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瑜陀耶末期社会

贸易带来富庶，雇佣兵负责护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的帮助，阿瑜陀耶的君主在17世纪变得异常强大。通过垄断，他为自己保留了暹罗对外贸易的最大份额，通过其他税收，他又从不断扩大的国内经济中分得部分份额。除了极少数资金被浪费在战争中，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修建空前宏伟的新宫殿、新建或修缮寺庙和举行奢华的节庆活动。即使是最高傲的法国来访者、耶稣教士居伊·塔查尔（Guy Tachard），在1687年踏入王宫中的希善佩寺（Wat Phra Si Sanphet）之时也惊叹不已：“所见之处都是金子……令人吃惊的是见到的仅仅一个佛像就比欧洲所有教堂的圣龛都富丽堂皇。”[5]贵族精英们把他们未能施展的武艺精力都投入到狩猎大象和老虎、赛船及武术艺术表演中。宫廷也发现了一种新的趣味，即对诗歌和戏剧的优雅追求，以歌颂国王和神明的胜利与传奇。

为了戏剧化和加强其权力，君主被隐藏、神秘化并融入仪式之中。在17世纪30年代，巴萨通国王（Prasat Thong）重新塑造了阿瑜陀耶与高棉文明的传统联系。该王系声称他们的出身可追溯至遥远的吴哥时期的柬埔寨。更多的婆罗门祭司被引入宫廷，创制繁复的宫廷仪式。新的庙宇是依照吴哥窟的方案建造的，在国王和其私人圣殿的关系上带有强烈的吴哥式特征。宫殿经过多次重修，用一层层向外的庭院、更高的围墙和更小的入口将内部宫闱深藏起来。国王的圣体被隐藏起来，每年只在少数几个盛大的场合中才能向人们展示，即使在那个时候，群臣也禁止抬头看。在观看过宫廷和公共仪式之后，共和主义的荷兰人发现“这种敬畏更像是对天上的神明，而非地上的君王”。但是保皇主义的法国人却觉得这美妙非凡：“在印度群岛中，没有哪个国家比暹罗更尊崇国王。”[6]

阿瑜陀耶晚期的社会严格分成了2000人左右的官僚贵族及其家庭，和需要交出部分或全部劳力给统治精英的劳苦大众。

到17世纪，官僚贵族有一个复杂的结构，记录在官职列表上，每个职位都有其特殊的头衔、尊号和等级，以一种称作“萨迪纳”（Sakdina）[7]的计量单位来表示。行政体系被划分成四个主要部门。第一个部门负责管理王宫和王都，包括从王田征收稻米、保卫王室成员、维持治安、管理王族事务，以及裁决王都和王国核心地带（ratchathani）的争端。第二个部门负责军事事务，并管理与边远的大城市及附属城邦的关系。第三个部门进行皇家贸易，监督外国社区，并照管国库。第四个部门包括婆罗门，他们负责仪式、占星和记录。

跻身官秩的机会都是保留给贵族的。贵族家庭将自己的儿子献入宫廷，他们在那里担任侍从，之后凭借着个人能力、家族关系和王室的赏识而攀上成功的阶梯。贵族家庭为保官运亨通，还可以向国王献上一个女儿，期望她能在龙床上和错综复杂的宫廷政治中获得影响力。贵族们被授予官职的标志，主要是分等级的设计精美的槟榔盒。高级官员还可能会被奖励人口，也许还有土地或其产品。他们在街上巡游，展示其槟榔盒，一名随从跟随在后，以表明他们的地位。贵族们要靠这些恩赐和任何能够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获取的收入来谋生，后者主要来自一定比例的税收或收取司法工作的费用。

在战争年代，贵族阶层之外的所有男性（包括部分女性）都被纳入奴役和强迫劳动的体系。根据从傣泰人的山地国家借鉴来的方法，大多数自由民（phrai）都被登记在兵役名单中，并受负责动员调度的监工（nai或munnai）的指挥。那些逃避编制的人会失去诸如进入司法程序的权利。这种征役轮流执行（隔月一次或者半年一次）。随着战争的减少，这些徭役部队就被转到其他任务上，如修建寺庙和宫殿、抬轿、划船或装卸商船货物。国王和大贵族官僚控制着这些劳役，有时甚至为此展开竞争。阿瑜陀耶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其他的勐（城邦）中。

战俘是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他们的身份是“塔”（that），通常被译作“奴隶”。其他人可以卖身为奴，或因债务或惩罚而沦为奴隶。一家之长可以卖掉其妻子和儿女。这种奴隶身份是世袭的。奴隶是有身价的，可以买卖和赎身。这些劳力控制体系非常全面，以至于欧洲商人发现很难雇佣到人，除非他们通过控制劳力的贵族阶层工作。即便如此，他们偶尔也会发现，当军事远征或大型建筑项目需要人手时，劳动力就会枯竭。

性别角色视社会地位而截然不同。在平民百姓中，女性几乎承担了所有工作。从15世纪的中国人到17世纪的法国人和波斯人，以及19世纪的英国人，这些来访者都注意到在暹罗，女人“干了大多数活”。一些人将这归因于徭役制度，它将男人从家庭抽走，最多长达半年之久。在湄南河流域大多数地区，农村家庭对母系和父系血统给予同等重视，男孩和女孩平均分配遗产。在那些与佛教并存的神灵信仰中，许多仪式专家都是女性。在早期一部源自口头传统的叙事诗作品《昆昌与昆平》（Khun Chang Khun Phaen）中，女性都具有坚强的性格、明确的经济职能和相当的独立性。

但是在王族和贵族中间，女性却被当作财产。男性家长妻妾成群，为了延续香火，各个家庭会派女儿去攀附王族。在法律上，女性总是男性的所有物，首先是属于她的父亲，然后是她的丈夫（婚姻法就像一个由父亲到丈夫的买卖契约），如果她被卖为奴，也可能是属于她的主人。宫廷诗歌里描绘的女性都是美丽的尤物，她们虽然是情节的一部分，却不是具有功能和性格的能动者。在整个阿瑜陀耶的编年史当中，只有两位著名的女性：一位是作为一名战士和荣耀男性的素丽瑶泰[8]；另一位是一个蛇蝎美人——希素达詹，她的性欲对王朝是一种威胁。

在17世纪，社会开始发生变化，并在随后的世纪里加速转变。贸易经济的增长和军事伦理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强迫劳役制度。许多人通过贿赂来使自己不被登记在册。一些人寻找要求不高的庇护人。其他人则将自己卖身为奴，以筹集参与商业活动的资本，同时从徭役中获得自由。还有人混入了僧侣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藏匿到森林之中，远离官方控制。到18世纪初，宫廷发现它很难再调动起超过几千人的军队。国王发布谕令，旨在改进登记程序、惩罚贿赂、阻止沦为奴隶的行为、揭露假僧侣，以及找出躲在贵族庇护之下的人。但是反复出台类似的法令表明，强制劳役已经越来越难以实施了。

贵族阶级在这个时代也经历着变化。在战争年代，人们可以通过在战场上浴血拼杀而平步青云。在这一途径的重要性降低之后，还有两条路可供选择。少数人能够通过帕康（phrakhlang），即负责贸易的财政部门来致富。该部门许多岗位都被交予外国人，因为他们有进行贸易所需的能力，也因为他们更容易管控。因此，在帕康中供职的泰人贵族尽管非常少，但都是十分显赫的人物。他们有机会参与贸易，还会向来阿瑜陀耶进行贸易的外国人索取“礼物”。

另一个通向成功的阶梯是宫廷中错综复杂的王族斗争。这种政治操控是经常的，但是在王位更迭之时会达到顶峰。那些有希望染指王位的人必须拥有王族血统，最好与前任君主关系亲密，但是并没有一部确切的继承法。实际上，每一次王位更迭都是一次实力的较量，往往牵涉先王的兄弟和儿子。在尚武的时代，这种竞争不失为挑选武士国王的一种方式。在更加和平的17世纪，继位成为一种钩心斗角的竞争，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有竞争力的王族血脉，还包括不同派系的贵族和宫廷侍卫，他们为了将来的晋升前途而支持各自的候选者。这种竞争开始于一场在王都中心打响的小型内战，最后以对站错队伍的贵族和希望日后重新夺权的男性王族成员进行大清洗而告终。帮助国王登基的贵族们将会得到地位、女人、财富和荣誉等回报。

大贵族家庭希冀积累财富和威望并数代相传。尤其是在边远地区，他们几乎可以确保其职位完全世袭。在王都，他们可以确保自己的儿子进入侍卫体系，他们奉献自己的女儿，并力争在王位斗争中选准胜利的一方。然而，国王们不会放任强势家族壮大。他们会轮换任命的职位。他们征收遗产税，区别对待这些家族，不让其积攒财富。国王还不时以贿赂的罪名枪打出头鸟，这种做法司空见惯。被告人随后遭受羞辱性的公开处决，随后，他的妻子和奴仆都被分给他人，他的房子门户大开，供人肆意洗劫。欧洲的来访者注意到，大贵族们住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周围有成群的奴仆，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动产。钻石非常受欢迎，因为它们很容易隐藏。

在18世纪初，贵族阶层还是得到了壮大，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贸易模式的转变。在1688年的危机之后，英国和法国商人退出了阿瑜陀耶。荷兰人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另有所图，最终他们在1765年也离开了。然而，阿瑜陀耶的贸易很快重新调整，首先面向中国，其次是南方的马来世界。中国为了养活其南方居民，对大米的需求急剧上升，因此允许更多贸易自由。暹罗成为一个理想的大米供应国。中国人开始移居暹罗，到1735年，中国人社区估计已达20000人规模了。至少有2名中国人晋升为帕康一职。据法国传教士记载，第一个中国人“将他的中国朋友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结果就是中国人现在包揽了王国所有的贸易”。[9]一些中国人通过联姻而成为宫廷精英。另一些人则从事大米贸易、面条制作、蒸馏酿酒和养猪。至少在王都附近，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城里许多市场都挤满了内河船，它们带来了来自湄南河水系的商品。宫廷增加了硬币的发行量，通过了规范商业合同的法律，并招标包税人（tax-farms）收税。土地可被买卖。进口的布料、陶器、玻璃和铁器，也找到一个不断上升的市场。抢劫案增多了。随后出现了一个被称作“派芒米”（phrai mangmi）的新社会群体，意即富裕的平民。人们通过贿赂来获得等级和地位。至少在王都，贸易开始动摇社会秩序了。

继位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其更多局限于王族内部，对贵族的伤害也更小。少数大家族成功地积累了几代人的人力和财富。有些是当地的古老家族，但也有一些是来自仪式部门的婆罗门、寻求恩庇的孟人将军以及波斯和中国商人。渐渐地，这个贵族阶层开始不满足于寻求自身的发达，他们还试图限制君主的权力。在继位斗争之后，一些地方贵族揭竿而起，但是没有人能真正威胁到王都。一些农民队伍招募的人手很可能来自那些逃进官府管辖不到的森林中的人，他们大胆地向王都进军，但都被大炮给驱散了。对王权更微妙的抵抗是通过佛教语言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