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杜瓦尔，在AI和IA中游走的第一人

从Shakey实验室走到楼下的时候，杜瓦尔经常会碰到一个研究团队，当时他们正在打造一款运行NLS或oNLine系统的计算机。Shakey项目组等级森严，但这个由计算机科学家恩格尔巴特负责的项目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恩格尔巴特手下的研究人员是一群不拘一格的家伙，他们是穿着古板的白衬衫、蓄着长发的计算机黑客。当时，这群人正努力将计算带往另一个发展方向，它看上去甚至和传统项目不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当时的Shakey项目还在努力模仿人的大脑和躯体，可恩格尔巴特却有着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曾读到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了一个名为Memex的信息检索系统，可以用它管理全世界的所有知识。后来，恩格尔巴特断定，这样的系统可以在当时新推出的计算机上实现。

恩格尔巴特认为，当时正是“建立一个互动系统来捕获知识、组织信息”的最好时机，这种方式能让一小群人，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教育家们更有效地进行创造与合作。在那时，恩格尔巴特已经发明了计算机鼠标，并构想出了超文本链接的概念，它在几十年后成了现代互联网的根基。除此之外，与杜瓦尔相似的是，恩格尔巴特也是那个狭隘计算机科学世界中的一个局外人，“蜗居”那个世界的家伙们总是习惯于将理论与抽象视为科学的基础。

人工智能定义的世界与恩格尔巴特的“智能增强”理论之间的鸿沟已经非常明显。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恩格尔巴特造访麻省理工学院来展示自己的项目时，马文·明斯基就抱怨说，那是在浪费研究经费，这些钱充其量只能造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文字处理器而已。

尽管没能获得计算机科学家们的尊重，但所幸恩格尔巴特能够对自己被当作“主流学术世界门外汉”的状况泰然处之。在参加五角大楼定期举办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审查会议时，得到资助的研究人员常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恩格尔巴特的展示经常会以一句“这不是计算机科学”开篇。然后，他会描绘出一种愿景，让人们使用计算机来“引导”自己的项目，让学习和创新变得更强大。

即使这并不是计算机科学的主流，但这些想法却让比尔·杜瓦尔着了迷。不久后，他决定转为这支团队效力，于是搬到了以前项目组楼下的恩格尔巴特实验室。不到一年，他就不再挣扎着为“首个有用的机器人”编码，转而为首次连接两台电脑的网络编写代码（它在未来将变为互联网）。

这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项目在1970年左右进一步加速，并成为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第三个实验室。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用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尝试进一步延伸了这个由麦卡锡和恩格尔巴特实验室孕育出的想法，再后来，这一想法又被苹果、微软等公司进一步成功地商业化。个人计算行业带来了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史上最大的财富合法积累”。

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鼠标之父”的头衔才听说恩格尔巴特的大名的。其实，他有着更宏大的理念——使用计算机技术，让一小群人能够通过利用更强大的软件工具来“引导”其项目和组织活动，创造他眼中的那种“群体智商”（collective IQ，它能够超过任何单一个体的能力）。鼠标仅仅是帮助提升人类与计算机交互能力的一个简单的小工具。

在创建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时候，麦卡锡对世界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与恩格尔巴特十分相似。像艾伦·凯（Alan Kay）和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这样对现代个人计算机设计有过巨大推动作用的人，是经由他的实验室进入施乐，后来又转投苹果的。惠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则带走了“为现代电子商务保驾护航”的加密技术。

然而，另外两个在斯坦福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时进行的项目直到现在才开始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影响：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软件。这两项研究的目标都不仅是带来经济效益，它们要做的是孕育智能机器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这些实验室成立之前，人们就已经预计到了计算和机器人技术的影响。早在1948年计算时代刚刚进入黎明的时候，诺伯特·维纳就提出了一种“控制论”的概念。在《控制论》（Cybernetics）一书中，他概述了一种关于控制与通信的全新的工程科学，并预言了这两种技术的出现。维纳还预见到了这些新工程学科的影响。《控制论》出版两年后，他又在其姊妹篇《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中探索了自动化技术的价值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