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机器人是否在现实世界帮助了我们，人工智能已经不可辩驳地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今时今日，麦卡锡和恩格尔巴特最为核心的冲突仍然悬而未决—— 一种方法要用日益强大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组合取代人类；另一种方法则要使用相同的工具，在脑力、经济、社会等方面拓展人类的能力。需要再次注意的是，若软件和硬件机器人都足够灵活，它们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在程序中为它们设计的模样。

从大学退学的时候，比尔·杜瓦尔（Bill Duvall）就已经是一个黑客了。不久，他“邂逅”了一个身高1.8米、名叫Shakey的轮式机器人。1970年，《生活》杂志（Life）将Shakey称为第一个“电子人”（electronic person），那时的它本该享受自己的辉煌时期。Shakey虽然是机器人，但它更像R2-D2一类的移动机器，而不是《星球大战》中的类人C-3PO。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堆装配有传感器和机动轮的电子设备集合体，起初使用线缆连接其他设备，后来升级到可与附近的大型计算机实现无线连接。

Shakey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可移动机器人，但它却是第一个被设计成能够完全自动化运转的机器人。在这个早期的人工智能实验中，Shakey的设计初衷是具备推理周围世界、规划自身动作并执行任务的能力。它能够在自己那高度结构化的世界中发现和推动物体，并按照预先的规划四处移动。除此之外，作为未来将诞生的众多发明的前身，Shakey被视作那些“更有野心”的机器的原型——用军方术语来说，就是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设备。

虽然时至今日这一项目几乎已经完全被世人遗忘，不过毋庸置疑的是，Shakey的设计师们是当今计算技术的先驱，而这些技术正在被数十亿现代人使用。汽车和手机地图软件采用的技术也出自打造Shakey的团队之手，他们采用的A*算法是目前已知的寻找两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最优方法。在Shakey项目临近结束时，研究任务中又加入了语音控制，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苹果Siri语音服务也算得上是这台设备的“后裔”。就这样，作为一堆驱动器和传感器的集合体，Shakey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杜瓦尔在美国旧金山半岛南部地区长大，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家，曾经参与斯坦福研究所（SRI）的机密研究——这是一个军事智库，也是Shakey的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杜瓦尔读完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部计算机编程课程，两年后，他选择辍学加入父亲工作的团队，这里距离斯坦福大学校园仅有几公里。自此之后，杜瓦尔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圣殿，在这里，大型计算机就等同于最初的神明。

对这个年轻的黑客来说，斯坦福研究所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熟练的程序员们制作出了各种优雅、精密的软件机器。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研究所开发出首批“支票处理”计算机。杜瓦尔加入斯坦福研究所后原本要参与一家英国银行的业务自动化项目，不过，由于这家雇主被合并为一家规模更大的银行，这一项目也被无限期地搁置了。利用这段时间，杜瓦尔享受了人生中第一次欧洲假期，然后又回到加州门洛帕克（Menlo Park）重新书写自己与计算机的“浪漫故事”——他加入了负责Shakey项目的人工智能研究团队。

与很多黑客一样，杜瓦尔显得有些不合群。在高中时期，他加入了当地的一个自行车俱乐部，常常在斯坦福周围的小山上骑行——比电影《突破》（Breaking Away）上映还早了10年。20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的上映改变了美国人对自行车竞技的看法，可是在60年代，骑车仍被视作一种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式运动，吸引的都是人们眼中的乌合之众—— 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独来独往、没有前途的家伙。其实，这样的景象与杜瓦尔的世界观很相近。在上高中之前，他曾就读于半岛学校（Peninsula School），它是中小学的替代产物。这所学校坚持一种不同的教育哲学，那就是孩子应该从实践中用自己的节奏学习。在这里，杜瓦尔结识了一位名叫伊拉·桑德皮尔洛（Ira Sandperl）的老师。桑德皮尔洛是一名甘地学者，也是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开普勒书店的常客；他也曾是美国民谣女歌手琼·贝兹（Joan Baez）的导师，正是他为杜瓦尔灌输了一种独立汲取知识、面对世界的能力。

杜瓦尔是第一代计算机黑客中的一员——这是从麻省理工学院衍生出的一种亚文化，在这里，计算的目的就是计算本身，与机器相关的知识、代码都能得到自由共享。这种文化迅速向美国西海岸“移民”，并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计算设计中心扎下根来。

在那个时代，计算机的稀有与罕见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仅有的几台巨型机器也都“躲”在银行、大学和政府赞助的研究中心里。不过，在斯坦福研究所，杜瓦尔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那台足有一间屋子大小的机器——这台设备原本是为军方资助的一个精英项目购买的，后被用于运行Shakey的控制软件。

斯坦福研究所和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AIL）都隐藏在斯坦福大学后的山丘上，这里有一群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研究人员，他们相信，人类能够创造一种可以模仿人类能力的计算机。对这群科学家来说，Shakey便是未来的一个醒目的征兆，他们认为再过短短几年，科学的突破就能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行动。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东西海岸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圈子里弥漫着一种几乎无限乐观的情绪。1966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启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项目的同时，在美国的另一边，另一位人工智能先驱、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安排了一位本科生着手在夏季项目中进行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领域的研究。

然而，现实却让人失望。加入Shakey项目组之前，杜瓦尔曾先后加入斯坦福研究所其他几个项目的工作。尽管人工智能注定会改变世界，但这位年轻的程序员看到的只是这台机器人勉强能像婴儿一样蹒跚学步。

这个机器人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大房间里，里面铺着油毡地板，有两个放满电子设备的架子。房间里散落的几个盒装物体是它的“玩具”。为Shakey提供“智慧”的大型机就在它附近。Shakey的传感器能够捕捉到它身边的世界，然后进行“思考”——即使是在它那个封闭、受控制的小世界里。在每一次恢复行动之前，它都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发呆几分钟，就像正看着小草生长。此外，它还会频繁死机，有时仅仅运行了几分钟就会耗光全部电量。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杜瓦尔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当时的条件，但他能够预见到这一项目距离完成自动化军事岗哨或观察任务的目标还有好几个光年。他尝试通过给测距仪（一种基于旋转镜设计的笨重设备）编程来找乐子。不幸的是，这个设备也经常会出现机械故障，这让软件开发在错误预测和恢复过程中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快的体验。一位经理告诉他，这个项目需要一个“概率决策树”来完善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因此杜瓦尔花了大量时间来编写一个编程工具，让它能够程序化地自动生成这种“树”。Shakey的视觉系统比测距仪的效果要好。在最简单的机器视觉处理过程中，它能够识别出物体的边缘和基础形状，这是它“了解周围环境并开始活动”的基础。

杜瓦尔的上司坚信，应该按结构化概念打造自己的团队，所以“科学”只能由“科学家”完成。程序员只不过是在底层从事繁重工作的劳动者，这群“码农”的任务是实现上级的设计思路。尽管团队的部分领导似乎打算追求高层次的目标（这一项目以一种军事化的方式组织，级别森严），可像杜瓦尔这样的低等级程序员的生活却索然无味，完全陷入了为机器驱动程序或其他软件接口“搬砖”的工作中。

这样的现实无法得到这位年轻计算机黑客的认可。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机器人是一个很酷的想法，可是在《星球大战》问世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鼓舞人心的原型。20世纪50年代，电影《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net）中出现了一个名叫Robby的机器人，但它却很难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激发人们的灵感。简单来说，Shakey无法很好地工作。不过幸运的是，斯坦福研究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很快，杜瓦尔的注意力就被更有趣的项目吸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