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现代东南亚特有的棋盘格式、稻田成块的景观，非常具有误导性，过去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山地和平原都被森林所覆盖。在17世纪，每年有多达200000张鹿皮从阿瑜陀耶出口各国，这足以说明森林的范围及住在其中的猎物的丰富程度。人类的定居点稀疏地散布在河流水系沿线。19世纪初，生活在现代泰国版图内的人口可能在100万到200万（见图1-3）。[16]由于水路是最好的交通路线，河流系统开始界定该地区的文化分区。到16世纪（但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泰语已成为山地南方湄南河下游地区的主要语言。凭借其贸易财富，阿瑜陀耶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但是该地区支离破碎的政治状态已反映在人们分散居住的模式中。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统治者，而且往往有自己的统治方式和传统。阿瑜陀耶及处于其中心地位的竞争者们，通过将这些统治者纳入附属和朝贡关系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在1767年阿瑜陀耶被摧毁的前夕，它还对湄南河下游的城邦有强烈的影响，对东边的老挝和高棉统治者，以及半岛南部泰人—中国人—马来人的港口城邦也有一定的影响。
图1-3 现代泰国（1800—2010年）区域内的人口估算
前现代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主从关系纽带的基础之上的：种田的农民对地方城邦的统治者、奴隶（塔）对主人、平民对征兵长官、低级贵族对庇护人、高级贵族及进贡的领主对国王，以及国王对中国皇帝。在其中每一对关系中，从属方需要贡献一些产品（来自其田地或劳动技能）或劳力，以换取某种程度的保护。在普通的城邦中，社会阶级观念相对淡薄。但是在一些主要的中心，如阿瑜陀耶中，国王和大贵族通过战争和贸易积累资源，并建立了一个深刻而精细的等级制度。
在16—18世纪亚洲商业整体扩张之际，阿瑜陀耶的国王又从欧洲、波斯和中国积聚了财富、武器、雇佣兵和新的技能与科技。他们通过仪式、戏剧巩固了在地区的权力，并通过武力远征进一步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经常与类似的扩张性邻国，如阿瓦、柬埔寨和越南发生冲突。
到18世纪，商贸活动的扩张开始削弱王权和尚武精神。新兴的贵族阶级寻求在几代人之间积累财富的方法。普通百姓拒绝再献出自己的劳力和生命。社会的愿望通过复兴的佛教的道德语言来表达。旧秩序已摇摇欲坠，大厦将倾，该城在1767年遭到缅甸出人意料又异常激烈的攻击时显得脆弱不堪。在短期内，这一事件破坏了贸易，散尽了财富，并激起了一种尚武精神的复兴。但从长远来看，它为市场经济和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 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亚洲主要大河之一，发源于中国，上游名为雅鲁藏布江，在东北印度阿萨姆邦境内与其他两河合流后始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最后注入孟加拉湾。——译者注
[2] 位于今宋卡府北部。——译者注
[3] 一些学者相信这个表面上写于1292年的著名碑文，全部或一部分是后来创造的。但对于阐释猜亚普观念来说，具体日期是无关紧要的。
[4] 中国古籍中称古代泰国为暹罗，是暹与罗斛两国的并称。据《明史》（卷三二四）：“（洪武）十年，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帝喜，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西文中称古代泰国为Siam，从所指来看，应对应中文的暹罗。因此后文再出现Siam尽皆译作暹罗。——译者注
[5] Guy Tachard，A Relation of the Voyage to Siam，Bangkok：White Orchid Press，1981 [1688]，pp.180-181.
[6] Francois Caron and Joost Schouten，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Mighty Kingdoms of Japan and Siam，ed.John Villiers，Bangkok：Siam Society，1986 [1671]，p.128；Nicolas Gervaise，The Na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Siam，tr.and ed.John Villiers，Bangkok：White Lotus，1998 [1688]，p.53.
[7] “萨迪纳”的大概意思是“对土地的权力”，可能最初用来指代一种土地授予。但是到了阿瑜陀耶晚期，它就成为对应每一个官职的数量等级。最近，这个术语被接受为一个前现代社会秩序的简略的表达形式，等同欧洲的“封建”（feudal）。
[8] 素丽瑶泰是一位王后，为救国王战死沙场，故称其为“荣耀男性”。——译者注
[9] Alain Forest，L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au Tonkin et au Siam xviie-xviiiie Si`ecles，Livre I：Histoire du Siam，Paris：L'Harmattan，1998，p.115.
[10] 这段诗歌选段原书采用了怀亚特和库什曼的自由体英译本，译者直接译自泰文原版。——译者注
[11] Richard D.Cushman and David K.Wyatt，‘Translating Thai poetry：Cushman，and King Narai's “Long Song Prophecy for Ayutthaya”’，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89，1&2，2001，pp.7，11.
[12] Khamhaikan chao krung kao（Testimon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ld Capital），Bangkok：Chotmaihet，2001，p.157.
[13] Luang Phraison Salarak，“Intercourse between Burma and Siam as recorded in Hmannan Yazawindawgyi”，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11，3，1915，p.54.
[14] F.H.Turpin，A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Siam，tr.B.O.Cartwright，Bangkok：White Lotus，1997 [1771]，p.109.
[15] Henry Burney，22 December 1826，in The Burney Papers，Vol.II，Pt IV，Bangkok：Vajiranana Library，1911，p.34.
[16] 从1911年起，这个图表的数据以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而且经过了修匀。早期的数字是在特威尔（B.J.Terwiel）和施泰恩施泰因（L.Sternstein）之前的统计的基础上估算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