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强学报》

［创刊时间］1896年1月12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1895年12月，康有为在黄遵宪、陈三立等人的协助下，创设“强学会”上海分会。该会成立后，迅速吸收会员，并于1896年1月12日创办机关报——《强学报》。康有为指派其弟子徐勤、何树龄主编。《强学报》为铅印五日刊，免费赠阅，以“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为宗旨。12月，北京“强学会”及《中外纪闻》被查禁后，《强学报》亦遭查禁，仅出3期。

［作者康有为小传］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首领。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光绪进士。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图存三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因受阻未上达。1890年后，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变法骨干。其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1895年赴京会试，时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遂与粱启超等联络十八省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万言书，要求拒约、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该书未能上达。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但未就职。5月，第三次上书，得光绪帝嘉许。7月，与粱启超创办《中外纪闻》报。8月，与文廷式、陈炽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后又至上海设强学会，出版《强学报》，以推动全国变法运动。1898年1月，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主张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4月，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光绪帝颁布“国是诏”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划变法事宜。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899年，在美洲、南洋、日本设立保皇会，宣传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与张勋谋求复辟帝制，失败，终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客。1927年病死于青岛。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创刊词译文］

本局告白

敬告读者：目前的一切正处在开创时期。本报专门以寻求救国图强的学理为目的。所出报纸将派人送往各个地方，则分文不取。待一月以后再收报费。想看《强学报》的读者可到上海王家沙第一间挂个号即可拿到本报。至于时事瓣闻，因限于篇幅，不能多载。等以后再陆续增录。平心而论，并不是我们怕谈国事，个中原因，想必有识之士能够体谅得到的吧。

［焦点评析］

本创刊词言简意短，但语意明确，宗旨不变：“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

《强学报》的政治色彩更为鲜明。创刊号封面上竞注明自己创办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将这个日期冠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中国自古至近代前期，不用西历，都用皇帝纪年。皇帝纪年是封建正朔，不可有丝毫的冒犯。将孔子纪年放于皇帝纪年之前，是有意以此暗寓康有为的借孔子“托古改制”之意，实为惊世骇俗之举。

同一号还刊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因时制宜”、“蠲除积习，力行实政”的上谕。这是一份当时未经公开的“廷寄”，《强学报》将它刊出，并加“附论”，赞扬它是“三百年之特诏”，以之为“中国自强之基，臣民讲求时事之本”。用以发挥维新之要，变法之宜。

康有为“捧读王言”，热望光绪皇帝“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以使“人人可以昌言新法”。康有为借“谕”发挥，宣传变法，很快引起了守旧派的不安和嫉视，京师谣诼蜂起，报纸“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随即奉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封禁的消息传出，张之洞立即嘱咐幕僚电致上海各报馆：“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意，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大凡读过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源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挺身办报，联同志，造舆论，维新变法。虽然三报刊行的时间不长。却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康氏以政治家的姿态步入报坛，把报纸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工具，使报纸与政治运动和政治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以至，“政治家办报”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主潮，报纸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次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中华民族遭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大劫难。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惊，除麻木不仁者，稍有爱国良知的人无不痛愤万状。

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十八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名共同上书，吁请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它标志着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

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其中也包括兴办报业的建议：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日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

之后，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再次提出要“设报达聪”，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有了报纸，可使“民隐咸达，官慝皆知”，并能“通悉敌情，周知四海”。因此，“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

康有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人手来推动变法的：一是设法抓住皇帝，争取最高政治权威的支持；二是在士大夫中“广联人才，创通风气”，以扩大力量与声势。关于前者，他一再不休地向皇帝上书，以求得赏识；关于后者，他的方法是开学会、办报纸。康有为后来这样叙述他的思路：“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携着光绪帝的衣带诏流亡海外。沦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晚年寓居上海。他的政治生涯虽已趋落寞，但在海内外的名望依然很高，因此他依然想有所作为。他不顾67岁的高龄，于1925年2月启程游说各地并觐见了废帝溥仪，拜会了吴佩孚，力图恢复帝制。然而历史的进程已无法挽回，他因此而感到心力交瘁。

下面有个故事，算是题外的话。但也不无意味深长。1925年12月的一个冬夜，康有为费力地浏览着一大叠关于返老还童的中外研究资料。他昏花的眼睛突然被一篇文章吸引住了：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的返老还童手术获得空前成功，他把类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受术者明显感到自己突然年轻了，惰性消失了，记忆力恢复了，80岁的老人可以策马狂驰了……

“大清有救了！”康有为手中的放大镜剧烈地颤动了起来：“让我再活20年吧，龙旗还会升起！”

割睾易腺在当时中国乃是常人不敢思议的惊世骇俗之举。然而康有为根本无视可能产生的舆论压力，翌日即请来自己的好友、沪上名医江逢治。江氏知道他的意图后亟表支持，立即延请了一名擅长此术的德国著名医学博士冯·施泰奈为他施行手术。

康有为仅带了一名老仆，便秘而不宣地离家住进了施泰奈的诊所。

深夜，老仆满面春风地回到已急成一团的康府，笑呵呵地宣布：大人现在在外国医院，安然无恙，十天后便可返老还童！施泰奈博士的外科手术是无可挑剔的，移植给康有为的可能是一只年轻的公猿睾丸。

术后最初阶段，康有为果然觉得精力大增，胃纳大进，脚力轻捷，每天可作长时间的阅读。然而不久，他却发觉自己精力锐减，甚至还不如手术以前，突然衰老的整个肌体像烧空的煤饼一样垮了下来。

施泰奈闻讯后立即开溜。盛怒的康有为便以诈骗案起诉施泰奈。然而还不及法院开庭，康有为即于1927年初匆匆离开了这个令他失望的世界。

［附］康有为遗书两封（译文）

其一遗家人书

我只是为了拯救中国，可怜四万万人的艰难困苦才主张变法以解放他们的，于是受到今天的灾难。我自来到人间，曾发誓，要把人民解救出来，达到天下统一和太平的境地。这种愿望就是历经几世，受尽千辛万苦，屡遭磨难，也不会更改和厌倦。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理解我的心愿，也以拯救人民为己任，虽经灾难，不改志向。宇宙间物质不灭，原来没有所谓“死”，至于说到有无穷劫难，也不过是为了拯救人民而已。世间的合、分、生、死都是通常道理，在生与死之间出入，又有什么奇怪呢？到了这种地步，我已没有什么挂念，一切随它而去。只是我对我的老母与皇上的大恩未报。让我于心不安。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九日

康长素遗笔

其二绝笔告同门

我因为拯救中国的原故，冒生命危险进行变法，现在竟造成失败，只好认命了！但是我的灵魂却哪里是死去了啊！君勉，您是堂堂大丈夫，我的老母。就托付给您，并希望给我家人以照顾。您有能力承担变法改革的重任，望您不要改变志向，工作不要懈怠呀！我的同门中有谁能仗义维护我的家、我的国，我在阴间也要称赞他（任甫若还活着，也一并将这些托付给他）。

孔子生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九日为绝笔告

君勉仁弟并示同门中有志向的各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