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省稽查处内幕

◎黎杰

1934年1月，孙殿英率四十一军进攻宁夏。马鸿逵为了抗击孙军，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在防内御外的名义下，成立了全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委任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苏连元兼处长，副官处长马如龙兼副处长。

1934年3月，孙军败退后，军警联合督察处随即撤销。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固原、环县地区，蒋介石调集大军尾追堵截。为了配合其行动，马鸿逵又恢复军警联合督察处，仍以苏连元为处长，另委任海涛、张仲璋为副处长。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酝酿国共合作，督察处又撤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适应抗战需要，第三次恢复督察处，海涛任处长，程福刚、马如龙任副处长。

从以上变化情况看，当时的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是一个临时应变机构。

1940年，蒋介石明令各省设立稽查处，马鸿逵便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改组为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并任命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兼稽查处处长。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的变化，马又把军警联合稽查处改为宁夏省保安司令部稽查处，程福刚仍兼处长。

1949年春，根据国民党中央命令，成立宁夏省警保处，稽查处撤销归并警保处，由马如龙兼任处长，直到宁夏解放。

稽查处的组织系统及分布情况

稽查处的组织机构分布全省各个角落，权威远远超过军法处。

当时，宁夏共有贺兰、永宁、宁朔、金积、灵武、中卫、中宁、同心、盐池、平罗、惠农、磴口、陶乐等13个县，共设立6个稽查分处：贺永分处设在永宁杨和堡，负责贺兰、永宁、宁朔三县稽查工作；金灵分处设在吴忠镇，负责金积、灵武两县稽查工作；卫宁分处设在中宁，负责中卫、中宁两县稽查工作；盐同分处设在下马关，负责盐池、同心两县稽查工作；石嘴山分处设在石嘴山，负责平罗、惠农、磴口、陶乐四县稽查工作；定远营（巴音浩特）分处设在定远营，负责贺兰山到定远营一带蒙、汉地区稽查工作。

各分处又在所辖区内的关卡、渡口、要隘、重镇设置稽查所，即贺永分处下设王洪堡、立岗堡、通昌堡、崇岗堡稽查所，金灵分处下设古城渡、横城渡、峡口、石沟驿、白塔水、宝塔、仁存稽查所，卫宁分处下设广武、石空、陈麻井、莫家楼、新墩、沙坡头稽查所，盐同分处下设同心、韦州、惠安堡稽查所，石嘴山分处下设黄渠桥、红崖子、王元地、新召、磴口、补隆淖稽查所，定远营分处下设三关口、苏峪口稽查所，全省共设置稽查所28个。这些处、所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稽查网。

各分处处长的军衔最低是中校，下设少校主任一人，稽查若干人，书记一人，稽查兵若干人。重点地区，当地驻军还派兵协助执勤。各稽查所设主任一人（上尉或少校级），稽查兵数人。

总处设在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编制为：少将处长一人，上校副处长一人，中校主任一人。处下设总务、稽查、审判三科，一个便衣队，并配属一个宪兵连。各科科长均为中校。

骑兵巡查队，常驻磴口县巴音冒头一带巡逻。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下设宪兵司令部，并专门设立宪兵学校培训宪兵，统一分配全国各地，协助军警单位执勤，各地区、各部队不得自己设立宪兵部队。马鸿逵拥兵自重，因不愿意国民党中央的宪兵进入宁夏，便私自成立了宪兵连，配属于军法处、稽查处指挥。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撤销，宪兵连改为侦察连。不久，侦察连又撤销，编入宁夏省保安处的保安部队。此后，宁夏再无宪兵。军法处、稽查处的执勤工作，由保安处派普通连队担任。

当时，宁夏军警单位的便衣队，除稽查处外，还有总部参谋处、保安处、省会警察局以及马鸿逵直接领导的“高级”便衣队等。这些便衣队，大都由一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和帮会分子组成，社会上公认为都是些扰民害民的坏人。

稽查处的职权范围

稽查处的前身，军警联合督察处，是由十五路军总指挥部、省会警察局、省党部、省政府等部门联合派人组成的。最初，由于总部军法处处长苏连元曾两度兼任督察处处长，实权便由军法系统掌握。尤其程福刚自1940年以十七集团军（是由十五路军番号改编的）总部军法处少将处长身份兼任军警联合稽查处处长后，对人事组织大加调整，凡少校以上官员，都由程福刚主管多年的“法”字系统人员担任。稽查处与军法处的两个班子，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人员相互调用，工作互通声气，权力交织扩大。

稽查处除指挥各稽查分处、稽查所外，各县警察局还受其节制。马鸿逵批准稽查处行使的权力有：紧急处治权；军法会审权；裁判触犯陆海空军刑法及其他法律罪行权；逮捕惩治汉奸、共党、盗匪及一切不法分子权；调派军队、警察协助稽查权；指挥各县政府、警察局、保甲长协助稽查权；限制、取缔非法集会结社权；查禁进步书刊及其他违禁物品权；纠正各部队军纪风纪权；传讯、拘禁与所办案件有关的民众权。

马鸿逵之所以赋予稽查处这样大的权力，主要是为了镇压宁夏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从稽查处的变迁看，每当政局有变，形势不利于他的统治时，稽查处便应运而生。当时，宁夏境内哪个单位“有问题”，马便派稽查处驻到哪里。

例如，宁夏电灯公司由于设备陈旧，发电能力不足，马鸿逵得知这一情况后，仍强迫各商号和富裕住户安装电灯，高价收取电费。有的商号倒闭后不需用电灯，但照收不误，弄得用户叫苦不迭。电灯公司因收费困难，经营每况愈下，工人不堪忍受微薄待遇，常发生逃跑情况。马鸿逵就派稽查处接管，让程福刚兼任总经理。程当总经理后，派官带领武装宪兵按月逐户收费，谁若拖欠不交，即遭拘押严惩。对待工人采用高压手段，发现稍有不轨言行，就严加处治。

再如，“觉民学社”原来是私营秦腔剧团，因马鸿逵喜欢听秦腔，经常到剧院看戏，于是便把“觉民学社”改为公办的“觉民学校”。改学校后，因待遇太低，管理混乱，教练、学生多不安心，时想外逃谋生。马鸿逵为此便将觉民学校交给稽查处严加管理，命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张泽洲兼任校长。当时著名演员沈和中、崔晓中因逃跑被抓回后，关押了1年之久，始准取保释放，仍强制在剧团唱戏。乙班学生李茂中、苗生华逃跑到中宁，被稽查处抓获。稽查处先将他们关押了数月，后奉马鸿逵命令，由程福刚亲自监刑，将2人押解到觉民学校，集合全体教练、学生，鞭责示众。

稽查处的权威，不但对宁夏内部无处不用，就是对国民党中央设在宁夏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和盐税机构，也采取排斥、刁难态度。如阿拉善旗吉兰泰盐池和盐池县惠安堡盐池，国民党中央在宁夏设立盐务局统一管理。马鸿逵眼看这笔大油水被蒋介石捞走，十分眼红，便节外生枝地自行成立了一个“官盐代运所”，命稽查处长程福刚兼任所长。盐商向盐务局买盐交税后，还要向官盐代运所交纳“代运费”。实际上，这个官盐代运所光收代运费而不运盐，增加了盐商的额外负担。谁若不交“代运费”，就难通过沿路的各稽查所。

为了不让“军统”、“中统”特务在宁夏渗透，马鸿逵极力设法排斥。如宁夏的军统特务机构 ——财政部宁夏缉私处，当时拥有武装骑兵缉私队200多人，到处巡回缉私。这个机构明显地在和马鸿逵的稽查处唱对台戏，马鸿逵便在卡压粮秣供应的同时，密令宪兵和稽查人员寻隙殴打、拘押缉私处人员，使他们夜间不敢外出。有一次，缉私队3个人到戏院看戏，稽查处以“身份不明”为借口，将这3人拘押，痛打了一顿。最后弄得这个缉私处在宁夏无法混下去，只好撤离。

再如，军统特务机关宁夏邮电检查所成立不到一年，就被马鸿逵派稽查处上校副处长李树栅接管并任所长，纳入稽查处的势力范围。1943年春，军统特务王某某（惠农县人）携带一部小电台，由吴忠骑自行车来到省城，进南门时被稽查处值勤宪兵查获。暂九师的军需梁万选，曾和王某某在兰州警官学校同过学，知道此事后，便找宪兵连中尉排长陈济鸿说情（梁和陈同院住家，彼此关系很好），陈碍于情面，随将电台私自还给王某某。当天下午，这事被马鸿逵的高级便衣队侦知揭发，马立即下令将梁万选、陈济鸿逮捕。第二天早晨，在谢家寨大操场召集军政官员及驻地士兵约3000余人开会，当场枪决了梁万选、陈济鸿。当时，马鸿逵讲话说：“当部下的要忠于团体，忠于长官。吃家饭，屙野屎的人，危害团体，背叛长官，就是乱臣贼子，罪该万死。”其用意，显然是杀鸡给猴子看，借此警告宁夏的军政人员及蒋介石的特务们：在马鸿逵统治的宁夏，谁要放肆活动，就收拾谁。

“中统”在宁夏设立的公开机构是中国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马鸿逵是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个机构独立办公，自己设有电台，马鸿逵不能干预。有次，调统室电台台长赵印西因霸占炭井事，被中宁夜猫子山群众告到马鸿逵跟前，马批交程福刚讯办。程派宪兵把赵印西抓来问道：“你是哪里的，为什么要霸占老百姓的炭井？”赵刚说出“我是中央调统”几个字，程福刚就大发雷霆，骂道：“我就不爱听什么‘中央’，你是中央，我是什么？是西洋，还是东洋鬼子？”于是再不往下追问，便令宪兵用军棍饱打一顿，押在看守所里。后经调统室主任马效贤说情，才取得释放。

稽查处与中统特务的两次反共合作

蒋介石虽和马鸿逵在利害关系上有矛盾，有斗争，但在反共方面却是一致的。马鸿逵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一贯拥护的，并以此为借口，拼命扩充实力。因此，与军统、中统特务在这方面的合作，便是很自然的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虽表面上联共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其骨子里的反共立场却丝毫未变，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根本没有公开活动的自由。马鸿逵同样把反共当作头等大事。宁夏地区小，人口少，保甲制度和各地的稽查处、所都随时监视着共产党在宁夏的地下活动。

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杨学文（山西人）来宁夏建立地下组织时，是以学校为活动基地。他先后在中卫、中宁、宁朔、省城、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建立了联络点，发展了一批中、小学教师秘密活动。省城的联络点设在玉皇阁北街杜琳家中。杜琳是省城人，抗战开始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毕业后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回宁夏协助杨学文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西门小学教员。

1939年冬，杨学文调走，崔景岳由陕西来宁夏接任工委书记，继续开展活动。中统宁夏调统室调查员李郁华侦知杜琳有进步嫌疑，便密报调统室主任马效贤，马即派李化名林某某打入西门小学任教，利用“同事”关系和杜琳接近摸底。同时，马效贤又向马鸿逵密报，要求协助。马鸿逵当即令稽查处与之合作，全力支援，务必查清。程福刚遂奉命派便衣队长武登魁对杜琳盯梢监视。

李郁华打入西门小学后，伪装思想进步，千方百计接近杜琳，并在交谈中，故意说些不满现状的话，天长日久，遂使杜琳失去了警惕，将崔景岳的情况向他暴露。

1940年春，崔景岳由宁朔县来到省城，一天正在杜琳家中，李郁华于晚上带领宪兵和便衣队把杜家包围，将崔景岳、杜琳一起逮捕。当夜，稽查处主任高中弟会同调统室主任马效贤对崔、杜进行了审讯。多次严刑拷问，崔景岳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后来从江生玉（中宁人，抗大学生）的供词中，得知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并将崔交给江生玉向延安党中央传送的一份汇报宁夏工委组织名单及活动情况的密信，由稽查处少校稽查牟坤同从江生玉家中查获。根据密信名单，对全宁夏开始了大逮捕。

这次，除与此案有关者一律逮捕外，并将从抗大回来的学生也一并拘捕，共捕押了30多人。其中有中卫的孟长有、雍生善等，中宁的姚怀廉、王世同、江生玉等，宁朔的白玉光、王连城（又名王博）、马斯骏等，平罗、黄渠桥的梁振纲、杨天伟等，石嘴山的叶松龄等。马鸿逵还亲自到金积县董府集合宁夏中学的全体师生讲话，并当场逮捕高中一年级学生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3人。全宁夏一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被捕关押的30多人中，有些与崔景岳牵连不大，又不是抗大学生的，经过审查、警告后，准予取保释放。凡与崔景岳有关或是抗大学生，宁夏省党部责令调统室进行“反省”教育，即在监内组织学习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等，写“悔过书”、“脱党声明”，在《宁夏民国日报》上发表。有些胆小怕死的人，便这样做了，得到释放；有些由于是重要成员，被长期关押。

崔景岳、孟长有视死如归，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始终坚贞不屈，拒绝写“悔过书”和“脱党声明”。尤其在法庭上，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们虽然受尽了各种折磨和摧残，但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痛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最后便将他们秘密活埋在省城城隍庙的后面。

破坏宁夏中共地下党组织后，马鸿逵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1940年秋，CC头子陈立夫来宁夏视察时，马鸿逵命程福刚把崔景岳所写的密信原件，呈交给陈立夫带回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邀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吞胜利果实，便积极准备内战，加强反共措施。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密令各省调统室，在国统区的各机关、学校中建立秘密防共小组，以防共产党搞潜伏活动，限期半年内完成。宁夏调统室主任任振华奉命后，便报请马鸿逵批示：“由稽查处协助办理。”程福刚派我会同调统室在全省督察建立这一组织，并责令张翼专办此事。

当时，经过研究决定，先把外县的组织建立齐全后，再建立省会（银川）的。办法是：每到一地，召集由当地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亲自参加的秘密会议，由我和张翼讲述建立防共小组的意义，选择小组成员的条件、纪律等等。小组成员由各单位的负责人指定，并根据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决定是否建立小组或通讯员（5人以上建立小组，设组长1人；5人以下的，只设1个通讯员）。选择的条件必须是负责人信赖的优秀国民党党员，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精明干练，无不良嗜好。

防共小组遵守的纪律很多，最主要的是保密，即在任何情况下，不许暴露身份。任务是，暗中监视本单位人员的言行和与哪些人来往活动的情况。小组成员只许有纵的联系，不许有横的联系。组员受组长领导，只知道组长，组员与组员互不相知。每个县、镇建立一个中心小组，各单位的小组或通讯员受中心小组领导。中心小组由当地稽查分处、警察局、县党部、三青团的主官联合组成，受省领导小组指挥。省领导小组由稽查处和调统室联合组成。

1945年冬至1946年春，先后在永宁、宁朔、灵武、吴忠、金积、中宁、中卫、同心、贺兰、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磴口、定远营（巴音浩特）等15个县镇及其所属的田赋粮食管理处、警察局、军粮局、邮政局、税务局、银行、县党部、三青团支部、县参议会、回教协会、商务会、水利局、汽车站、中学、师范学校、中心小学（在农村的学校未建立）等单位内，共建立防共小组190多个。

4月间，正要准备去盐池、陶乐和在省城继续建立，忽然调统室通知稽查处：“由于目前国内形势的变化，防共小组工作暂停办理。”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很大，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和平、团结、自由，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活动。迫于这种政治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假惺惺地打出“和平、民主”的招牌来敷衍应付。加之防共的行为民愤极大，不得不暂时停止。

建立防共小组，当时只通过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要求条件，私下秘密选编造册的，并未通知本人。原计划先建立组织，再开展活动，后因通知停办，遂形成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的组织。

稽查处对维护马鸿逵统治所起的作用

马鸿逵是集宁夏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惯于用高压手段、恐怖政策统治部下和人民大众。执行这一政策的机构是军法处和稽查处。军法处主要办理大案要案的调查、审讯、判决；稽查处的日常工作是考察军纪和维持地方治安，其具体内容是：

查街 ——每天派官员带领宪兵巡逻街巷，对仪容不周、服装不整或聚赌酗酒以及滋事的官兵予以训斥、拘押、棍责的处分。

查店 ——各旅店留住客商，家住宁夏境内的凭身份证住宿；外来客商要有原地乡以上单位证件，同时要有进入宁夏境界时，经稽查处签发的特制通行证；公务人员凭机关护照，否则一律不准留住。留住的旅客，旅店要注册登记，将证件收存账房，并要在3小时内送交稽查处查验。每晚不但稽查处去查，保安处、警察局也要去查。稽查人员有权搜查旅客住房及所带行李，有权拘留认为可疑的旅客。因此，旅客接受检查时，多提心吊胆，惊恐不安。

查户口 ——每晚深夜都要抽查户口。查时，打门叫户，对照户口牌清查人数，核对性别、年龄。家中来亲友居住，要及时报告，否则，一经查出，即以窝藏闲人论处。

查汽车 ——当时宁夏的汽车很少，定时的客车，只有西北公路局宁夏汽车站一家，该站还有少数私人跑运输的商车。来往路线，南至西安、兰州，北至绥西、陕坝。这些汽车在宁夏境内通行时，必须持有稽查处签发的“汽车通行证”，否则，一律不准行驶。乘车旅客在上下车前，除向稽查人员交验身份证件外，还必须将所带的行李衣物打开，逐一接受检查，接受搜身。上下一次车，光检查手续要达2小时之久。历年来从检查汽车中查获的鸦片、白面和马鸿逵规定的不准出境的“违禁物品”（如布匹等），为数很多。另外，刁难、拘留乘客之事，经常发生。

查飞机 ——当时过往宁夏的飞机，最早是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该公司在宁夏设有办事处（以后撤销）。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十四航空队改编的“中国民航队”和“中央航空公司”，都在宁夏设立了办事处，经营空运业务。飞机可飞往包头、北平、兰州、西安、重庆、广州等地。飞机过往宁夏时，一律要接受稽查处的检查。军政人员、庶民百姓要乘飞机出境，必须事先申请批准才行。1935年，宁夏地政局督办王敏悟，被马鸿逵以贪污罪管押在看守所，王不服，写一份诉状，列举马鸿逵迫害宁夏百姓的八大罪状，让他老婆赵淑贞设法乘飞机去南京向蒋介石告状。赵多经周折，托人买了飞机票，不料临上飞机时被稽查处扣留，并将密藏在衣襟内的诉状搜获。马鸿逵更加气愤，便把王敏悟枪决了。

河运检查 ——黄河流经宁夏境内的各渡口、码头都设有稽查分处或稽查所，过往的船只、皮筏必须停靠岸边接受检查，如不靠岸，即遭枪击。

邮政检查 ——宁夏在成立邮电检查所之前，稽查处每天派一名少校稽查，到邮政局抽查信件和查扣进步书刊、报纸。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日报》以及进步宣传品等，一经查出，即被扣留焚毁。

骑兵巡查 ——马鸿逵的稽查网不但遍布宁夏全境，而且深入到内蒙古沙漠地带。抗战期间，归绥、包头被日军侵占后，日本的百货和沦陷区种植的鸦片烟，以归绥、包头为集散地，走私商人与贩烟土客从归绥、包头两地大量向宁夏、甘肃偷运。马鸿逵为了查缉堵截，便设立了武装骑兵巡查队，归稽查处节制，常驻磴口县巴音冒头一带“缉私”。查获的大量日货、鸦片，都通过上交财政厅而被马鸿逵攫为己有。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