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做大财富蛋糕(3)
可以说，尽管2011年3月就有一些地产商开始打折销售，但这轮降价潮的起点却是从8月的北京通州算起。根据记者此前实地调研，北京通州梨园的房价已经出现实质性下降，平均降幅达23.8%～26.3%，个别房源的最高降幅甚至接近30%。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文森特·库恩认为，中国房地产去泡沫化初见成效，中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不过，有人仍然认为，未来中国30年，地产业仍然是最赚钱的行业。由此看来，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仍然没有降至正常温度。
综上所述，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地产业留下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波浪，不仅形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也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抛开不绝于耳的批评与指责，毫无疑义，地产业增大了社会财富总量，做大了社会财富蛋糕，也转换了社会财富格局，造就了一批笑傲江湖的地产富豪。
五、能源——最后的财富
在改革以来炫人眼目的创富浪潮中，资源类企业也是一道很另类的风景。改革开放至今，声名远播的煤老板演绎了一曲曲惊心动魄的财富神话，也造就了一批身价亿万的富豪，在产煤大省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诸多煤老板富甲一方。
回顾一下煤炭行业改革以来的发展路径，以山西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央对山西煤炭能源发展的基本策略是“有水快流”，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在“有水快流”口号下，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山西煤炭领域。此后随着工业企业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煤炭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地资金特别是富有的温州商人开始向各地煤炭业进军。开新矿，承包旧矿，一时间煤老板搞得风生水起，煤炭产能大大提高。
1993年煤炭价格开始放开，价格双轨制，计划外的煤炭市场初步形成，煤老板们突破了制度的瓶颈，煤炭业开始步入国企与民企同步发展的境地。过量的产能曾一度让煤炭业供大于求，煤炭价格波动下调。直至2001年，煤炭价格由历史低谷逐渐走向复苏，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的民间资本市场又逐渐活跃起来。大量民资涌入煤炭行业。至2008年，山西矿井数量已达2598座，办矿企业高达2200家。
2008年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陷入萧条，煤炭需求陷入低谷，煤炭资源的整合与兼并重组也拉开了序幕。
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重组规划，重组完成后，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2200个，缩减成100个左右。对民营煤矿实行国有控股，将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达到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在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经此一役，许多煤老板才淡出煤炭行业。而山西省煤产业的放开经营到整合重组的过程，也是其他产煤大省煤炭产业发展的大体过程。
大批的煤老板淡出煤炭行业，留下的是一波无法令人忘记的财富故事。诸如7000万嫁女，明星助阵；拥有一打高档跑车；成批的买高档别墅等。2006年10月发布的胡润能源富豪榜中，50位上榜者中有13位是煤老板。
因煤暴富的煤老板，留下了许多神奇的财富故事，在山西，一个不起眼的小煤窑，都能造就一个身价过亿的老板。同样，因煤暴富而闻名全国的还有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的神木。在因煤暴富的神话中，以鄂尔多斯和神木的故事最为惹人耳目。
《中国新闻周刊》于2010年6月2日以“陕西神木因煤暴富亿万富豪能站满广场赌钱一输几千万”为题刊发了记者庞清辉的报道。
报道详细描述了神木煤海的故事，现摘引如下——从榆林一路向北，到神木、店塔和大柳塔，再跨过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到鄂尔多斯市，这条200多公里长的狭长地带被誉为中国的“能源走廊”。鄂尔多斯，被称作“大漠上的迪拜”；而榆林，则被冠以失落的“中国科威特”。
陕西185煤田地质勘探队的报告说，在陕西神木、府谷、榆林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1984年，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榆林人记得这条朗朗上口的电讯。当地也传说当时邓小平下令要保护榆林煤田，要求只能在21世纪最需要能源时才能开采。20世纪90年代初期，榆林的煤也才卖到十几块一吨，末期也不过二三十块。最主要一个原因是陕西的交通不好，往南下不去，向东要路过同样是产煤大省的山西，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很难借道山西，榆林的煤只能卖到甘肃和宁夏。
直到2000年，榆林人坐拥“黑金”，但仍穷得掉渣。一个煤老板，曾经坐拥7个煤矿，最后一共作价百十来万就卖掉了，还嘱咐他这个中间人一定把合同写严谨，省得买了煤矿的人反悔。现在，倒是自己的肠子都悔青了。眼下哪怕只有1个煤矿都富得流油，何况7个。
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樊家河村的樊占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意识到也许煤炭要值钱，1995年承包了村里十几亩荒沙滩办煤矿，每年交给村里2000块的土地费，期满后井口归村委会。1996年12月，横山县矿管局给其颁发了一个面积为5.81平方公里的采矿证。矿名为波罗镇樊家河村北窑湾煤矿，企业性质为集体性质，负责人樊占飞。在那个时期，大量的乡镇、乡村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矿山企业纷纷成立。
小规模矿山的发证权力归市县地方政府所有，而大规模矿山的成立，则需要到省或中央的矿产管理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并且采矿证的转让审批权还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因此，地方政府从控制权的角度出发，不希望小矿山联合成大矿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翻阅的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资料《我国探矿权采矿权发展简史》上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相当一部分的矿产资源需求，让乡镇的矿业企业承担了。这些非国有矿山企业大部分是以集体经济形式存在的，并且为私人所控制。
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订，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矿业权取得是通过“双轨制”，即指从矿产资源所有人国家手中取得矿业权的方式存在有偿取得和无偿划拨或审批取得两种情况。但直到2004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施行时，矿业权的取得大多是以象征性的代价取得，甚至无偿取得。
自2003年以来，除了榆林，包括河北唐山、内蒙古的包头和鄂尔多斯、四川等很多能源丰富的地区，都掀起了个人成立公司圈占资源的风潮。
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逐步市场化，涨得超出很多人预期。加上2003年山西矿难频发，山西煤矿大整顿，全国中小煤矿先关闭再整合。而陕西的煤炭业却迎来了它的焕发期。榆林的动力煤煤质好，2003年以后，煤价从一吨100元一路涨至600元。
这里普通一个煤矿的价值，从80万元卖到200万元，到2000万元，到1.8亿元，再到4亿元，翻着翻地往上滚。
由此，我们可估算，煤老板在那个年代赚的是什么样的钱。抛开诸多负面因素，巨大的地下宝库富了一方水土，也富了一方百姓。
与榆森与神木相连的能源走廊的另一端是鄂尔多斯，同样，鄂尔多斯也是因煤而暴富。
2009年12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内蒙古大学校长连辑在第八届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表示，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古，内蒙古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人均GDP超过了香港。
统计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159.13万人计算，鄂尔多斯2008年人均GDP达10万余元，同比增长19.9%。超过全国2008年人均GDP2.3万元近5倍。香港总人口680万，2008年人均GDP为3.0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但2009年鄂尔多斯人均GDP已经超过20万元。
提起鄂尔多斯市，大多数人都知道鄂尔多斯的羊绒。2001年2月26日，为发挥这种品牌效应，伊克昭盟更名为鄂尔多斯市，以羊绒起家的鄂尔多斯集团给鄂尔多斯带来了名声与荣誉，但真正带给鄂尔多斯人暴富机会的，是近十年来兴起的“黑金”经济——煤炭。
鄂尔多斯这座煤城与山西的煤产业一样，也曾经历过煤产业的起伏，由于高速发展带来的对煤炭的需求，煤价在2003年后开始井喷式上涨。曾经，煤价最低时，1吨煤的坑口价仅为几元、十几元，到2003年，每吨原煤价格约为200～300元，2008年9月，煤价涨到历史最高点，平均每吨煤的坑口价为470元到480元，即使劣质煤的坑口价也涨到两百七八十元。现在，优质煤的坑口价400元，劣质煤100多元钱。
鄂尔多斯市面积8.7万平方公里，约有80%的地下都含煤矿，储量为1万亿吨以上。鄂尔多斯因此迅速成为中国第一个产煤过2亿吨的城市，2008年产煤2.6亿吨，煤炭为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暴富神话。
暴富的煤老板花起钱来也很大方，他们开着悍马、路虎、凯迪拉克、凌志车招摇过市，充分享受着财富带来的快乐。据不完全统计，鄂尔多斯拥有价值500万元以上的宾利、劳斯莱斯、迈巴赫等豪华车超过10辆，百万元以上的卡宴、宝马、奔驰、路虎等有近3000辆。数据还显示，鄂尔多斯每100户城镇居民拥有私家车28辆，平均每5个人拥有1辆私家车。鄂尔多斯每天办证的新车就有100～200辆，高峰期达400多辆。鄂尔多斯一位为老板开车的司机说，当地富豪不再攀比谁的车更贵，而是谁的车是刚刚下线的新款产品。
煤老板们除了热衷买好车外，还热衷于买房。他们不仅买高了鄂尔多斯的房价，还把呼和浩特的房价也炒上去了。也正因为有如此强劲的购买力，在鄂尔多斯市，随处可见正在开发的房产。2005年，鄂市的住宅价格还只是1000多元/平方米，现在已到了3000～4000元/平方米，有的楼盘已经突破5000元/平方米。
鄂尔多斯市长曾揶揄榆林：“鄂尔多斯旁边有个市，资源比鄂尔多斯还丰富，但发展远比不上鄂尔多斯。”
煤老板的暴富也许只是改革中资源类创富的一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许多金属类矿产资源虽然没有煤老板这样形成规模，但因矿致富的例子也不鲜见。而对于国家发展来说，这种不可再生的矿业资源堪称最后的财富。煤老板则在改革的大潮中，留下了一波足以令人警醒的创富浪潮。而这个浪潮至今仍然没有终结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