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1)
一、国外的拜占庭研究
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欧学者开始注意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坚持其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在统治当局严酷控制下的东正教会长期发挥着团结拜占庭希腊人的作用。此时的拜占庭人大多放弃了“罗马人”的称呼，改称为“希腊人”，他们使用希腊语在教堂和教会主办的学校里教育本族子弟。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激发了他们恢复古代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度转变为收集和翻译整理古代文物和文献的文化行动，并迅速地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尚古热潮结合在一起，推动西欧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他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大量的希腊古代手稿因此在这一期间流入西欧，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最早有关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拜占庭研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早期研究阶段始于15、16世纪。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扩展，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德、法两国的学者像其意大利先驱一样，掀起了搜集和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手稿和文物的热潮。附庸风雅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卷，第444-445页。
法国专制王朝，不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结亲，而且出资支持法国学人广泛收集希腊古物和文献。在收集活动中，许多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如手稿、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也被当作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时，好古者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庭作家不加区别，把他们统称为古代希腊作家。
16世纪末，德国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秘书、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在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手稿时，发现中世纪希腊文献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献有重要区别，他认为从中古希腊文献中可以得出许多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知识，呼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应充分认识拜占庭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区别拜占庭作家和古希腊作家，他给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庭的”（the Byzantine）字样，这样，他就成为开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学者，而拜占庭研究工作也从此开始迅速发展，获得显著成就。
在拜占庭研究的早期阶段，德国、法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拜占庭学者，他们致力于拜占庭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沃尔夫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和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继续进行拜占庭古籍的译注。法国教会学者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开始法国的拜占庭研究。荷兰学者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和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以及希腊学者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olau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丢斯（Leo Allatius）等，都是当时拜占庭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而16、17世纪的德意志尚处于封建诸侯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个别学者对拜占庭文献表现出的兴趣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
拜占庭研究的真正兴起是在法国出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崇尚古典文明，促成了法国文化界研究希腊古代手稿的热潮。王室支持政府广泛收集民间藏书，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1602—1661年）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私人藏书即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移交皇家图书馆后，使法国成为拜占庭历史资料十分集中的国家。王室和政府积极支持并赞助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使过去由学者自发进行的希腊古籍翻译工作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1645年，这部丛书的第一册，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历史》问世，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同时，这项计划的实施激发起学者更大的热情。数年后，法国著名学者拉比（Ph.Labb，1607—1667年）等人提出了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出版计划，邀请全国学者共同合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从而奠定了《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基础。这套丛书以原文和译文对照并详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学术价值极高，至今仍然是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参考书。《巴黎大全》的出版是拜占庭研究工作早期阶段的最重大的成就，也反映出早期研究工作的特点：即广泛搜集历史文献，整理出版重要史籍。
《巴黎大全》出版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特别是由于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史学家西维奥尔·杜康（Du Cange，1610—1688年）的加盟而达到其最辉煌的顶峰。杜康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币学家和考古学家，广泛涉猎文学和艺术。他大器晚成，45岁以后才开始发表作品，并积极参与领导《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他从语言学、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角度对拜占庭社会生活、君士坦丁堡地理和地貌以及中世纪希腊语所作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拉丁语词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可以说，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拜占庭学家，代表了这个时期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拜占庭历史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在杜康之后，一批博学的历史学家继续推进拜占庭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其中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等人是重要代表人物，《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于1819年告一段落。
拜占庭研究工作在18世纪遭受到重大挫折，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他们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遭到落后的蛮族和基督教的扼杀，他们还对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并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持批判态度。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无一不持否定态度。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并将这一衰亡过程称为“蛮族主义和宗教的胜利”。这些思想对拜占庭学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这项研究在18世纪初以后百余年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重大发展。尽管如此，吉本的这部名著仍然以其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典雅的文学语言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布瑞（J.B.Bury，1861—1927年）对该书的注释，使其学术价值保持到今天，成为启蒙运动时代拜占庭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作。同一时期，拜占庭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编辑整理并没有停止，在德国出版了包括大量拜占庭作品在内的14卷的希腊古文献书目，它提供了完整的拜占庭历史文献索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今是拜占庭文献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德国学者开始筹划在《巴黎大全》版本的基础上扩大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丛书。另外，各国学者对拜占庭古代文献分散进行的译注也为此后拜占庭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作了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法国学者在该学科发展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投身研究工作，终于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拜占庭学发展的高潮。
拜占庭研究的现代阶段开始于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欧洲学术界出现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和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借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著名学者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影响和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拜占庭研究工作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首先，学者对拜占庭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继续向前推进。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Bonn Corpus）在德国出版问世。这部丛书在《巴黎大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资料的搜索范围，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诠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至今，《波恩大全》与《巴黎大全》一样是从事拜占庭研究人员必备的原始资料丛书。
这一时期，各国学者不再满足搜集整理拜占庭文献，而是积极从事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研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许多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大批各种文字、多种版本的专著，涉及拜占庭研究的各个领域。法国学者施伦伯格（G.Schlumberger，1844—1928年）、查尔斯·迪尔（Ch.Diehl，1859—1944年）和他的学生路易·布莱赫尔（L.Brehier，1868—1951年）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等拜占庭人生活的主要方面，代表了这个时期法国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英国学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和约翰·布瑞（J.B.Bury，1861—1927年）也是拜占庭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震动整个欧洲的希腊革命的影响下，多次访问为推翻土耳其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希腊，先后完成多部拜占庭帝国和希腊通史，被认为是继吉本之后最优秀的历史作家。布瑞作为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教授，主编《剑桥中世纪史》，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学家参加该书写作，使之代表了当时英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德国在完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事业前后，学术活动在国家的支持下非常活跃，而兰克和蒙森等史学大师将注重实证史学的风气注入拜占庭研究工作，使德国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特点。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1856—1909年）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拜占庭经济史和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代表了这一时期德国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内容极为丰富，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拜占庭作品和作家进行全面述评，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至今仍是拜占庭学者必备的案头书，该书已被翻译为世界主要语言。科隆巴赫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于1892年编辑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庭学研究年刊《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一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第一流的学术出版物。此外，诸如塔菲尔（G.L.F.Tafel，1787—1860年）、托马斯（G.M.Thomas，1817—1887年）、赫兹伯格（G.F.Hertzberg，1826—1898年）和格里高罗维乌斯（F.Gregorovius，1838—1910年），以及法尔默赖尔雷尔（J.P.Fallmeraryer，1790—1861年）和林根绍尔（K.E.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年）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