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称雄

贸易带来的财富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海上贸易不断增长。从13世纪开始，阿瑜陀耶向南袭击马来半岛，并北上突入内陆地区，以控制产地，满足中国对于异域热带雨林产品，如香料、象牙、犀牛角和绚丽鸟羽的巨大需求。通过积极参与中国的朝贡体系，阿瑜陀耶成为中国亲密的贸易伙伴。随后，在15世纪后期，阿瑜陀耶又控制了横跨马来半岛颈部的运输路线，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新的贸易联系，避开了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路线，后者路途更遥远且海盗猖獗。阿瑜陀耶因其贸易中心地位而繁盛起来，东方（中国）、西方（印度和阿拉伯）和南方（马来群岛）都在此进行货物交易。16世纪初到来的葡萄牙人将阿瑜陀耶视为亚洲三大强国之一，与中国和印度的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并列。

在15—16世纪，阿瑜陀耶一直在向北方诸城扩张势力。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征服和兼并，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传统融合。财富和贸易联系给阿瑜陀耶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它可以得到葡萄牙的枪支和雇佣兵的供给。但是北方诸城却可能拥有更多可供征募的人力，以及更强悍的尚武传统。一些北方人是被强行掳到崛起的港口都城的，但其他人可能是为了能够分享城市的繁荣而自愿迁去的。北方城市的统治家族也通过联姻与阿瑜陀耶王朝紧密相连。北方的战士成为阿瑜陀耶军队的将军。北方的贵族在港口都城定居，并融入统治精英阶层。阿瑜陀耶逐渐吸收了北方邻国的行政体制、建筑风格、宗教习俗，甚至可能还包括日常用语。由于阿瑜陀耶在贸易上具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它也成为这个壮大了的联邦的都城。北方的彭世洛城因其对抗兰那的战略地位而成为第二都城（葡萄牙人有时候描述它们是双子城）。最终，来自北方的贵族成为阿瑜陀耶的王位决定者（king-maker）。1559年，他们终于驱逐了旧王系，独揽大权。

与此同时，贸易也引发了来自东边和西边的竞争。湄南河流域人口和权力的南移与这两边的情况相吻合。在西边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勃固（Pegu）取代旧的缅甸中心阿瓦（Ava）成为统治中心。在东边，高棉人放弃了王都吴哥，转而选择了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的洛韦—乌栋（Lawaek-Udong）。勃固、阿瑜陀耶和洛韦—乌栋这三个港口都城相互竞争，以争夺与中国贸易所需的林产品等内陆资源的控制权。

他们的统治者们同样在竞争至尊的地位。这些地方的统治者通过贸易利润储备国库，从内地招募新兵充军，用外国雇佣兵充当私人卫队，用从被征服的邻国掠夺来的佛像和黄金装饰寺庙，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转轮王（cakkavatin），即《三界经》（Traiphum）等佛教经典里描述的独一无二的征服了世界的帝王。在这场东—西竞争中，西边占据了优势，可能是因为那个方向是葡萄牙雇佣兵和大炮的来源。暹罗派兵击垮了高棉的都城，并立顺从的王子为高棉国王。勃固要求暹罗接受类似的朝贡地位，然后联合北方的贵族于1569年包围并攻占了阿瑜陀耶城。勃固掳走了大量人口、工匠、佛像和战利品；缴获了珍贵的大象作为标志性的贡品；并将阿瑜陀耶统治家族的成员带走作为妻子和人质。

但是，由于距离遥远，还需要跨越文化差异的巨大障碍，“套盒”就更加难以维持了。当越南在高棉的另一侧形成了抗衡势力之后，暹罗对柬埔寨的控制就衰落了。同样地，当入质勃固的暹罗王子纳黎萱（Naresuan）逃脱之后，他废除了与勃固的朝贡关系，并在其15年的统治期间（1590—1605年）花去大部分时间南征北战，对抗缅甸的侵犯，并重新确立了阿瑜陀耶在湄南河流域下游地区的统治地位。

到17世纪初，战争年代已难以持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多数横贯东南亚大陆的统治中心都遭受过一次甚至多次洗劫。人们开始更有效地抵制仅仅为了皇家自尊而进行的屠戮。16世纪60年代，在被带到阿瓦的战俘中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其他形式的反抗虽然不及它壮烈，但是同样有效。人们会贿赂招兵人员、混入僧侣之中或逃进森林。统治者们竭力招兵，希望能维持先前的规模。城市投资修筑砖墙、拓宽护城河、安置防御性的大炮，这些足以抵消围攻者的优势。在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期，一系列围攻都以失败而告终，叛逃的士兵都散失于乡野之中。

图1-2 早期的政治地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