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命题，它以阐释的客观性和意义的确定性为核心，在不确定性思潮泛滥的当下被不断激活；它不同于独断专行的法则或律令，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取向，不断涉入更广阔的文化精神领域。本书从概念内涵、历史谱系、建构路径、本体形态、实践策略等不同向度切入，对文学阐释的“边界”问题加以深入分析，由此展开对当代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生态的批判性反思和话语重估。本书的目标，

“先锋”与“民间”，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中重要的两极：前者追求叛逆、前卫、飞扬、超越，后者则呈现出自然、鲜活、原始、本真；前者求新思变，后者则固本溯源。本书围绕“先锋”和“民间”话语展开，从话语理论的探讨和文学批评实践出发，结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湖北地域文学批评等前沿问题，从点到线、由线而面，将经典作家个案解读、现代诗歌转型研究、特殊文学思潮现象分析、整体社会历史文化观照等统摄起来进行考察，

在古代文明世界，印度和中国各自创造独具一格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设立十二个论题，对印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中印两国古代文学理论表现形态迥然有别，而基本原理贯通一致。

本书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土壤，从多个方面入手考察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批评与实践经验，既有纵向的史的线索，也有横向的中西文论对比研讨，还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全书试以宏观视野分析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文体学已趋繁荣，但是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演变情况的研究尚较薄弱。文体发展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研究角度也有多种。概要说，不外乎内因论和外因论二途。本书属于前者。其主要内容有：（1）吸收学界文体内涵论研究成果，界定“文体”内涵。（2）分析文体发展演变论研究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中国古代文体之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的原因，以图纠补。（3）提出并论证单纯文体、复合文体与大成文体等概念，尤其探讨了大成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20世纪40—70年代小说对乡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想象充满丰富性和复杂性，或以乡村现代的本土性想象方式重建乡村人情伦理秩序，或以乡村阶级、革命意识思索干部、望城青年的主体性，或以德性标榜的叙事让未来社会的想象失去实践可能性。话语的显隐、叙事的裂隙等，让识字、卫生、效率、技术等表征现代性特征的话语变得多义。作为一种想象新社会秩序的文学，对乡村社会主义的认同、热爱和想象，让这段文学充满青春气息、

《中华文学史料（第七辑）》结合2019年、2020年两次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年会的近百篇论文，根据参会作者的意见和论文的质量情况，从中精选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既能体现“中华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能体现“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及中华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与可能性。

作为文学评点大师，金圣叹关心的是一部作品的文本优劣，探寻的是文学形式本性。他主要采取以文观文的方式，分析文学作品美丑利弊，揭示作者行文用心，指点读者赏文门径，从而展示文学文心之美、文辞之美、章法之美、分解之美。本书力图总结金圣叹形式批评的特点，探讨他如何透过形式把握文本意蕴，如何在艺术和科学之间寻求感注与理性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