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是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革。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两个深刻的转变构成：一是体制的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其中经济体制转轨影响着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的变动又促进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二者彼此依赖、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瓦解旧体制创建新制度体系的艰难进程，社会转型也必然推动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转型。

本研究以城市社区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访谈、实地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以社会转型研究为切入点，通过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影响、“单位体育”的发展变化特点、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变革、不同类型社区体育和体育活动点的发展变化状况、社区体育发展趋势、发展建议等内容的研究，旨在为推动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区体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贡献。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

（1）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推进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社会转型具有过渡性、渐进性、整体性、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中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体制”的改革以及“社区体制”的建立，对城市社会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和社区体育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转型推动了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由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

（2）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表现为“五线合一”，即政府系统、体总系统、单项体协系统、人群体协系统、行业体协系统5条线，最后都集中指向“单位体育”，具有4大明显的特点。城市社区体育的崛起，促进了新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形成；完善了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弥补了社会体育组织管理机构的缺位；降低了社会体育管理重心；加强了社会体育管理力量；减轻了单位的体育负担；推动了体育社会化进程；促进了城市社区建设；为社会体育的普遍化、生活化提供了保证。

（3）我国城市居住区分为四大居住地带。居住空间具有以居民个人的经济地位及家庭状况为主导的居住分化不明显，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商业空间和日常娱乐空间重合，新居住地带功能完善程度差异大，单位制与非单位制并存等特点。不同的居住地带构成了传统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综合社区和边缘社区等4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的异质性程度、社区环境和条件、社区管理方式、社区互动频率、社区氛围、社区认同感等均有差异。

（4）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包括政府和社会对社区体育的全方位的管理体系以及基层社区内部的体育管理体制2个层次。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包括领导体系、协调体系、操作体系3大组成部分，市、区、街道、居委会4个层次。街道社区体协是现阶段社区体育的主要协调性组织，体育活动点和体育辅导站是现阶段主要的操作性组织。社区体育基层管理具有政府、单位、社区、居民4方共同参与的特点，其管理重心正逐步由街道往社区下沉；其行政性管理的成份在逐步减少，社会管理的成份在递增，初步实现了城市社会体育由“单位体育”为主向“社区体育与单位体育相结合”的转变。我国城市社区体育选择“渐进式发展模式”较为适宜。

（5）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状况、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条件、社区体育组织管理者、去收费体育场所的人数比例、社区体育经费来源、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和体育活动满意度均存在差异。总体表现为综合性社区、单位社区的体育基础条件、经费投入和体育活动状况优于传统街坊社区和边缘社区，综合社区、单位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和体育活动的满意度高于其他社区。

（6）体育活动点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重要组织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体育活动点形成数量逐步增加，90年代后增加更大。2000年与1996年比较：居民的体育自主、自管、自理意识增强；大规模的活动点数量增加、小规模活动点的数量减少；在公园、体委系统公共场地活动的活动点数量有所增加，在街头、巷尾、学校的体育场地、江河湖畔活动的活动点数量减少；武术、秧歌、健身健美操、羽毛球等项目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气功锻炼的人数大幅度减少；每天持续活动1～3个小时的活动点数量增加；经费来自锻炼者会费的活动点数量增长；活动点的前4位困难是：经费匮乏，场地拥挤、得不到保证，缺少器材，缺乏技术指导者，与1996年相比少了“缺乏统一管理”，多了“缺少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