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特性的发展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地图学史已经缓慢地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并且伴随着自己的学术特性[188]。然而，这种说法依然需要得到证据的支持，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有迹象表明，地图学史确实在与其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阶段日益远离的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种自觉的认识论和目的。基于学科内的三种主要发展可以对这一变化加以理解。首先，地图学史通论著作的出版，这类著作试图作为学科的一种综合，本书是目前这项工作最新的反映。其次，1935年由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创办的《世界宝鉴》（Imago Mundi）的影响，它是唯一专门致力于地图学史的国际性杂志。最后，同时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影响，即地图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学术性的和实践性的学科的出现，其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及其存在的理由。

即使接受学科意识在地图学史研究者中不断增长，但变革的相关标准依然是难以分离出来的。此外，这个过程既不能精确地确定日期，也不能用最定性的词语来衡量。例如，从甚至最近的文献中也难以发现任何地图学史研究者思考问题方式的持续的概念转变[189]。所有可以识别出的是更多的连续和一些缓慢的变化。前者通过19世纪建立的早期地图的研究方法的留存而展现出来。但是并不存在划分学术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明确界限，而且没有理由相信有着新的和旧的地图学史的前后相继的时代。

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方面的分析，也由其文献的碎片化而变得复杂。上述的三个主要影响的框架通常而言是有效的，但它没有考虑分散在其他学科文献中的关于早期地图的论著。与任何其他历史文物或文献类似，早期地图不是一个学科的排他性的资料。通过对《世界宝鉴》最早的一份关于1933年的年度书目的检查，斯凯尔顿将其中所列条目总结如下：

一些发表在（如我们所期望的）地理学、历史学、地方史、大地测量与调查、水文学与航海、科学史期刊中。但关于早期地图的论文也出现在物理学、生物学、农业学、电磁学、经济学、政治学、艺术史、东方研究、古典学、考古学、印刷史、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档案学等许多其他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期刊中。[190]

这一列举可以很容易地被扩展以揭示地图学较为广泛的领域。相继发表在《世界宝鉴》刊物中的书目，同样列出了致力于天文学史和数学、生态和医学、建筑史、宇宙志、宗教，以及货币、文献和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地理、城市史和城镇规划的著作或者期刊中的与地图学史有关的材料。而且，尤其是关于最近的地图学史，相关贡献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于遥感和计算机期刊中，以及后文所列的最近创办的地图学期刊中[191]。当然，地图学史有着非常众多不同的背景，这些可以被作为地图的普遍性的附加证据，也是来源于不同领域的读者对早期地图日益增长的兴趣的证据。但分散的文献——及其鼓励的离心倾向——同样强调了迄今为止在交流方面阻碍了结合为一体的学科的发展的问题。因此，在不忽视许多学科对地图学史的贡献的价值的基础上，试图了解那些长期的将分散的学科脉络凝聚在一起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因此，下面将讨论这些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在学术特性的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学术特性也是这套《地图学史》所核心关注的。

综合的尝试

地图学史——试图提供它们的作者所认为的整个领域的一种综合——并没有在这个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将它们视为地图史中的整合和自我意识的晴雨表的话，那么这个学科的不成熟度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在过去50年中，综合性的历史研究似乎已经落后于专门研究的发展。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在学术层面上还是在更流行的层面上，都没有对这一关于地图历史的学科的全部范围进行最新的或平衡的处理。在某些方面，这是地图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负面篇章，但与此同时，这里回顾的历史也有助于塑造出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被广泛接受的地图学史的面貌。

除了研究作为地理发现和探险记录的内容之外，令人怀疑的是，对于一种关于地图的专门史的需求在19世纪时已经以今天的方式被感知到了。直到20世纪，可以感知到独立的地图学史思想的发展，以及甚至直至1904年之前，其在转化为实践方面，都只有极少的进展。鉴于它后来在地图学史中的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8年，列奥·巴格罗就在俄罗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地理地图的历史：文献评论与调查》（“The History of the Geographical Map：Review and Survey of Literature”）的初步论述[192]。然而，这一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参考书目（它列出了不少于1881个关于地图学史的条目），并且在其文字和插图中极大地偏重于俄罗斯的例子。正如巴格罗在他的前言中所说，他的工作是孤立地进行的，并且他缺乏其他地方的学者可获得的图书馆资源。确实，在那个时间，人们期望有着地图学史的国家是德国。或许可以说，柏林，已经穿上了巴黎在19世纪时曾经披着的披风，成为“地图学史真正发酵”的中心[193]。到20世纪初，在奥地利和德国，地图学都有着重要的发展[194]。而且，杰出的地图学思想家马克斯·埃克特（Max Eckert）应运而生，他也是来自德国的。埃克特不仅开始为地图学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195]，而且还在他关于地图学的两卷本专著，《地图学研究》（Die Kartenwissenschaft）（1921-25）中，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和开创性的工作，对现代地图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保持一种以强调历史为特点的方法，埃克特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型地图的特征和演变，并为它们的正式研究建立了原生的原则，所以他的《地图学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对地图学史做出了系统性贡献。然而，它确实刻意未进行历史综合方面的任何尝试。埃克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尽管对这一学科有着很大的兴趣，但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没有产生地图学通史。就像已经注意到的，虽然埃克特承认，地理学的一大缺陷就是被认为缺乏一部地图学史，但他认为，由于缺乏太多的初步研究，因此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对此进行写作[196]。埃克特的观点在其后的20年中盛行。但泽（Danzig）军事学院的讲师康斯坦丁·塞夫里安（Konstantin Cebrian）规划了一部多卷本的地图学史，但实际上只出版了第一卷[197]。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出现了一些较短的作品，尽管在它们的标题中表达了希望作为通史的愿望，但这些作品或者偏重于世界的某些特定区域[198]，或者其中包含的主题杂乱无章，不能正确地反映随着时间而展开的地图学发展的广阔领域[199]。

然而，接近20世纪中叶，出现了地图学史的三部简短的通史，同时正是这些，在各种版本中，有着持续到今天的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值得被注意的就是，这些对现有的在综合方面进行的尝试有着广泛的影响[200]。最早的文本是在1943年完成的，这就是列奥·巴格罗的《地图学史》（Die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但是为了制作插图的复制品而准备的材料由于战时轰炸而被摧毁，并且直至1951年才在柏林出版[201]。修订增补的英文版直到1964年才出现[202]。同时，在该英文版面世之前的十多年中，劳埃德·布朗（Lloyd Brown）的《地图的故事》（The Story of Maps）于1949年出版[203]。其后是这组通史中的第三部，即杰拉德·R.克伦的《地图和它们的绘制者》（Maps and Their Makers，1953年第一版）[204]。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无论它们所存在的不足是什么，这三本著作仍对早期地图学的认知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应根据它们那个时代的地图学的概念以及其本身的范围，即针对民众和学生的使用而进行的介绍性概述，从而在地图学史研究的视角下对它们进行判断。但是，即使有着这样的考虑，这三者都表明了关于地图学史的综合性作品的贫乏。就像同时代的评论家有时明确说明的，它们都留下了很多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它们不是出于专门的学术的考虑，而是出于内部平衡和总体覆盖面的考虑。

当巴格罗的《地图学史》最初出现的时候，可以理解的是，它被赞誉为在综合方面是出色的[205]。然而，当仔细审读的时候，就可发现其涉及的范围有着双重的局限性。首先，如巴格罗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它排除了一些内容，如地图制作的科学方法、收集材料的方法，以及地图编绘的方法[206]，但这些现在被认为属于地图学史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其次，他的叙述终止于18世纪，对此他认为“那时，地图不再是艺术品和个人思想的产品，同时那时，相关的手工技艺将最终被专业化的科学和机器制品所取代”[207]。毫无疑问，巴格罗的这一观点，即将19世纪之前的这一学科看成有着自己的重心，是有影响力的。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学者被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的繁华而吸引，但他们关注的焦点过于狭隘，使得相对于地图学史的整体记录而言，整体努力有所偏斜。这种趋势在随后的很多关于地图学史的作品中显现出来，而不仅是在大型图册中，就像已经指出的，这些作为16—18世纪欧洲装饰性印刷地图的样本的书籍服务于收藏者，而且也出现在由列奥·巴格罗主编多年的《世界宝鉴》以及地图学史主要期刊的内容（将会看到）中[208]。回想起来，这种“古代地图学的偏见”，就像它被正确描述的那样[209]，是对地图学史的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截断，但其持续被反映在了学科的研究层面和大众层面上。

克伦和布朗的书也没有逃脱批评；但这两者中，由于克伦的著作有着良好的组织，因此仍然可以说是对到那时为止出版的地图学史的最好总结[210]。到其第二版（1962），甚至添加了一整章来处理同时代的地图学史。但是，尽管涉及的范围——将地图作为科学报告、历史文献、研究工具和艺术品，并将它们认为是“大量过程和影响的产品”——是极好的[211]，但其作为一系列针对学生的文本之一，其长度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它旨在描述“许多国家依次对地图学发展主要阶段做出的贡献”[212]，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地图仅以很短的一段加以处理，同时只是在第二段中对那些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图进行了介绍，且根本没有涉及西亚或东亚的地图学。

劳埃德·布朗的著作也是为了回应对地图学史的全面研究的需要而编写的。“没有其他这样的编年史被出版”，他在1949年可以这样说，“尽管在过去的约75年中，已经多次重申，世界正在对地图越来越了解和有兴趣”[213]。在他看来，延误的原因很清楚：关于早期地图制作者的传记材料有限；地图很高的消亡率，导致相关证据的破坏，以及专家学者不愿意将“故事局限于一条笔直的且或多或少有些狭窄的路径上”[214]。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于我们身上，但布朗对此的解决方案使他的学术评论者感到失望。《地图的故事》实际上是“自叙”，而不是地图学史，并且其导言，就像一位早期的评论者提出的，“如此多样的对象，但处理得如此不注意顺序和准确性，因此真正的主题只是猜测”[215]。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替代品，因此布朗著作的前言仍然在我们的阅读清单中，同时其重印版甚至受到新一代评论者的欢迎。正是这些评论者也预示着，作为其他著作失败之处的接续者，新的通论性著作，如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John Noble Wilford）的《地图绘制者》（The Mapmakers），这是一本非常可读的书，但缺少一本参考著作的学术结构，由此不能填满由巴格罗、克伦和布朗留下的真空[216]。这些回顾性的评论不是出于批判精神而做出的。但是，就像这个学科不断变化的需求所揭示的，早期作品作为通论性历史著作的缺陷——无论是由于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概念氛围所强加的，还是由篇幅，或者由作者对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的解释而赋予的——都证明了目前这部《地图学史》的正当性和机遇。

列奥·巴格罗、《世界宝鉴》及其影响

对地图学史的日益增长的认同的第二个可识别出来的贡献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由列奥·巴格罗创办的期刊《世界宝鉴》做出的。最初被计划作为这一学科的一部年鉴，其现在被描述为“国际地图学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列奥·巴格罗（1881—1957），原名列夫·谢苗诺维奇·巴格罗夫（Lev Semenovich Bagrov），是来自圣彼得堡的移民，首先是从圣彼得堡移居到柏林，然后再移居到瑞典[217]。通过他的人格和他对这一学科的学术观念，巴格罗在20世纪30—50年代的约30年中一直主导着地图学史。在30年代，他已经设想了几个针对地图学史的材料汇编的大型项目。这些包括16世纪印刷地图的目录（仅以打字录入的列表保存下来）；一系列早期地图复制品的专著；早期地图的百科全书（在巴格罗的有生之年中从未超出规划的阶段）；地图学史（如前所述，在1951年最终出版）；以及最后的，一本致力于地图学史的期刊，每年出版一期。这些项目中的前两个延续了19世纪的传统，但是后三个项目指向了巴格罗对现在被称为地图学史中的“认同危机”的认识[218]。在这种背景下，他创立了他的期刊，明确地试图创造一个更为统一的学科。

首次出版于1935年，《世界宝鉴》是第一本完全致力于地图学史的杂志，并且依然是唯一一部国际学术期刊。通过为地图史学家创造自己的讨论场所，这一刊物对他们的自我意识做出了贡献，并且已成为这一学科整体发展情况的晴雨表。这代表了巴格罗对巩固这一领域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虽然其他学者参与了杂志的创始和早期发展，但正是巴格罗直到他去世仍然担任主编。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作为学者的权威和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且几乎是独裁的，“除了只是偶尔参考相应的编辑的意见之外，他做出了所有的接受或拒绝来稿的建议，以及关于内容和每期的规划等的决定；他负责所有的通信，并编制了年鉴和参考书目等常规栏目”[219]。巴格罗对地图学史中对于综合的焦虑反映在第二卷的“编辑说明”中，在其中，他指出，尽管早期地图学的文献正在非常迅速的增长，并且尽管这一增长反映了针对早期地图的研究和收集的广泛活动，但仍然缺乏协调。他继续说道：

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在了解其他国家正在做以及出版什么的手段非常不足；国家档案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很多稀有和重要的地图都不为人所知，且从未被描述过；并且图书馆员、研究者、收藏家和书商，尽管地理学社团愿意给予帮助，但通常难以处理他们所掌握的地图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图目的、历史的和科学的。[220]

这份说明书证实，《世界宝鉴》并没有被构思为一个狭义的学术期刊。它将成为一个——旨在创建“国际信息中心”——的公开论坛，其中长期以来缺乏接触和交流的对早期地图研究感兴趣的各种脉络可以汇聚在一起。巴格罗规划了他的结构来实现这些目标[221]。每期都由一些主要的文章组成，还有着较短的论文和通知、评论，以及在地图学史领域出版物的年度参考书目。还包括巴格罗所谓的“年鉴”，这是对会议、展览和主要出版物等相关活动的总结，以及追踪重要地图的迁移或破坏的手段。除了在1939年和1947年之间的中断，巴格罗的《世界宝鉴》在（1935—1984）近50年中几乎每年都有出版[222]，它已经成为这一学科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评估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图学史的变革。

然而，首先必须考虑到巴格罗自己涉及的范围以及他作为绅士经销商的背景。巴格罗明确地将《世界宝鉴》的范围定义为“早期地图学的评论”。虽然没有确定一个准确的时间，但很明显的是，他设想了一个时期，就像他自己的《地图学史》中那样，截至18世纪末。就像熟悉他的弗朗茨·格林纳彻（Franz Grenacher）评价的：“巴格罗的兴趣倾向于那些难以获得、罕见、原始或不符合常规的材料；他应当更偏向于……增加关于他有着证据的亚美尼亚、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和缅甸地图的一些页面，而不喜欢17世纪和18世纪的那些枯燥的、过度商业化的或科学构建的地图”[223]。他对现代材料的偏见是一贯的，且他的个人品位倾向于强化了研究和写作中对最近的地图学历史的广泛偏见。因而，发现《世界宝鉴》第1—30卷（1935—1978）的论文中只有4.7%是关于1800年之后时期的，也就毫不奇怪了[224]。

仔细分析《世界宝鉴》中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可以使得我们能够探索在当今时代，地图学史在外观和实践方面真正国际性的程度。欧洲中心主义依然清晰可见。尽管巴格罗自己据说对非欧洲民族的地图非常感兴趣，但到1985年为止出版的36期中依然主要是欧洲作者撰写的关于欧洲主题的论述，而非欧洲作者的关于他们本土地图的作品则并不多见。例如，在1935—1978年之间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近五分之四与欧洲地图学家及其作品有关。

“年鉴”部分在涵盖范围和作者方面则基本没有更多的国际性，对此巴格罗邀请外国学者做出贡献。这在近40年间（1935—1975）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回应，但拥有5个或更多条目的国家都在欧洲或北美[225]。在这30多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只出现过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撰稿人不重视这种接触的话，那么这表明了在学科内的孤立。因而，显而易见，至少就像期刊《世界宝鉴》所反映的那样，地图学史，就像斯凯尔顿所评价的，主要是按照国家政治边界来组织的[226]，并且巴格罗的期刊的主要作用就是加强了既有的联系，即那些在欧洲的地图学史研究者和那些英语世界的学者之间的联系。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没有显著或明显的增加，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从期刊的订阅数量和订阅者的分布就可以判断出来[227]。

这一欧洲中心主义的趋势，可以由《世界宝鉴》所反映的地图学史的另外两个方面所证实，即期刊年度书目中所包含的书籍和论文的来源以及它们出版时使用的语言。年度书目自期刊创刊之后一直出现在这一刊物上[228]。它们与它们的编辑们收集的或由提交者提供的学科的全部文献有关。在1935—1983年，它们包含大约7000个条目[229]。从趋势来看，即使在过去20年，也没有任何指数级增长或快速增长的迹象。地理分布与《世界宝鉴》自身发表的论文所能说明的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为书目贡献了条目的总共有73个国家，是《世界宝鉴》的“年鉴”中记录的两倍多，但欧洲和北美再次是地图学史文献最为主要的贡献者。在这一时期，有10个国家贡献了不少于70%的被记录的条目，而这些区域之外的国家仅有两个（日本和阿根廷）名列前20名[230]。

当谈到出版语言时，地图学史的地理基础的狭隘性再次得到了证实[231]。显然，就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地图学史中存在这样的一种趋势，即学者们用主要的科学语言中的一种发表，但即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英语（在参考书目中占3048个条目，或近43.5%）已经强化了其在地图学史中作为主要发表语言的地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32]。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这反映了来自英语世界的学者，尤其是不列颠群岛、美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学者对该主题的强烈兴趣[233]。第二大重要语言是德语（19.4%）。德语的使用保持着与20世纪30年代同样的地位，反映了德国在作为一门学术和实践学科的地图学兴起中的重要性[234]，以及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对地图学史方面持续的兴趣。简而言之，4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在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出版物中超过四分之三，只是证实了欧洲国家在地图学史上已经建立的和传统的兴趣，这种趋势在19世纪就已经可以看出了。至于其在世界其他地方被明显忽视，必然部分是对一门在西欧国家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的学科的研究确实缺乏兴趣和机会的反映，无论原因是什么。与此同时，如果仅仅基于《世界宝鉴》的参考书目的话，那么地图学史中作品的语言的分布很可能被低估。它们是从未得到穷尽的。例如，用“少数”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记录的出版物的统计量很小——例如，用中文的7种，希腊语的1种，来自南美洲国家的也很少——这很可能反映出参考书目的编辑者（和他们的提供者）的偶然所得，而不是通过在相对可获得的遥远的或者世界不太熟悉部分的国家的和区域的出版物中进行的系统收集。

无论来自《世界宝鉴》（Imago Mundi）及其内容的数据的局限性如何，都可以得出关于在地图学史的发展中这一期刊的作用的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尽管巴格罗和他主编继任者的奉献，但就扩大地图学史的领域而言，他们在《世界图鉴》的规则方面所做相对较少。一些问题——包括适当的国际交流——依然几乎是巴格罗50年前对它们进行判断时的样子。系统的跨学科接触的发展没有进行认真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人文和社会学领域最新的学术争论的影响，这一期刊维持着保守的定位。其继续为这个学科映射出鉴赏家的形象：其强调1800年之前的地图学，并且通常强调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的地图学史。而且，不仅是这一领域唯一的专业杂志，而且碰巧，其主要以英文出版，因此它可能为巩固欧洲和北美——正是在这一区域，这一学科在1935年已经根深蒂固——地图学史的研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尤其是为这两个大陆的英语国家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235]。正是在狭义的知识基础上——受到《世界宝鉴》所限[236]——地图学史的学术特性是按照传统构建的。

地图学的兴起

对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地图学史以及对其定义和范畴的第三种主要影响，就是地图学作为一门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术学科和实践活动的发展。作为古代艺术和在实践意义上的地图制作的科学（及其产品）的地图学，与作为通过一种组织有序的方法可以进行研究、调查和分析的地图学，必须区分开来[237]。可以认为，在所有因素中，后者的影响是在今天地图学史中发生的变化的根源。地图学以两种方式影响着地图学史。第一，为促进地图学而成立的组织，也增加了在地图学史领域召开会议和进行出版的机会。第二，学术领域的地图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发酵剂，它为早期地图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基础、替代的理论框架，以及一系列适当的技术[238]。而且，地图学自主性的日益增长，也对地图学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使地图学史在其众多的学术角色中，现在有机会成为一个正在扩展的学科及其从业者的“学科”史[239]。

对于越来越多的地图学史研究者而言，这一与地图学的相对较新的关系显然是一种明确的刺激。其必须放置在地理学家研究早期地图的兴趣相对下降的背景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图学史持续失去其在学术地理学中的地位。这部分反映了地理学家对作为整体的地图学的态度。虽然确实今天的许多学院地图学家都是作为地理学家培训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地图学倾向于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服务，非常有用，但在知识层级中明显是较低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可以注意到，有着对地图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例如，理查德·哈茨霍恩（Richard Hartshorne）在赞同结合的同时，显然更喜欢将地图学看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其对地理学更重要，并且在地理学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自然的和合理的就是，它与我们的学科应当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但在逻辑上，它不再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就像统计学不是经济学的分支那样。”[240]地图学史的地位在更为切近的地理学重要概念变革的时代中也受到削弱[241]。这使得地图学史陷入了其关注旧地图以及老式（20世纪初）的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潜意识的，但它已经被贬低为地理学中位于边缘的“古董”。尽管在地理教育中要求注意“理解和使用地图的能力”的重要性[242]，但一般来说，早期地图——就像总体上的地图——似乎没有在最近一些年的人文和历史地理学的范式变化中，被认为是具有自身意义的人文文献。相反，在地理学正在发现认知空间的那一时刻，它倾向于忘记传统的地图。普遍认为，在地理学中，地图的重要性普遍下降[243]；最近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评估，反映了概念变化的重点，但没有对地图学进行严肃的回顾，更不用说地图学史了[244]。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同行[245]也都没有注意到地图学史的存在。即使关于认知地图、空间概念和环境图像——包含重构头脑中的地理的雄心勃勃的尝试——的文献，也未能将这些内在的认知过程的表述与“真实的”地图联系起来，而现代社会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必须使用“真实”的地图来帮助塑造它们[246]。有非常初步的迹象表明，这种对旧的和新的“真实”地图的轻视可能会结束，而这种轻视是英美地理学的特殊特征。至少有一位美国地理学家特别提到了地图学史，而他最近撰述了与这一“我们学科最基本的部分”有关的作品[247]。

在一些地理学家中对早期地图研究兴趣的下降，已经部分地被在那些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地图学家的研究者中兴趣的兴起而部分抵消。所以，在19世纪，地图学史上的一个主要的形成性影响是地理学的兴起，而现在则是学术地图学的发展。当然，对于大多数地图学家而言，早期地图自身一直被视为地图，并且这倾向于强化了地图学与地图学史之间的亲和力。关于学术地图学与地理学之间未来的关系，以及因而地图学史与地理学和关于环境管理的其他学科之间未来的关系，并不容易预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最近的与学术地图学的联系，将仍然具有影响力，而这已经导致了对早期地图的性质的重新思考（下面讨论）。

在他对地图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研究中，约翰·A.沃尔特（John A.Wolter）给出了地图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如何支持了地图学史的具体例子[248]。首先，使用文献计量的方法，他将地图学学科书目的历史上溯到19世纪[249]。在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中，地图学的条目通常是地理学书目的一个内在部分。即使在最全面的这类书目中——著名的《地理学年鉴》（Geographisches Jahrbuch）[250]、《国际地理学书目》（Bibliographie géographique internationale）[251]和《美国地理学会的研究目录》（Research Catalogue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252]的地图学部分——都有一个显著的倾向，那就是对地图学文献以及相应的地图学史的论著记录不足[253]。然而，从20世纪中期以来，地图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产出的文献已经被独立列出，像汉斯-彼得·科扎克（Hans-Peter Kosack）和卡尔-海因茨·迈因（Karl-Heinz Meine）的《地图学》（Die Kartographie）[254]，以及后来的《地图学书目》（Bibliotheca cartographica）[255]、《地图学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of Cartography）[256]，以及《推荐期刊：地理学》（Referativnyǐ zhurnal：Geografiia）[257]。这些参考书目的出现——以及它们所描述的文献的增长率——可以被看成地图学领域日益独立的一个衡量标准。关键是所有这样的参考书目承认并因此有助于限定——和刺激——在地图学中地图学史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例如，在《地图学》中，与历史主题有关的专著被单独列出，并且在这部著作的近5000个条目中，总共有354个（7%）与地图学史有关。相似的，对1937—1981年的《地图学书目》和《地图学参考书目》——包含了大约43314个条目——的引用结构的分析揭示，地图学史（按照其自身在分类中的位置），是那一时期位于第三位的重要学科门类，共有6298个条目（14.5%）[258]。这些相当朴实的事实说明了地图学史的新力量。而且，这些国际参考书目对地图历史的关注也已经出现在国家层面。新的地图学的期刊已经列出或回顾了地图学史的文献，而且现在，与地图学有关的纯理论的期刊也将地图学史视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领域[259]。

第二个可以给出的例子就是，地图学的兴起如何使得地图学史受益。它涉及新的地图学学会及其相关专业期刊的创办，这些为地图学史提供了广泛的新的发表途径。与在19世纪上半叶建立的新的地理学会相比[260]，建立专门从事地图学的学会的势头要慢得多[261]。地图学学会（Kartografiska Sällskapet）是1908年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第一个现代的地图学会，但是它的期刊《球仪》（Globen）直到1922年都未曾出版[26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奥地利[263]和德国[264]还有几次创立地图学会和期刊的尝试。这些尝试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对地图绘制科学的兴趣，但直到1950年以后，才有更为普遍性的发展。德国地图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Kartographie）成立于1950年，并于1951年开始出版《地图学新闻》（Kartographische Nachrichten）[265]。这一刊物很快作为地图学方面的顶尖学术期刊而闻名。1958年，法国地图学委员会（Comaté Français de Cartographie）的《通讯》（Bulletin）和荷兰的期刊《地图学》（Kartografie）首次发刊出版。到1972年，共有26个地图学学会和43本地图学期刊；到1980年，期刊的数量已经上升到67种[266]。

这些地图学组织及其期刊并不总是承认地图学史的重要性。然而，清楚的是，大多数地图学的新学会，在他们的各种目标中包括了推进地图学史的研究[267]，少数学会甚至建立了专门的兴趣小组来促进地图学史的研究[268]。确实，对于至少一个新的期刊——《加拿大地图学家》（Canadian Cartographer，现在为《地图学》[Cartographica]）——来说，地图学史似乎在1964—1972年期间一直是主要的兴趣点，其中30%的文章集中于这个主题。然而，在其他刊物中，给予与地图学史有关的论文的篇幅较少：在（不列颠）《地图学杂志》（Cartographic Journal）中只有16%（1964—1972）；在《测绘与制图》（Surveying and Mapping）中占11%（1944—1972）；在《地图学新闻》中占11%（1952—1982）；在（澳大利亚）《地图学家》（Cartographer）中占3%（1954—1969）；以及在《国际地图学年鉴》（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Cartography）中只有2%（1961—1972）。[269]

地图学史的存在也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1972年，国际地图学协会在建立“地图学史工作组”时，正式将协会的活动扩展到地图制作的历史，其职责范围是对1900年之前地图技术和地图作品的考查。在1976年，其获得了委员会的资格，并编写了一份“地图学的创新及其扩散的历史术语表”的摘要[270]。以这种方式——但在许多国家，是在地图学中，而不是在地理学中——国际地理联盟逐步取消古地图委员会所留下的空白已经被填补。

新地图学与地图学史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书目、学会、期刊和国际组织等基础问题。对地图学史来说，更重要的潜在意义在于对概念和制图技术的重新思考所带来的知识注入。地图学思想的发展与交流息息相关——虽然不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唯一主要概念——但其为早期地图的人文研究几乎提供了一组普遍性原则。这些想法只是缓慢地渗透到地图学史中，这种情况部分反映了地图学本身对理论框架研究的一种总体迟缓的面貌[271]。正如鲁滨逊（Robinson）和佩切尼克（Petchenik）观察到的：

在地图学悠久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地图学家一直主要关注技术问题：获取和完善地理数据、设计符号化它们的方式，以及发明机械制作和复制实际地图的方法。几乎没有人关注过地图实际上是如何完成其应做的事情的——交流……成千上万幅地图几乎没有考虑过那些看到它们的人所想到的图像。[272]

如果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地图学中仍然是真实的话，那么对于同一时期的地图学史而言则是更为真实的。与地图制作者的叙述或对地图内容的描述和评估[273]相反，在期刊中寻找与地图的性质明确相关的论文是徒劳的。即使当对理论的兴趣最终开始活跃于地图学史的时候——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它首先针对的是将地图内容作为文献记录进行评估的问题，而不是指向将他们的研究视为是对人工制品或图像自身的研究[274]。有人甚至可以提出，在地图学史中将早期地图作为地图的最终认识，主要来源于地图学。预测现代地图学思维是否会产生一种持久的方向的转变，现在还为时过早，但兴趣转变的三个迹象却开始渗透到地图学史中：对“地图”和“地图学”一词的含义越来越关注，这点已经有所评论[275]；更加强调作为人工制品的地图，以及强调生产它们的技术过程；最后，研究早期地图的方法之间的交流已经开始。在这里将要讨论最后两点。

到20世纪60年代，在地图学中更为强调地图制作中技术过程的快速变化，而在地图学史中，有着一种相似的正在发展的对作为人工制品的地图的强调。然而，在地图学中，这种对技术过程的强调很快就受到了挑战。基于心理物理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系列文献，旨在解释地图的读者对旨在作为有效的地图设计的辅助工具的各种地图要素的反应，这促成了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大量开创性的论文[276]。这些论文预示了作为一门认知科学的地图绘制理论的发展，其涉及从地图学家到地图使用者之间的交流。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新的理论在这个学科中深深的扎根[277]，因而强调地图学作为一个过程的性质，而不是作为一种产品的地图。这也导致了已经提到的“地图”和“地图学”的定义的修改。到1974年，地图学被视作“一门科学……与图形交流学存在部分关系”[278]；到1976年，可以肯定的就是，地图学是通过使用地图在个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科学[279]；并且到1981年，其被描述为“用于空间信息交流的一种正式系统”[280]。理论地图学家正在拆除他们早期的大致来源于工程学的信息流模型，并且正在寻求通过符号学来改进他们的概念[281]。他们在语言和地图学[282]之间寻找相似之处，并且探索地图学交流中的认知维度[283]。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种重新振兴的地图学越来越成为早期地图研究的新思想的主要来源。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地图学家的两个主要重点——地图制作的技术方面，以及地图如何交流它们的信息的研究——都在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理论陈述，这些陈述旨在调和更传统的作为历史文献的地图研究，与对其作为人类工作成果而产生的实物产品的特性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地图史学家们现在被劝告应将他们的重点放置在地图的人造物的性质上，而不是其内容上。斯凯尔顿在1966年认识到了研究中的二分法，当时他在早期地图的研究中澄清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异。他说，地图的人造物的形式代表了“同时代地图学家的思想、眼睛和手”，而地图的内容则代表了“其中呈现的地理数据”[284]。但是，斯凯尔顿的早期地图的研究方法，既受到学徒制的，也受到历史学家对地图内容的强调的影响，而对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就他而言，是“相互控制和彼此支持的”[285]。其他人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到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迫切希望在地图的历史中更加重视设计和技术的研究。因此，专门从事早期地图研究的俄罗斯的F.A.希巴诺夫（F.A.Shibanov）强烈建议，“对地图学史重要的不是在地图上所呈现的，而是这些是如何被用地图学的方式进行描绘的”[286]。这一论点已经由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进一步发展，当时他开始表明，作为地图学技能和实践的产物的早期地图的研究，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在地图学史中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间断[287]。伍德沃德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基于作为结果的地图形式，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分类，并在一个简单矩阵中对这些进行了归纳并得出结论：“对地图形式的研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地图的技术史领域的一部分，且通常是由具有地图学背景的地图学史家尝试进行的。简言之，就是地图学家对他的技艺的看法。”[288]这些话足以说明在地图学史中地图学家的地位，并且他们被有着历史学思想的地图学家接受为如此。它们因而也成为地图学史中有着更多的技术组成要素的时代即将到来的迹象。一种普遍的分析可以认为，这种趋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与科技史截然有别的技术史的兴起相比有些迟缓。正如另外一位从事实践活动的地图学家所表达的，涉及“地图学工艺和技术的历史”的“编年的地图知识”，应增加其在本学科中的相对分量[289]。

到目前为止，在地图学史的平衡中，只可以看到前卫的但不是实质性的挑战[290]。然而，至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图学的出现，已经起到了为地图学史招募一群新的学者的效果，有着技术训练并且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被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所吸引。一个例子就是对专题地图绘制历史的关注日益增加，这与该主题在整个地图学史中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加有关[291]。然而，这些趋势必须保持相应的比例：地图学史显然并没有被完全认为等同于地图学。对于许多实践应用的地图学家来说，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依然只是他们当代研究的副业，并且这种趋势削弱了他们对于地图学史的贡献的影响力。地图形式的系统研究只是刚刚开始，以成为对作为历史文献的早期地图的内容的持续和适当的关注的补充。

以往，对作为交流手段的早期地图的兴趣，显示了一种逐渐拓展的类似过程。尽管这些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在地图学中已经很好地建立了起来，但它们在地图学史中却只是被缓慢地采纳。地图代表了图形语言的一种形式，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几乎一旦地图制作者意识到他们工艺的特殊性质，并用书面论著的形式将其实践记录下来的话，那么他们似乎也已经掌握了地图交流属性的性质。例如，莱昂纳德·迪格斯（Leonard Digges）在其1571年的《几何学练习》（Pantometria）中提到，在阅读地图时，不仅具有准确的，还有“传送”的优点，尽管有待于约翰·格林（John Green）在18世纪撰写如下内容，以重申一个已经确立的信念，即“一幅草图立刻显示了用众多词汇都无法表达的内容”[292]。但是，如果这样的观点经常得到回应——并且在作为地理学者训练的地图史学家中被广泛接受——的话，那么这是他们著作中的一个被潜移默化的理解和传达的事实，而不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发展的真理。诸如这样的陈述，即早期地图上的符号代表着“地图学字母表”[293]，与此类似的另外一种表达就是，早期地图的研究应该关注地图制作者的语言或词汇[294]，或者即地图学史家应当关注于“地图进行交流的表达方式”[295]，可以很容易地在文献中找到。然而，理论基础从来没有被正式提出，也没有与如艺术史、文献或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交互，而在这些学科中这些概念已经得到更彻底的探讨和运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才可以发现通过地图学家对交流理论的关注而获得的思想，首次被有意识地应用于历史方面。在1972年，例如，弗赖塔格（Freitag）建议将地图学史划分为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交流时代相对应的时代和时期，开始于“笔墨或绘本时代”，进而到“印刷地图”的时代以及“电信（或屏幕）地图”时代[296]。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地图的主题，在地图学史中越来越多地被确定。伍德沃德将交流模型评论为他的学科“框架”的一部分[297]；瓦利斯（Wallis）强调了交流在专题地图学史研究中的地位[298]；在有文献记录的研究策略层面，安德鲁（Andrews）正在撰写关于与都柏林市（Dublin City）早期的军事测量图（Ordnance Survey maps）相关的“媒介和信息”[299]，而刘易斯（Lewis）通过18世纪大平原（Great Plains）的经过选择的地图构建出“信息图像”的传输[300]；还有，在1975年，哈利（Harley）使用历史证据为鲁滨逊（Robinson）和佩切尼克（Petchenik）的交流模型的“用户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评注[301]。在那个十年终结的时候，一种与研究地图历史相似的路径正在被其他学科的学者独立地提出。艺术史家进行的一些早期地图的研究，例如，不仅受到将艺术作为语言的概念的强烈影响，采用了一种图符的策略，而且还试图将其关于艺术（广义的定义包括某些类型的印刷品和地图）作为一种图形语言的假设表达的更加明确[302]。这样的发展正在迫使地图史学家考虑地图的同时代的意义和社会意义，以及其作为人工制品或历史文献的性质[303]。在另外的例子中，一位科学史学家写道，在地图和图表意义上，地质学出现了一种“视觉语言”，而关于书籍的历史学家现在可以在“交流圈”的背景下从整体上构想他们的研究对象[304]。对作为空间知识的传播者的地图属性的兴趣的一种形式化，地图学史也许主要是受惠于过去20年中学术地图学的兴起。

地图学史领域中的最新发展

以上文献的评述可能被认为说明了一种被改变的地图学史的学术特性，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以大学院系的数量或建立致力于这一学科的教授职位为标准的话，那么地图学史还不能被定义一门学科。在葡萄牙，海外调查委员会（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在1958—1960年期间对在里斯本和科英布拉（Coimbra）进行的早期地图学的研究提供了支持，一种正式的地位已经出现，尽管是小规模的[305]。而1968年，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建立了一个地图学教授职位，其也正式将地图学史纳入其中[306]。但对于地图学史来说，这种制度上的支持依然是相对比较脆弱的，同时它的增长必须根据个人活动而不是永久性的捐赠来衡量。在大学之外，唯一重要的发展就是在芝加哥的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的赫蒙·邓拉普·史密斯地图学史研究中心（Hermon Dunlap Smit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的成立。作为一家研究机构创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也是为了充分运用图书馆馆藏丰富的早期地图。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同类中唯一一家永久性的研究中心[307]。

对于缺乏正式制度支持的一些补偿是那些首先将自己视为是地图学史家的学者之中越来越明显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提供了一种对自身的支持。可以说，现在已经有着服务于已经出现的地图学史家的“无形的学院”的交流渠道[308]。这些接触已经通过国家团体和通过国际联系和会议来进行。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些群体越来越意识到地图学史的特性，开始推进其学科的知识发展，并为此挖掘其过去的成就和潜力。已经受到关注的学科构建过程中的步骤包括，在国家地图学学会中的特殊兴趣小组的发展、一系列延续不断的国际会议，以及国际地图学协会的地图学史委员会的建立。另外一个支持性的影响就是定期出版的国际研究目录[309]。尽管只有44个国家出现在了1985年的版本上（对比《世界宝鉴》参考书目部分记录的73个国家），即使是这种地理上的传播，也表明了跨越国界的思想流动在增加，而地图学史在传统上一直受制于此。

单独而言，这些发展中的一些可能似乎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对不同未来的尝试；但在最近一些年中，它们已经受到许多具有明确方法论性质的著作的支持，这些著作，或者在国家层面上对以往的成果进行评估，或者对更为普遍性质的地图学史的意图和目的进行评论。最有说服力的是，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针对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而是可以追寻到在地图学史上有着已经确立的研究传统的大多数国家。如前所述，在通过参考书目的方法对以往进行评估的实践方面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例如，出现了巴尔达齐（Baldacci）对意大利学者研究的评论[310]；布切克（Buczek）和库曼（Koeman）分别对波兰和荷兰的地图学史的参考书目性的评述[311]；拉格尔斯（Ruggles）对加拿大地图学史的叙述[312]；还有莎尔福（Scharfe）对德国艺术状态的描述[313]。此外，在《世界宝鉴》中还发表了关于美国的详细的“年鉴”条目[314]。

然而从学术思想的转变来看，最为重要的就是地图史学家中同时出现的自我批评和反省的趋势。例如，仅在英国，就可以发现，克伦早在1962年就指出地图学上存在对古物和图目的偏重[315]，尽管直至1966年斯凯尔顿才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判。斯凯尔顿明确阐述的观点就是，就如同他所调查的，这个学科是被松散定义的，且缺乏哲学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他说到，其需要“坚实的总体基础，安全的沟通渠道和公认的方法”[316]。然而，最近这些想法中一些已经得到发展。在英格兰，布莱克莫尔（Blakemore）和哈利以最近的英美国家的地图学史作品为背景，对它们进行了批评性评论[317]。在美国，伍德沃德在1974年已经总结道，地图学史的总体图景就“是在术语、方法和总图目标上缺乏一致性的文献的集合”[318]，对此丹尼斯·伍德（Denis Wood）增加了他的支持，对他认为占主导地位的众多地图史学家的“收藏心态”抨击得更加猛烈[319]。

新的批判精神并不局限于大不列颠和北美洲。那些在地图学史研究方面有着厚重传统的欧洲国家也正在加入方法论的讨论中。在荷兰，库曼正在推进地图学史有着更广泛意义的思想，已经检查了该领域的“现代调查”对文化史和地图学发展的贡献[320]。在意大利，讨论集中在学科活力方面，埃利奥·曼齐（Elio Manzi）拒绝了该国在实践中存在地图学史衰落的观念，且通过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列举了136个项目来展示其活力[321]；但加埃塔诺·费罗（Gaetano Ferro）的回答就是，这些项目在范围上主要是地方的，是碎片化的，在执行时缺乏一种统一概念的意识[322]。弗拉迪米罗·瓦莱里奥（Vladimiro Valerio）也对意大利学者进行的地图学史研究注入了一种系统性的批评说明[323]。在波兰，地图史学家们也检验了他们学科的状况和需求[324]，同时在瑞士，爱德华·伊姆霍夫（Eduard Imhof），撰写于1964年，是最早抱怨在历史地图学的研究中有着巨大间断的学者之一，尤其提到了他所看到的对图目研究的重视，但代价却是对地图制品的技术分析的忽视[325]。在德国也是如此，鲁特哈特·厄梅（Ruthardt Oehme）在1971年已经评论过“早期地图学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爱好，在德国的大学中几乎没有考虑过对其进行学习或研究”[326]。自从他撰写了这一评价之后，在德国，一种地图学史的意识，已经由德国地图学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Kartographie）中的一个致力于对它进行研究的工作组的相关活动所提升，同时它的潜力和对变革的需求已经由沙夫（Scharfe）最新的评论所认识到[327]。在法国，少数实践性的地图学家对地图学理论问题的兴趣相对不大，但是一位地理学家菲利普·平奇梅尔（Philippe Pinchemel），已经试图澄清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之间的关系，注意到地图史学家很少意识到的认识论问题[328]。最后，在俄罗斯，地图学史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学术关注[329]，还已经出版了系统性的回顾，即《古地图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中的用途》（“The Use of Old Maps i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330]。此文顾名思义，就是主要关注作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资料的早期地图，但它的作用是再次强调，在通常的历史研究中地图史更为广泛的作用。

这些研究可能只构成了地图学史的全部新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们确实反映出人们对其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有了更高的认识。它们还反映了，对一门学科的认知必须根据其自身的问题和潜力来理解。到1980年，地图学史正处在十字路口。分歧不仅在于它与地理学和地图图书馆学的历史联系，还在于它在日益独立的地图学中新的、强化的作用。分歧也在于解释作为文档的早期地图的内容的传统工作，与其最近被更为明确阐释的目的之间，后者旨在将地图作为人工制品以及作为在历史中推动了变革的图形语言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