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组织的兴起

欧文的继承者要出现，首先必须有大型组织出现。1870年前后，在两个地方同时诞生了大型组织。在北美，横跨大陆的铁路成为一个管理问题。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拥有全新的目标、业务遍及全国，并且有多个总部的“全能银行”，它们使得传统的结构和观念不再适用，因此提出了管理的需要。

美国的亨利·汤恩（Henry Towne，1844—1924）做出了反应。特别是，他在《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The Engineer as Economist）这篇论文中提出了可以称得上人类历史上的首个管理计划。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效果与效率、工作的组织与工人的组织、市场和顾客决定的价值与技术成就，等等。从汤恩开始，人们开始系统地关心管理任务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

在几乎同一时间的德国，乔治·西门子（George Siemens，1839—1901）在把德意志银行建设成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这个过程中，首次设计了一个有效的高层管理机构，首次深入思考了高层管理的任务，首次着手解决大型组织中的沟通和信息等问题。

在日本，由政治家转变为商业领袖的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1840—1931）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首次提出了工商企业与国家意图、企业需要与个人道德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他还着手系统地解决了管理教育问题，并且首次预见了职业管理者的出现。日本经济在20世纪迅速崛起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涩泽荣一的思想和工作功莫大焉。

几十年后，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前后几年间，现代管理的所有主要方法都已成形。同样，这些也是在多个国家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在19世纪90年代，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开始对工人的工作进行研究。我们如今有很多人都对泰勒老朽的思想不以为然，但他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位不理所当然地看待工作，并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人。他的作业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管理的基础。尽管他研究工人的方法显然没有逃脱19世纪的窠臼，但他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工程或者利润目标出发的。泰勒做这项工作的初衷和动力，首选来自他想让工人们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心的摧残这种强烈愿望，其次是他希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大约在同一时期的法国，一个当时算得上规模庞大的煤矿的负责人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1841—1925）首先深入思考了组织结构，并且提出了对企业进行组织的第一种合理的方法：职能原则。在德国，年轻时在一家大公司里接受训练的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大企业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它对社会和国家有什么影响？它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分别是什么？”当前关于企业责任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拉特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内率先提出并且深入思考过的。与此同时，尤金·施马伦巴赫（Eugen Schmalenbach，1873—1955）等德国人建立了“经营学”（Betriebswissenschaft）这个新学科。此后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例如管理会计、运筹学和决策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数年内“经营学”的分支（尽管不是有意识地划分出来的）。在美国，出生于德国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uensterberg，1863—1916）首次尝试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应用到现代组织和管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