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视角下的中德关系（1990～2013）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书以大航海时代下全球殖民扩张为广阔背景，以俄日互识为切入点，有序探讨两国早期关系的发端、发展、延续、突破与延伸，呈现两国之间“好奇”“试探”“警惕”“接触”“冲突”与“睦邻”的历史过程，总结出俄日早期关系史的显著特征（特殊规律）和依循的历史普遍规律。本书立足于全球史和东北亚区域史的历史记忆，构筑自成一体的世界史视野下的俄日早期关系史叙事体系。

本书在当前全球化、地区化、跨学科的背景下，主要突出国际问题学科定位，使地区研究成为联结国别和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层面和节点，地域无问东西南北，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新地区研究”引领地区研究风气之先。本书依托云南大学特色鲜明的中国西南面向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力量，同时这一研究面向的东南亚南亚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经略的重点地区，其大量主题既具有显著的地区特性，也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意义。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当前欧洲正处在异常艰难的时期——欧债危机余波未平，国际政治－安全危机接连爆发，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趁势崛起，英国脱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进一步扩大——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和最大经济体，在欧盟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本书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剖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总体框架，以期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同属中欧地区，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层层交错。冷战后，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地缘因素变得十分活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曲折，也使得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对其邻国德国抱以更多外交和发展期许。本书不仅从历史、地缘和文化角度对“中欧”概念做了追溯和分析，而且深入探讨了冷战后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四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共九个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宋代东亚秩序错综复杂且风云变幻，海上丝路空前繁荣并发生了深刻变革。该书探讨宋代东亚秩序和海上丝路的若干问题，讨论了宋朝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与应对、对国内社会和少数民族的控制措施、宋代海上丝路新格局、福建和浙东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的形成、海洋知识与海洋意识的新变，以及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等问题。该书对推动宋史和海上丝路的研究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将明初近70年的中琉关系置于东亚区域秩序演进的整体视阈下进行探讨。通过搜检关联性史料，依托奉天门晓谕、杨载凿空、李浩市马、梁民出使、地保奴移居、吕渊使日、柴山渡琉等重要交往事件，分析明朝与琉球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兼及其与北元、高丽、朝鲜、日本、倭寇等的内在联系，尝试构建立体、动态、系统的“明初中琉关系相”，借以凸显明初东亚国家关系的广泛联动性和区域秩序构建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