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平洋序曲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一个最古老，一个最年轻。这两个国家产生交往，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中美两国的交往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现对方，拓展关系，互相痴迷，修正关系。对中美两国来说，人的冲动本性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促使美国最初突然将贸易转向亚太地区的原因，是一个基本的、客观的却又经常容易被人遗忘的商业现实。18世纪80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刚刚独立，虽然美国官方宣布中立，但其贸易商船却被困在了英法战争的炮火之中。美国的船长们经常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骚扰。英国皇家海军扣押了美国的数百艘船只，没收了他们的货物，并强行将美国船员招募入伍。因此，美国的船主们急于在海外寻找其他市场，尽可能远离麻烦多事的欧洲人。1787年，时任英国驻费城领事的菲尼亚斯·邦德（Phineas Bond）在报告中写道：“在美国贸易处于受限制的状态之下，企业主们会自然而然地从事对其开放的、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1]

有两个幸运的日子需要我们记住，因为这两个日子让美国人看到了海外贸易获救的希望。1785年5月11日，从远东归来的“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驶入纽约港。“中国皇后”的货舱里装满了茶叶，是第一艘抵达广州及其商行的美国商船。费城是当时美国的首都，5月16日，《宾夕法尼亚邮报》随即在当时的首都费城发表报道称：“商船满载而归，它预示着我们即将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将不用再与欧洲开展那些麻烦而又不必要的生意活动，这些生意活动严重损害了我们日益崛起的帝国的利益。未来的前景，既幸福美好，又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辉煌。”[2]“中国皇后”号的这次旅程耗时十四个月零二十四天，航行了32 548英里[3]。

1787年5月22日，当“大特克”号（Grand Turk）的船帆隐约出现在海平面上时，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欢天喜地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大特克”号是新英格兰地区第一艘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欢呼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船主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4]。德比很快为其船上的货物，如茶叶、瓷器、丝绸、珠宝、艺术品和餐具等，找到了一个大有前途的市场。从各方面看，德比都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与德比的其他几艘船一样，“大特克”号也曾是一艘私掠船，船上装备有28支枪，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与英国皇家海军周旋。

很快，美国人的船队开始定期往返广州。它们满载西班牙金银锭、皮毛、小麦和人参（一种生长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芳香草本植物，备受中国人推崇）。后来，印度鸦片也被列入了货物清单。到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商船在广州进出口货物的吨位，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791年，为寻找抹香鲸，美国人的捕鲸船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水域，进一步增强了年轻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到了1830年，美国已成为全世界实力最强的捕鲸国。总而言之，这是美国的航海时代，充满了戏剧性的遭遇，这种传奇色彩在帕特里克·奥布莱恩[5]系列小说《怒海争锋》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对船主和船长们而言，太平洋贸易有风险，但回报丰厚。180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塞勒姆出人意料地成为美国最富庶的城市，慷慨实现了该市的座右铭：“驶向富裕东方最遥远的港口。”中国贸易教父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据传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百万富翁。海关职员纳撒尼尔·霍桑[6]也是塞勒姆人，他对这位教父的富裕程度作了记载。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有人对历史记载的75位最富有者进行评估，德比的排名是第72位。以当今美元估算，他的财富约为314亿美元。

德比留下来的遗产既有金钱上的，也有文化上的。他是最早重视中国瓷器文物的美国人之一。“大特克”号船长在广州时，曾委托订制了一套印有花押字母的171件餐具，一套101件茶具，还有一只大酒碗。大酒碗上画着德比的商船图案，还有“大特克”号和“1786年广州”的题字。最初，这只大酒碗被送给了“大特克”号上的官员们，后来被德比的儿子捐给了塞勒姆埃塞克斯研究所。埃塞克斯研究所成立于1799年，存放着一批记载美国与东亚建立商贸联系的完整档案。今天，埃塞克斯研究所被改成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拥有130万件藏品，其中包括一座一位清代富商的民宅——“荫余堂”。这座宅院从安徽原址拆除，拆下来的物品被一件件运到塞勒姆，然后再照原样复原而成。这一文物迁移工程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允许。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当代美国政府在许多政策上以亚太为中心，其根源或许就隐藏在塞勒姆市的码头、商店以及早已弃之不用的塞勒姆老海关大楼。

后来，波士顿取代塞勒姆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贸易港口。波士顿的港口设备更先进，可以更好地处理驶往东方的快船，这些快船偶尔会装载印度鸦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大批财富，包括福布斯、罗素、斯特吉斯和德拉诺等家族的财富，都源于鸦片贸易。然而，提到鸦片贸易，当代出版的美国文献资料却经常将其与英国挂起钩来。1843年5月，美国政府获悉，英国人与中国谈判成功（有人则称其为敲诈勒索），签署了《南京条约》，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其中一项条款是，除广州之外，中国同意再开放宁波、厦门、福州和上海四个口岸与英国商人进行贸易。

1845年2月27日，在海上航行211天后，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美国船队停靠在了澳门。坐在“白兰地”号护卫舰上的是凯莱布·顾盛[7]，他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律师和国会议员，当时被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专员兼特命全权公使”。顾盛从总统那里接到的命令是：获得五个贸易港口的进出权，并“享有与英国商人同等的优惠条件”。[8]

顾盛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索尔兹伯里。顾盛成才很早，17岁时便从哈佛大学毕业。1824年，顾盛来到纽伯里波特市定居，从事律师工作。作为一名忠实的辉格党成员，顾盛被派往中国前，曾入选州议员，之后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启程前，顾盛期盼能与天朝皇帝会面。他意气风发，一身着装气派不凡：“蓝色少将大衣，鎏金扣，加有少许刺绣装饰；下身穿金色条纹裤，脚踩马刺皮靴，头戴一顶缀有一根白色羽毛的帽子。”[9]然而，顾盛这位“伯爵”并没能见到“天子”。顾盛前往北京面见皇帝的请求遭到拒绝，也就没有机会将泰勒总统祝愿天子万寿无疆的“和平友谊”信函递交上去。中国的“天子”派遣曾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的耆英总督与顾盛进行谈判。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在澳门附近望厦镇的一座寺庙里缔结了一份条约，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俗称《望厦条约》）。条约允许美国人自由进出已向英国开放的五个口岸，并向美国新增一条至关重要的特权：治外法权。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只受美国法律的约束。顾盛对这一条款的评价是：“允许非基督教政府拥有对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的支配权，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10]此时，虽然鸦片贸易被宣布为非法，但“一定数量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在继续”。[11]

波士顿的商人们可自由从事茶叶、瓷器和棉纺织品的贸易。很快，在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12]的马萨诸塞州工厂里，便开始大批生产棉纺织品。快速大帆船在中国的商行、纽约和伦敦的码头之间定期往返。哈佛大学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3]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1921年，他针对新英格兰地区与东亚整体下滑的商业贸易趋势，感伤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与古老中国开展的贸易曾为波士顿的商业复兴奠定了基础。如今，除了保留着对桂圆、马六甲肉骨茶和烟熏小种茶的喜爱之外，波士顿与古老中国曾经开展过贸易的痕迹已荡然无存。”[14]

随着与远东地区的商业联系减弱，波士顿开创了一项重要而又新颖的活动来纪念曾经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这在新英格兰地区尚属首次。为庆祝顾盛签署的里程碑式的《望厦条约》，波士顿市于1845至1847年间在华盛顿大街的马尔伯勒教堂举办了一场名为“大中华博物馆”的展览进行庆祝。这次展览具有划时代意义。费城也不甘落后，紧随其后在该市一家私人博物馆推出了“中国万物展”，其中包括文物、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绘画作品以及一批仿造的中国商铺。这些藏品的收集者是内森·邓恩（Nathan Dunn）。邓恩是一名商人，教友派信徒，曾去过中国，并在广州居住过8年。费城这家博物馆于1838年开放，公开宣称其宗旨是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文化。由于邓恩从未涉足过鸦片买卖，中国人对他很友好。中国人通过找人，帮助他进入了一些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文物收藏领域，邓恩从而得以搞到一批其他西方人接触不到的艺术品。1838至1842年闭馆之前，邓恩的“中国博物馆”共接待了10万余名访客，卖出去50 000件一级藏品。之后，邓恩的博物馆迁到了伦敦。据说，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曾对该馆丰富的藏品赞不绝口。1844年，邓恩去世，其馆长则带着藏品在英格兰四处巡展。再后来，这些藏品有的被拍卖，有的被私下出售。其中一位买家是巴纳姆[15]。

相比之下，波士顿“大中华博物馆”的宗旨更为宽泛，旨在展示“世界最古老、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景象、农业、艺术、贸易、习俗和习惯”。[16]一位艺术评论家称呼该馆为“陶瓷王国”，以此来吸引那些对中国陶瓷感兴趣的参观者，这批参观者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在与进口中国陶瓷餐具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

纽约工程师约翰·小彼得斯（John R. Peters Jr. ）曾是顾盛签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将自己的收藏品送到了博物馆的展览上，而且似乎还参与了博物馆展览目录的编写。[17]根据约翰·罗杰斯·哈达德（John Rogers Haddad）有关美国与中国早期交往的记载，彼得斯参加顾盛代表团，实际目的是希望在美国政府的主持下，自己能够向中国人展示并解释“美国艺术和生产的各种模型与样品”，[18]包括美国人发明的各种省时省力的器械设备。反过来，彼得斯也希望能够从古老的中国那里获得有益于美国的物品和信息，从而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占得先机。

美国人设想，中国人会把自己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外国有先进的武器，而具有机械天赋和经商头脑的约翰·彼得斯将向中国展示诸如蒸汽船、火车头、电报、煤气厂之类的美国机械模型，说服中国向美国打开贸易之门。正如顾盛向耆英总督所解释的那样：

据阁下所知，战争技术和航海技术在现代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所有这些技术上的改进都在我国得到彻底和广泛地采用和实践，丝毫不逊于欧洲。如果贵国政府想要获得工程、造船、蒸汽机、军队纪律、武器制造或任何其他学科的书籍，我很乐意将这些书籍呈献给您。我还可以向您呈上贵国建造欧洲和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争工具的模型。精通这些技术的工程师可以为贵国服务，为贵国政府建造船只、轮船、大炮和各种武器。贵国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在中国或美国制造这些技术工具。[19]

顾盛并没有在其记载中提到彼得斯最后到底有没有将他的模型呈献给耆英总督看。但是回到美国之后，当“大中华博物馆”在波士顿开放之后，彼得斯得以实施其计划的后半部分。“大中华博物馆”展览旨在展示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同时也试图说服波士顿当地的企业家，中国政府的官员是波士顿“婆罗门”阶层人士的理想贸易伙伴。

博物馆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盏明亮的灯笼，一条巨龙在上空盘旋，一幅幅、一卷卷精美绝伦的画作展示在众人面前，这一切，都让来访观众惊叹不已。除了彼得斯提供的中国艺术品之外，展厅里还展出了身穿中国服饰的立体人体模型。第一展柜展示了中国皇帝，身穿黄龙袍，端坐在龙椅上，正在签署《望厦条约》。第五展柜展示的情景就不这么体面了，一位有钱人正在家里吸食鸦片。展品目录里探讨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历史。并且，义愤填膺地声称，是英国人无视中国皇帝的禁令，纵容害人的鸦片贸易。小展柜展出的则是那些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物品：瓷器、珐琅、刺绣、各式模型和实用器皿。展览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一幅两米多长的广州全景图了，里面画着当地一些有名望的富商和耆英总督。展厅里，还有两位身穿“民族服装”的广东人，其中一人讲英语，自称“书法大师”，负责解答现场观众的提问；另一人是个音乐家，曾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他负责唱歌，演奏不同乐器，为展览活动增添了逼真的气氛。当地一位记者满怀热情地写道：“有谁不喜欢到中国去呢？有谁不喜欢行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到当地民宅里体验风俗民情，并品尝美味可口的燕窝粥……或使用真正的中国茶具，与真正的中国人一起啜饮纯正地道的小种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会有谁不渴望去看看这个神奇的国家，看看那里众多与众不同的事物以及那里与众不同的人？对我们来说，由于缺乏商业眼光、再加上时间和交通工具上的限制，一直以来我们无法去中国旅行。现在好了，‘大中华博物馆’展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了解中国的机会。”

博物馆入口处装饰着一个雕漆鎏金飞檐，飞檐两旁挂着两盏龙灯和两块匾额，匾额上写着中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年仅15岁的艾米莉·狄金森[20]也参观了这场展览，当时狄金森正住在波士顿的亲戚家。狄金森为自己和妹妹索要了两张写有“书法大师”墨迹的明信片。正如狄金森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言，她将那两张明信片视若珍宝。那位广东人的演唱和演奏，让狄金森觉得非常好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笑出来。“但是，他非常彬彬有礼”，“他的演奏让她深受启发”。但是，最让狄金森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那位音乐家告诉她，让他戒掉鸦片瘾的是“自我否定”。日裔美国学者鵜野广子（Hiroko Uno）推测狄金森一生离群索居、自我否定和舍弃欲望生活方式，或许是受到了那场展览的影响。[21]第四展柜对儒家、道教和佛教思想做了阐释，让狄金森痴迷不已。正如在导览手册里介绍的那样，佛教的核心教义是“万物源于虚无，归于虚无。灭是一切幸福的顶峰，涅槃是万物苍生最终的归途”。[22]

鵜野广子进一步解释说，艾米莉·狄金森认为神灵是一种神秘而又普遍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具有讽刺性和自相矛盾之处，这种思想在她的很多诗歌里都能够找到反映。除此之外，在狄金森的诗歌里还融汇着她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反思。比如下面这首诗歌：

他的思想，如东方的织物，

展示给世人深深的绝望，

只有偶尔，在某个角落，

才会有一个谦卑的买家。

它的价值非黄金可比，

却比黄金更难得——

真正的代价，是

让人领悟它的价值，

这就是它的全部。[23]

狄金森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阿默斯特，很多诗歌都是她在梳妆台梳妆时吟诵而成的。我们可以从狄金森的许多诗歌中找到例证，证明这位优秀的神秘主义诗人已经预见到了远东地区具有非物质上的魅力，会在将来吸引一大批西方人去关注其美学和诗学上的财富。

[1] 见琼·麦克卢尔·穆吉（Jean McClure Mudge）著《1785年至1835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瓷器》（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1785—1835. 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nd edition, 1981），第35页。

[2] 见琼·麦克卢尔·穆吉（Jean McClure Mudge）著《1785年至1835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瓷器》（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1785—1835. 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nd edition, 1981），第25页。

[3] 约合52 380千米。

[4] 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美国殖民时期商人，拥有一支私掠舰队。他拥有的“大特克”号是新英格兰地区第一艘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船只，这不仅使他成为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首屈一指的富商，也一度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

[5]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1914—2000），英国作家，以描写拿破仑时代海战和海军生活的《怒海争锋》系列小说闻名。这一系列共有20本小说，主人公是英国海军船长奥布雷（Aubrey）和他的朋友马图林（Maturin）。

[6]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19世纪美国小说家，其代表作《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是世界文学经典作品。

[7] 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835—1843）和美国司法部部长（1853—1857）。1843—1855年，受约翰·泰勒总统任命，担任首任美国驻华专员。1844年，顾盛与清朝的耆英总督签署了《望厦条约》，这是美国和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8] 郭平佳（音）（Kuo Ping Chia），“顾盛与1944年《望厦条约》”（“Caleb Cushing and the Treaty of Wanghia, 1844”），《现代史》（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5卷第1期（1933年3月），第34页。

[9] 见杰克·比钦（Jack Beeching）著《中国鸦片战争》（The Chinese Opium War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第174页。另见泰穆·鲁斯克拉（Teemu Ruskola），“广州不是波士顿：美国帝国主权的诞生”（“Canton Is Not Boston: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57卷第3期（2005年9月），第870页。

[10] 克劳德·摩尔·富斯（Claude M. Fuess）著《顾盛的一生》（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3），第1卷，第438—439页。

[11]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著《1783—1860年马萨诸塞州的海事史》（A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79页。

[12] 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1775—1817），美国商人、实业家，专门从事以纺织品为主的国际贸易。19世纪初，洛厄尔发明了棉纺织机，并成立了全美第一家纺织厂。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3]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美国海军历史学家。1912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教书长达40年。因著有《哥伦布传》（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1942）以及1959年的《约翰·保罗·琼斯：一位水手的传记》（John Paul Jones: A Sailor’s Biography，1959）而获得普利策奖。受罗斯福总统委托，他在1947至1962年间出版了15卷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1951年，莫里森以后备役海军少将的身份退役。

[14]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著《1783—1860年马萨诸塞州的海事史》（A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79页。

[15] 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1810—1891），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1842年在纽约开办“美国博物馆”，以奢侈的广告和怪异的展品而闻名。

[16] 见1847年1月1日波士顿地图，转引自罗纳德·J.兹博雷（Ronald J. Zboray）和玛丽·萨拉奇诺·兹博雷（Mary Saracino Zboray）的文章“在‘瓷器王国’和巴纳姆之间：1845—1847年波士顿的中国博物馆”（“Between ‘Crockery-Dom’ and Barnum:Boston’s Chinese Museum, 1845—1847”），《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56卷第2期（2004年6月），第272页。

[17] 见1847年1月1日波士顿地图，转引自罗纳德·J.兹博雷（Ronald J. Zboray）和玛丽·萨拉奇诺·兹博雷（Mary Saracino Zboray）的文章“在‘瓷器王国’和巴纳姆之间：1845—1847年波士顿的中国博物馆”（“Between ‘Crockery-Dom’ and Barnum:Boston’s Chinese Museum, 1845—1847”），《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56卷第2期（2004年6月），第274页。

[18] 顾盛档案（Caleb Cushing Papers），1843年5月27—31日文件夹，第39箱，国会图书馆（Manuscript division, LOC）手稿部，引自约翰·罗杰斯·哈达德（John Rogers Haddad）《中国的传奇》（The Romance of China）。

[19] 顾盛档案，1844年7月15—24日，第45箱，引自哈达德（Haddad）《中国的传奇：1776—1876年美国文化中的中国之旅》（网站Gutenberg-e.org，检索日期2013年12月14日），脚注63。

[20]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女诗人，1830年12月10日出生于阿默斯特，从25岁开始，弃绝社交，在家务劳动之余埋头写诗，一生作诗近1 800首，但在世时只有不到10首出版，其余诗作是去世之后由其妹妹拉维妮雅帮助整理出版。狄金森诗风洗练，放弃传统格律与标点，擅用通感。她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死亡、爱情、自然、宗教、灵魂是她在诗歌中经常探讨的主题。

[21] 鵜野广子（Hiroko Uno）的文章“艾米莉·狄金森与东方的相遇：波士顿的中国博物馆”（“Emily Dickinson’s Encounter with the East: Chinese Museum in Boston”），《艾米莉·狄金森杂志》（Emily Dickinson Journal），第17卷第1期（2008年），第52—53页；罗纳德·J.兹博雷和玛丽·萨拉奇诺·兹博雷的文章，“在‘瓷器王国’和巴纳姆之间：1845—1847年波士顿的中国博物馆”，第272页。艾米莉·狄金森致阿比亚·鲁特（Emily Dickinson to Abiah Root），1846年9月8日，见《艾米莉·狄金森的信件》（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36页。

[22] 彼得斯展览目录第47—48页，转引自鵜野广子的文章“艾米莉·迪金森与东方的相遇：波士顿的中国博物馆”，第58—59页。

[23] 见托马斯·H.约翰逊（Thomas H. Johnson）编《艾米莉·狄金森诗歌全集》（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Boston: Little Brown, 2001），第1446首诗，第614—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