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肖克凡(2)
肖克凡是一个情感型的作家,很难说他是长于写什么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金融题材,最近又出现了反腐题材,“文学”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而且许多作家都在争坐某种题材的头把交椅。肖克凡游刃于几乎所有的题材之间,于是他就拥有了自己最广阔的创作空间,他以自己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心,把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展现给他的读者,他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
一个作家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肖克凡现象”真需要人们认真地做一番研究。在文坛多年沉寂之后,凭靠着一股“拗”劲愣“撞”,真也就“撞”出了一番成绩,果然也带有点奇迹色彩了。
天津文学界,高不可攀,不才如我,写了这些年小说,依然不入“流”,再加上自己不争气,至今没有名分。忠义堂上没有座位,状元榜上没有名姓。白丁一名,出无车,入无堂,幸好有外地朋友看我可怜,将我几部被本地高人看不上眼的破小说拿去出版,这才能够于工薪之外多得一把破碎银子,也没有挥霍,买了一间土坯房,聊以遮蔽风雨。
和我比起来,肖克凡更不济了,前些年天津一片喧嚷,说天津文学界后继无人,尽管那时我已经写下几篇向肖克凡学习的文章,但无人理睬,至于肖克凡,那就和压根儿没有这一号人似的。有一阵肖克凡“撞笼”,气得七窍冒烟,肖克凡活像是被收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不熏出一双烂红眼儿,是休想出世了。
肖克凡火气大,见了我就跺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好言相劝。我又不是那种能够打开万把锁的钥匙,没有多少能够打动肖克凡的美好语言,开门见山,只对肖克凡说了一个字:“写!”
2001年冬天,我正在美国,网上每天浏览天津报纸,一条消息使我大为震动。这条消息说,天津设立青年文学大奖,已经请来京津两地专家、学者和知名作家,开始审读天津青年作家的作品,继而提出获奖青年作家人选。这条消息传递给我一个信息,天津终于要承认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再不容忍那种天津文学后继无人的喧闹了。肯定青年作家的成绩,不仅对青年作家是一种鼓励,对于天津文学创作,以至于对于全国文学创作都是巨大鼓舞。天津文学“后继无人”的喧闹,无视天津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其实更是一种不敢面对青年作家挑战的自欺之说。
也是在网上看到,各地专家集中天津,开始审读天津青年作家作品之后,出现了一个大难题,好作品很多,有突出成绩的青年作家也多,名额所限,不知道应该如何提名。在美国看到这条消息,我暗自笑了,在心里对我的评委朋友们说,开开眼吧,谁让这些年你们光注意制造效应的文学明星呢。天津文学界的青年作家方阵,是一支实力派写作群体,这个群体不事声张,不赶时髦,不炒作,不相互吹捧,不出怪招儿,不提口号,不耍花架子,不玩“断裂”,如今天津开始肯定这支强大的文学力量了,如此肖克凡这一些天津青年作家才能得到公平对待。天津青年文学大奖评选结果,肖克凡金榜有名,肖克凡激动,我很平静。我对肖克凡说,早就应该如此,如果早几年天津能够举办青年文学大奖,今年就不会委屈比你年轻的那几位作家了。
肖克凡如今已经很有点知名度了,估计不久的将来,再有开会的机会,他就有可能于会后被念名字“留”下来了,我希望到那时候肖克凡也别忘了他自己的那个信条,还是要“撞”。我对肖克凡说,如今你的成绩只能说是一种状态,来自你的大作品,才是你的成就。以肖克凡的性格,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以肖克凡的创作实力,他更是一个必能写出大作品来的作家。有一次我蒙本镇领导召见,让我谈对天津未来文坛的看法,我说我看好肖克凡,他正在拼命。
这一阵肖克凡很忙,好多事都找到他头上来了,肖克凡心太软,天津人说话,叫“抹”不开面子,好在肖克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写小说,写短文,胡编乱造电视剧,外带写有偿报告文学。这年月大家都想多抓几个钱,我和肖克凡开玩笑,说我们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干,颇似老天津卫的一种小摊,这种小摊还有点品位,拔牙,一个江湖医生,也不打麻药,就是一把钳子,一瓶碘酒,有人不怕疼,一角钱,拔一颗牙。
当然,到这种脏地方拔牙来的患者不会很多,光拔牙难以维持生计,一般这类游医还卖点不值钱的东西。最最不值钱的东西,天津有一种“泡仁果”,就是没有花生果的空花生,一角钱一大包,剥半天,也剥不出一颗花生米来,就是便宜,穷苦人家的孩子买。
做生意要吆喝,这类小摊的游医就大声地吆喝,“拔牙不够挑费,带卖泡仁果!”
当今中国作家大抵如此,有人不凡,说他不如此,他于写小说之外,不卖“泡仁果”,他“委员”。其实“委员”也是“泡仁果”,你不也是写小说不够挑费,才“委员”的吗?
3.闲聊老乡肖克凡
何申
1996年深秋,武汉《芳草》杂志搞笔会游三峡,我和关仁山在北京西客站会齐,等着肖克凡从天津过来。结果他是在开车前五分钟从人流中冒出来,且不紧不慢的样子。于是我就感到克凡很是沉稳。车到保定上来谈歌,他俩跟火药点着了似的连掐带侃起来,又让我觉得克凡还有很活泼的一面。
出游那些天克凡比较多地显示了活泼这一面。和谈歌在一起说笑,话题无边无际,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京剧评戏,煎炒烹炸。在漫长的车船途中,给大家增添了挺大的乐趣。有一天晚上船到秭归,也不知停的是个什么码头,黑灯瞎火像攀金字塔的石阶一般。
连手带脚攀上去,再乘坐“哗哗”作响的面包车,就在那江边窄窄的路上飞驶开来。有几次眼看就要跃到江中,司机的方向盘突地一转,又把一车人拉回了阳间,好生吓人。待到一双脚踏在县城的街道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了。
半夜聚在一家小饭店里,秋风送寒,白酒暖肠,众人喝得口滑,就聊起“文革”前一些现代戏,克凡竟然能将大段的台词流利地背出来。比如有出改编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评戏,这戏一般人都没看过,更不要说记住唱词,但克凡不仅记得住词,还唱了“这包烟叶我不要,你把它送给捷尔仁斯基”这段唱腔。后来这个段子经谈歌挖掘整理,主要由关仁山(仁山是唐山人,唐山是评戏的发源地)演唱,很受文学圈里朋友的欢迎。当时我很惊讶的是克凡出生于1953年,属蛇的,“文革”开始不过念小学五年级,而五年级的小学生若要记住那些台词,必须要有极好的天赋。我的猜想在那次游三峡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克凡聪灵的大脑及闲不住的思维已经不满足于掏自己肚里的存货,他和谈歌开始即兴创作,见什么就编什么,合辙押韵,能说能唱,而且越来越贴近人物贴近生活。终于有一天把一位同行的老兄编得有点承受不了,险些发火。于是他们立刻中止创作及演唱,大家和好如初。
也就是那天在巴东土家族漂流前,从山顶坐滑竿去江边。价钱是一人十块。行至半山腰,抬我的两个人唱,这个老哥好沉呀,呀呀呀,不加钱就掉下。唱着滑竿就往崖边一倾,吓得我就一闭眼。这时后面又有人唱:这个老哥个儿好大呀,呀呀呀,然后就听克凡喊老何咱俩加钱吧,要不这多危险。结果我俩加了二十,才安全到了江边。
江边都是半大孩子,手里拿着一袋袋瓜子,群猴般抓住让你买,那真是典型的强卖。克凡穿得潇洒,天虽冷,但深烟色西装敞怀,内里是雪白的加厚衬衣,像有钱的大款。加上他个头大目标大,就先被团团围住,时间不长,克凡就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喊所有零钱已经全部给你们啦,我也不要瓜子啦。那次漂流是很惊险的,撑船的汉子几次只穿一条短裤跳下水推船,把我们紧张得不行。回到县城坐在江边的饭馆里,吃到半道,克凡竟脱了个光膀子,大喊大叫地喝起来,这时不像大款,倒有点像船老大了。
克凡的这些举止,让我感觉到天津卫男子汉的特点。天津古来多水路码头,吃码头饭的人强悍豪爽且能言善辩。即使后来环境变化,但民风遗俗仍影响颇深。其中能说能侃又叫能筛,是一大功夫。不过,若肚子里没点墨水没点绝活,你就是长八张嘴也没用,在众人中也显不着你。我看克凡应该是打小就有这个能耐。后来一打听,还真是这么回事。他没上学在院里玩时,一旁有几个学生背课文,怎么背也背不下来。过了一会儿克凡说我都背下来了,你们怎么这么笨呢。人家不服,他“叭叭”就背,都不带打哏儿的。我见过克凡与朋友筛时,先是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其间就埋着伏笔,待到一定阶段,情节突变,语言激烈,真就有点说书的味道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天津说书的特别多,即便不花钱进书场,随意找个小花园就能听到说书的。后来我和克凡住一个房间时,我问他小时候住在哪里,他说了好几个地方,我一听都极熟悉,离我家都不远。按老天津人讲,那曾是日租界和英租界。说来绝没有一点崇外思想,实际情况在那摆着,这些地方不论居住环境,还是文化环境相对是好一些。这其实也给克凡后来的津味小说作了注脚。20世纪50年代乃至“文革”前,在那些洋楼和楼群形成的地域里,昔日的痕迹不仅随处可见,而且还极强烈地熏染着你。克凡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加之他爱看书且记得住,故他编起往日的人和故事,自然得心应手。
这些年天津作家写津味小说的有两大高手,一位是林希先生,一位就是肖克凡。我对他俩的小说都很喜欢。林先生出身于旧式大家庭,作品读起来要一点点看其神秘之处,因为一般人不了解那种富人生活。而克凡则明显地写平民较多,描绘了一幅幅社会底层的生活画面。我读着有时会问自己,这些事我也听过,咋就没像人家那样留心收集起来呢?显然克凡是个有心人。我想林先生和克凡的这批作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发珍贵。
据我所知,克凡的青少年生活应该说不是很欢乐的。我想他也不忌讳我在此披露一点,即克凡六岁时,他的父母就离异了,尔后他是跟着姥姥、奶奶长大的。须知那个年代可没有如今这么高的离婚率,身边没有父母的孩子,往往从小就要经受大院里楼道里没完没了的议论,且克凡上无兄姐下无弟妹,按相声里的话说那是“孤独一枝”,这种孩子玩时缺少伙伴还好说,一旦在胡同里挨欺负时最可怜,没人帮呀。克凡说他曾受过这种欺负。但据我分析,他大概很快就度过那个阶段。克凡身高体壮,大了长到一米八几,估计在年少时就要比同龄的孩子高上半头一头的。说心里话,我实在不忍心想象克凡这样的人小时候被欺负,当然也不希望他欺负旁人。以克凡的为人,他一定会有不少好朋友,他们的兴趣会较早地从孩童间的打闹转移到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