化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在论述两大文明之间关系史的同时，注意到“这两大文明渊源不同，特色各异”，他们都“在中世纪呈放光彩，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则将存世1000余年的拜占庭文化与存世100余年的我国河西地区文化进行对比，正如作者所说，这两种文化“时限不齐，地域大小不一，可比基数不同”，所以“干脆抛开理论框架，只比较可比因素”。同一作者的两次比较研究不同，前者尚可说得过去，而后者显然比较失败。《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针对《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一文的观点，就西欧接受拜占庭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所作的对比研究，由于对比得当，参考文献比较丰富，因此说服力较强。由此可见，拜占庭文化比较研究之难。计量史学方法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应用尚不普及，但是在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初步尝试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长篇论文《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历史上近百位皇帝的即位情况作了分析，进而概括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具有的继承方式多样性、继承结果不稳定性和继承过程复杂性，从而以定量分析阐释了对拜占庭皇帝专制制度的定性说明。应该注意的是，计量史学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篇文章只是初步的尝试，其使用的计量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直观的。即便如此，作者的研究仍然以其对大量史料进行基本数据处理为依据。新的研究方法在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应用之难，在此又得到了证明。

再者，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新方法的应用推进了拜占庭史料学的发展，以文本为主以文物和遗址为辅的史料观念正在形成。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史料考证在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我国拜占庭学的多数研究目前尚属历史学范畴，因此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对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前文提及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以拜占庭文化遗址和古代器物为主要研究依据的新现象。目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中最为国际拜占庭学界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交往，这一课题能够跻身国际拜占庭学前沿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拜占庭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掘器物。就古籍文献而言，中西方学者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的整理，中文古籍中有关拜占庭文化的史料虽然得到初步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水平大体局限于部分文献的解读和古代人名、地名、物产名的考证，涌现了诸如伯希和、夏德、亨利·裕尔、白鸟库吉、冯承均、张星烺、向达、沙畹等一批著名学者。然而，由于语言和资料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停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的水平，其间偶尔问世的一些作品大多难以达到前人的水准。正因为如此，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力开展和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希望能借助现代技术加快相关中文文本资料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我国拜占庭学者相继出访国际著名拜占庭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参加相关专题国际会议，并在国际拜占庭学刊物上以多种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就考古发掘器物分析，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成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钱币学界的“热门”，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拜占庭钱币发掘报告，而且在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近年来又有宿白、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陈志强、林英、张绪山、李一全、金德方、郭云艳等人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报告多有新意，特别是学者对于截至2006年在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对于我国钱币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证据。总之，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实证性和多样性，不仅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在一些课题上真正进入国际前沿水平，特别是在拜占庭与古代中国之间文化关系研究中对国际拜占庭学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我国拜占庭研究尚在兴起阶段，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大量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理论探讨和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具体和微观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必然陷入空泛的论说，得出的结论必然经不住推敲。人们欣慰地发现，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更加注意从原始文献和一手史料入手，研究水平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

一般而言，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选题宜小不宜大，研究对象越具体越好，因为过于宽泛的课题不仅增加了研究工作中收集原始文献的难度，而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对史料的选择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进而很难得出合情合理的客观结论。《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堪称标杆之作，该文的主题非常集中，主要研究6世纪前半期至659年唐军消灭西突厥期间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文化联系，而使用的中文原始文献包括《后汉书·西域传》、《梁书》、《周书·突厥传》，西文原始资料包括亨利·裕尔的《东域纪程录》（该书虽为现代学者所著，但其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原始文献）、科斯马斯的《基督教风土志》、普罗柯比的《战史》、侯拉尼的《阿拉伯航海》、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塞奥凡尼斯的《历史》，还有相关的重要史料集如《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和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尽管个别中亚文字资料尚未被作者注意到，但是可以说，该文基本上穷尽了这一选题应该使用的中外文原始资料。同样，《拜占庭〈农业法〉研究》一文也是如此，该文属于拜占庭文献研究，集中探讨《农业法》及其相关问题，因而其使用的相关原始文献比较完整，有关资料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法律文本《六书》、《皇帝法律选编》、《法律选编》、《农业法》原文、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和《罗斯法典》，而涉及该法的拜占庭史书如塞奥发尼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往年纪事》（俄罗斯最早的史书）和相关的原始文献如《圣经》和菲洛塞奥斯的《官职表》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的史料调查和运用更为用心，作者不仅充分注意到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多数学者通常使用的3种基本史料，即普罗柯比、埃瓦格留斯、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而且在扩大调查范围的工作中将基本史料增加到10余种，其中很多是国内外学者此前未曾注意到的，包括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匿名作家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AD）》、《阿贝拉编年史》、安娜·科穆宁的《阿历克塞传》、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当代编年纪》和尼基乌主教约翰的《编年史》。新发现的史料对于“查士丁尼瘟疫”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因而拉近了我国与国际拜占庭学发展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