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花朵。它不是历史标本集里一株干枯的古代美德样本，而是我们身边富有力量与美感的鲜活对象。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让道德散发芬芳，至今仍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诞生并抚育武士道的社会环境消失已久，但作为封建制度之子，武士道如遁入远方的星辰，照亮道德之路。在欧洲，伯克[1]先生曾就武士道的西方原型骑士精神之死发表了著名的感人颂词。能够用伯克的母语（英语）来反思武士道，我衷心感到愉快。

说来可悲，由于缺乏关于远东的知识，就连博学的乔治·米勒博士，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在东方，从古至今从未有过骑士精神或与其类似的制度。[2]不过，这样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位博士著作的第三版发行之际，佩里舰队司令正叩打日本锁国主义的大门。十几年后，在日本封建制度弥留之际，卡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强调研究封建主义社会政治体制的优势，指出封建主义在目前仅存于日本。这一论述唤起了读者的关注。我在此也想请西方历史和伦理研究者，以现代日本为背景来研究武士道。

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及武士道进行比较研究，的确引人入胜，不过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写作是为了阐明：第一，武士道的起源和背景；第二，武士道的特点和教义；第三，武士道对民众的影响；第四，武士道的持续性和永恒性。对第一点我仅作简单而粗略的阐述，否则将把读者引入我国历史的曲折小巷中；对第二点的探讨相对详细，因为国际伦理学和比较性格学的研究者们，可能会对我们日本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尤其感兴趣；其余两点将作为第二点的推论进行阐发。

我粗略译作“骑士精神”[3]的这个日本词，原义上要比骑士精神的内涵丰富得多。Bu-shi-do[4]，即武士道，在字面上指武士在日常生活和职业上须遵守的规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武士的戒律”，即与武士阶层身份相匹配的义务，后文我将沿用这一术语。另一方面，武士道与西方概念界限分明，具有独特的本土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应用时确应使用“武士道”这一术语，以彰显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对于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词，即便最好的译者也难以准确表达其意义，有时甚至难保不出现一厢情愿的错译：比如，谁能通过翻译完美地表达出德语“Gemüth”的意思？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5]，在语言上极其接近，但谁又体察不到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呢？

如上所述，武士道是武士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它并非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口相传或经名士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在更多情况下，武士道是无字无言的准则，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强大律法。它并非产生于任何才能出众的个人头脑，亦不建基于任何声名显赫的人物平生，而是武士生涯几十年、上百年逐步发展的产物。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基本相当，然而武士道却没能同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或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提并论。17世纪初，日本的确颁布了武家诸法令，但十三条武家法令，大多是关于婚姻、建筑、结社等方面的规定，仅稍稍涉及教导性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指出武士道起源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武士道在封建时代逐渐为人所知，因而在时间方面，可以认为它起源于封建时代。但正如封建制本身由多条线交织而成，武士道的发源也错综复杂：英国的封建制政治制度发源于诺曼征服时期，日本的封建制也兴起于12世纪末，与源赖朝称霸的时间一致。不过，英国的封建制社会要素可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时代，而日本封建制的萌芽早在上述时代以前就已存在。

日本和欧洲一样，在封建制正式开始时，专职的武士阶层自然而然地得势了。他们被称为“侍”（samurai），其词义如古英语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意为卫士或随从，其性质类似恺撒笔下《阿奎塔尼亚》中的勇士（soldurii），或是塔西佗所说的跟随日耳曼首领的卫士（comitati），或者之后欧洲中古史中的斗士（milites medii），一般还会使用汉语“武家”或“武士”的写法。武士是个特权阶层，最初产生于长期战斗中最有男子气概和冒险精神的一群人，在持续的淘汰中，胆小怯懦者出局，只有爱默生笔下那些“全然男性、像野兽一样粗野有力的种族”得以生存，形成“侍”的家族和阶级。因为武士阶层需要宣扬其崇高荣誉、巨大特权以及与之相应的重大责任，而且他们经常处于交战状态并隶属于不同氏族，所以他们很快意识到制订共同行为准则的必要性——正如医生用职业道德准则约束业内竞争，律师在礼节遭破坏时要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也必须有对策来保证其不端行为得到最终裁决。

在原始人与孩童的观念中，战斗一定要堂堂正正——这种原始意识中所蕴含的勃发的道德生机，不正是所有文武之德的起源吗？英国孩子汤姆·布朗[6]的愿望是“不欺负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名留后世”，我们总是对这样的孩子气付之一笑，好像我们自己早已过了满怀夙愿的年龄。然而这样的愿望正是道德大厦的奠基石，这一点众所周知；就算我说连最温和且热爱和平的宗教都认可这一愿望，也并非言过其实。英国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汤姆对公正的追求，之后我们也会看到，武士道的基石也与之类似。如果如教友派（Quakers）所言，战斗本身无论进攻或抵抗都是野蛮和不正当的，我们仍可以如莱辛所言，“让失败成为美德之源”[7]；相反，“小偷”和“懦夫”则是对那些具有健全、淳朴人格者最具侮辱性的称呼——在日本，孩子们自小受到这样的教育，而武士亦然。随着生活的不断延展，人际关系变得多面化，早年的信仰需要得到更高权威的认同，以得到确认、满足和发展，同时需要更理性的渠道加以证实——的确，如果军事战争的推进缺乏更高道德的支持，武士理想将与武士道相差甚远。在欧洲，基督教在阐释上融合了骑士精神，同时也给骑士精神注入了灵魂元素。拉马丁[8]说：“宗教、战争与荣誉，是一个完美基督教战士的三个灵魂。”而在日本，武士道同样有若干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