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批评：中国与世界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本书在美国汉学发展的宏阔视域下系统评述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历史背景、阶段特征、主要成果、方法理路，并由此展开中美苏学比较，在中西诗学对话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美国汉学界对苏轼诗词、文赋、书画、政治哲学思想、文艺美学思想、贬谪心态均有独到见解，中美苏学在学术话语、理论视角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引发对中西文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以西方理论话语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契合性、跨异质文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的思考

历史想象即诗人对历史的诗意想象。唐代诗人成功运用历史想象的技巧，将历史因素转化为诗意要素，形成了唐代历史诗歌的繁荣。本书从接受想象与创作想象两个层面，勾勒出唐代历史诗歌的艺术特征，探讨作为历史知识接受主体的唐代诗人，想象历史情境，理解历史意义，形成理解并解释的历史意识的过程；探讨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唐代诗人，把接受并理解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融注于心，将历史材料酝酿加工，创造出诗歌历史意象的过程。

本书以中国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的乡村空间书写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乡村空间书写的对象和特点，厘清了乡村空间书写流变的历时轮廓，深入地阐释了乡村空间书写流变映射的乡村社会与文化变迁，进一步解读了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著作丰富了乡村小说的研究内容，扩展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

消化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某些合理内核，针对现代诗的接受困境、难度进行问题清理；抓住现代诗接受的特异性、开放性、有界性，展开自己的回应。在中西接受比较的汇通、平行基础上，返观古今诗歌的接受差异；讨论现代诗接受主体的裂隙、局限；质询接受中的特点、难点、瓶颈、影响因子、特殊路径、有效性及经典化；分析“阐释共同体”的接受前提、“心得意会”的接受心理机制、以趣味为中心的接受趋势；提出接受的“哑铃模型

英国19世纪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的语境中，本书以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文本为中心，考察“趣味”概念在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发展轨迹，尤其关注上述阶级焦虑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科学、音乐、美学等）之间的对话，以发现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是如何获得自身的文化认同并成为英国19世纪文化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有关“趣味”话题的讨论早已成为大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与公共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因此，就

本书在国内学术界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探讨了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精细入微地考察了法国学派实证批评中所蕴含的审美精神，而且稳健扎实地阐析了美国学派审美批评中的实证精神，从理论上澄清了多年来人们对发过比较文学实证方法认识上的误区，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相容性与共通性，进而有助于全面理解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

“革命”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对新诗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影响极大。“革命”既是新诗研究的参照物也是研究的对象，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处于传统革命观念的笼罩之下而缺乏超越性，缺少关于新诗革命话语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革命”之于新诗的意义，一是作为新诗外部处境的革命，二是作为新诗写作核心语汇、表达现代汉诗之普遍性追求的革命，三是作为新诗特征后果的革命。革命话语包括以革命为核心词的一套相关语汇

本书集合王兆胜、李琳等多位学者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相关论文。它立足于中国立场，以历史性态度、世界性视野、前瞻性眼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理论与方法进行辨析，寻找其内在规律，评估其功过得失，为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启示。这里既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探讨，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文论学科发展现状的宏观描述，还有对热点和前沿问题的追踪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微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