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2)

希腊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在19世纪初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中，爱国学者注重发掘希腊古代中世纪历史和文化，以此作为唤起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措施。希腊雅典大学教授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1810—1902年）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851—1919年）是希腊拜占庭学家中的佼佼者。前者积30年的功力完成了5卷本《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和《希腊文明史》，后者出版了《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图解希腊史》。雅典大学教授安德列亚迪斯（A.Andreades，1876—1935年）十分注意拜占庭帝国财政经济史研究，其成果至今没有过时。

拜占庭学在俄国的发展值得注意。俄国学者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正教信仰，因此对其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感。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沙皇时代的御用学者甚至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俄国理应成为“第三罗马帝国”，或至少是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的正宗继承者。客观的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是在法、德两国学术界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主要成就集中在拜占庭经济史和教会史研究方面。俄国早期拜占庭学者从最初模仿法、德学者收集整理拜占庭历史资料，逐步开始其研究工作，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研究特点，即在经济史和农业史方面颇有创见。俄国学者如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Ernst Kunich，1814—1899年）、穆拉尔特（Eduard de Muralt，1809—1895年）是俄国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先驱，他们不仅在俄国古代和拜占庭帝国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而且在俄国境内的拜占庭考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曾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和俄国科学院院士的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1838—1899年）、康达科夫（N.P.Kondakov，1838—1925年）和乌斯本斯基（I.Uspensky，1845—1928年）是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他们不仅在拜占庭内政和外交问题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领域，而且在原始资料的考证方法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面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其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后人影响甚深。

20世纪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各国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一流水平的著名学者达数百名，他们著述颇丰，硕果累累，研究范围涉及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所有领域。这里，我们不可能提到所有对当今拜占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仅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介绍一二。

美籍俄国学者瓦西列夫（A.A.Vasiliev）影响最为广泛，他不仅著述极为丰富，而且以通俗易懂的英语出版了《拜占庭帝国史》，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该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几乎涉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拜占庭学全部有争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堪称是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的总汇。该书因此多次再版，并被译为法、德、俄、希腊等多种语言，该书的中译本也可望于近年面世。

拜占庭学研究工作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蓬勃开展使该地区学者在国际拜占庭学界异军突起，保加利亚学者穆塔夫斯耶夫（P.Mutafciev，1884—1943年）、兹拉塔斯基（V.Zlatarski，1866—1935年）和尼科夫（P.Nikov，1884—1939年），前南斯拉夫学者阿纳斯塔修维奇（D.Anastasijevic，1877—1950年）、格兰尼奇（F.Granic，1883—1948年）、斯塔诺耶维奇（St.Stanojevic，1874—1937年）和希西奇（F.Sisic，1869—1940年）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而影响力最大者当属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y），他的《拜占庭国家史》是一部影响深远、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拜占庭通史著作，书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专章中开辟专门小节分析相关的拜占庭史料和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严谨的著述方法独树一帜，构成了全书的坚实基础。在这部名著中，作者注重对物质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和考察，他对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学者，他关于拜占庭帝国农业经济的意见至今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这部书历经半个多世纪，为学界公认是最好的拜占庭通史著作。罗马尼亚学者奥尔佳（N.Iorga）的《拜占庭人生活史，帝国与文明》突破一般的历史著作的写法，另辟新路，注重考察拜占庭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突出作为整体的拜占庭文明演化的主要线索。该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附录了大量的参考书，使读者可以借此进一步深入阅读。英国学者仁西曼（S.Runciman，1903—2000年）可以称为长寿作家，他在经历了多年在土耳其、希腊的外交生涯后，任教于英国多所大学，他的《拜占庭文明》、《皇帝利卡潘努斯罗曼努斯及其统治》、《十字军史》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在国际拜占庭学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从而他成为继布瑞之后英国拜占庭学的学科带头人。俄国学者乌斯本斯基于1914年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堪称俄国拜占庭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书中包括对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述，代表了俄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而且使用大量图片、地图和表格，生动地再现了自4世纪以后1400年的历史，从而形成了该书图文并茂的重要特点，这在当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新解释全部人类历史。在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专家中，列夫臣柯（M.V.Levchenko，1890—1955年）是突出的代表人物。

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试图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学者，他在其《拜占庭史》一书中分析了拜占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社会最终解体的原因作了初步的阐述，从而用拜占庭历史的演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性。另一位英国作家柏尼斯（N.H.Baynes，1877—1961年）也是多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对历史文献、早期政治制度和教会问题有突出的成果，他与莫斯（H.Moss）合作完成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明概论》以专题史的方法描述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拜占庭专题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学者斯坦因（E.Stein，1891—1945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他对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生活作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拜占庭手工业、丝织业和行会的研究至今处于国际一流水平。20世纪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专题研究取得了快速进展。学者在拜占庭语言和文献研究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资料不断补充了科隆巴赫尔100年前开创的文献研究。前国际拜占庭学学会主席、德国学者贝克（H.G.Beck）的《拜占庭民间文学史》和国际拜占庭学学会前秘书长、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J.Karayannopulos）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品。英国学者卡梅隆（Averil Cameron）、美国学者塔尔博特（Alice-Mary M.Talbot）、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Roger Scott）和爱尔兰学者穆雷特（Margaret Mullett）等人在各自主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致力于拜占庭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效显著。同时出现了一批文物全集，例如许多国家出版了拜占庭古币全书，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研究中心的作品为突出。总之，现代拜占庭学迅速发展的标志主要有四：其一，各国拜占庭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国家或民间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其中德国、美国、希腊、法国、英国、俄罗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水平和组织建设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研究中心的工作范围不局限于组织本国学者从事研究活动，而且积极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和交流。其二，拜占庭学的研究从欧洲个别国家扩展到全世界。除了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外，东欧其他国家也将拜占庭研究视为本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积极发展该项研究，而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人类文明保护者的姿态积极促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发展。二战以后拜占庭学迅速成为“热门”学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上述国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和德、法、俄、希腊等国构成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主力军。其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活跃。自1924年第一届拜占庭学者国际大会召开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至2006年，已经举行了21届大会。会议讨论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问题，组织国际合作，调整大会机构，并出版会刊和论文集。除此之外，每年还不定期举行世界拜占庭学家恳谈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随时交流学术成果。其四，拜占庭学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每年新版和再版的拜占庭学图书资料有数百种之多，截至20世纪末，全世界有近300种学术刊物涉及拜占庭学。这种国际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拜占庭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国家还在大学中设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

现代拜占庭学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首先表现在，学者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这项工作不仅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助。例如学者根据考古学、印章学和古币学的新成果对20世纪的《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重新注释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近年来，学者对所谓“活的拜占庭博物馆”阿索斯圣山修道院保存的文物手稿进行整理，获得大量经济史资料，这些陆续出版的“阿索斯档案”对拜占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其次，学者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料重写拜占庭通史著作。这里，特别要提到近年来各国出现的拜占庭通史力作。用英文出版的拜占庭通史有布鲁宁（R.Browning）的《拜占庭帝国》、曼格（C.A.Mango）的《拜占庭：新罗马帝国》、奥柏林斯基（D.Obolensky）的《拜占庭帝国：500—1453年的东欧史》。用希腊文出版的通史有卡拉扬诺布鲁斯（I.Karagiannoulos）的《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国家史》，用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的通史有施莱尼尔（P.Schreiner）的《拜占庭》和卡日丹（A.P.Kazhdan）的《拜占庭人及其文明》。

这个时期的学者特别注意拜占庭历史专题研究，关注拜占庭学薄弱环节研究，其中专题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学各个方面，如文化史、经济史、货币史、法律史、政治史、思想史、建筑史、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外交和民族关系史、文学和语言史，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拜占庭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包括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政治理论》、马科斯莫维奇（I.J.Maksimovic）的《巴列奥略王朝时期拜占庭省区管理》和法国学者弗里奥纳斯（Sp.Vryonis）的《拜占庭帝国的权威》等。这些近年来出现的专著弥补了拜占庭学长期存在的弱项，为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拜占庭古物直接促进了拜占庭考古研究的发展，新的拜占庭货币、印章和器物大全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继出版，其中特别突出的有：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秘书长伊格诺米基斯（N.Oikonomidis）的《拜占庭印章》、洪梅尔（W.Hummel）的《拜占庭货币分类》、哈金斯等人（T.Hackens）的《拜占庭货币》。另外，学者在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使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