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与缔约：俄国早期对日交涉（1697—1855）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SecurityTreatyOrganization），简称“集安组织”，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本书系统梳理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国际互动，为考察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断发展，在维护欧亚地区安全方面不容小觑。

中泰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双边关系在“中泰一家亲”的传统情谊基础上持续深化发展，稳步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树立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新目标。本书从中泰友好交往的历史沿革出发，聚焦“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新动力，透过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地缘政治博弈、泰国发展模式变革下的内政外交演化、数字化浪潮下的中国形象塑造等多元视角，客观全面展示了新时期中泰关系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并为更好促进双边友

近年来，世界主要力量纷纷与中亚建立“5+1”合作机制，这一新的多边合作模式成为中亚多元化外交的标配。五国将此作为地区博弈的重要砝码，域外力量则希望借此扩大对中亚的整体影响。西方与中亚“5+1”合作机制建立时间早、覆盖领域广，发展成熟，是各自中亚战略的主要实施工具。本书梳理了日本、韩国、欧盟、美国与中亚“5+1”合作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政策目标，对其战略本质和共有规律进行了总结。中国与中亚的“5+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