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始祖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中的意义、历史地位及作用
华夏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不断发展完善，传承千年。“华夏”之名，由来已久。“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47]《左传·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48]的记载。唐代的孔颖达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49]在魏晋时期，“中国”与“华夏”两词共同称为“中华”，特指中原，也指中国全境。
发展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目前已批准的相关战略有三个：一是2009年6月，明确提出“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战略定位，由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简称“发展规划”）。二是2011年9月，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2012年12月，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这一战略定位，并正式颁布了《中原经济区规划》。三是201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了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申请，提出了“一带三区十三板块”的建设格局，三区中有“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
一 始祖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中的意义
（一）发展始祖文化的政治意义
始祖文化作为华夏文明中最早期的文化，祭拜和缅怀始祖们的丰功伟绩使民族凝聚力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如今我们进行祭祀伏羲、纪念黄帝等人文始祖的活动，不仅表达了对整个中华民族追根溯源的文化认同，还表达了中华儿女尊祖敬宗的民族情感。自发展始祖文化以来，每年的祭祖大典，都有很多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前来参加，这是一种融合了民族情感和凝聚了民族亲情的大团圆，就如同子女与父母的家庭聚会。曾经许多华人与祖国大陆失去了联系，常年漂泊在外，如今弘扬始祖文化，为这些远离祖国的人们提供了与祖国亲密接触的机会，并带着感恩之情来祭奠自己的祖先。
伟大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始祖文化表现出了其强大的博大开放的精神，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民族大团结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发展始祖文化的文化意义
弘扬中华文化可以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华儿女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女娲补天造人、伏羲演八卦、大禹治水等故事外，每个始祖文化都有一系列传奇的故事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但是神农还会做五弦琴，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贡献呢？如果我们不去真正了解关于人文始祖的故事以及文化，始祖文化就失去了文化意义。弘扬始祖文化，有助于加强每一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了解和体会，从而学习并传承始祖文化。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多元文化的统一形成了中华文化，而最重要的始祖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中保留和积累的宝贵财富。始祖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风格独特，蕴涵着优秀的文化遗产、精神资源和思想源泉，为现代文明建设和传承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三）发展始祖文化的经济意义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发展迅猛，旅游热兴起。从本质上说，旅游活动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的消费活动、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正因为文化始终贯穿着人类的生活，所以，文化的旅游功能由文化本质决定。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始祖文化，只有充分挖掘开发其文化内涵，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我国各地都有始祖文化的遗迹，旅游的热潮使始祖文化的深度挖掘更进一步。充分挖掘始祖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是发展文化旅游的关键所在。人们崇尚始祖文化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始祖文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经济效益。所以，发展始祖文化对于我国来说，是可以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并行的目的。
二 始祖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三皇五帝”是中华人文始祖，他们创造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始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文化内涵博大、团结奋斗的伟大标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选择和确立起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就是始祖文化。人文始祖是上古时期人类文明的开拓者，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开天圣人、人文源头，在五千多年华夏文明的发展中奠定了基础。
在上古时代，中华始祖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创造了灿烂的中华始祖文化，形成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融合了中华儿女的情感，而且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历来富有创新精神，这还需追溯到华夏文明时期。上古时代是中国早期文化变化最频繁的时代，战争频繁，社会分化加剧，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增多，从而在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产生了许多发明创造，这对中华民族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世本·作篇》记载“作市”“作兵器”“作煮盐”“始穿井”“作旃”“作冕旒”“作占日”“作占月”“作占星气”“造律吕”“作甲子”“作算数”“作调历”“作书”“作图”“作衣裳”，[50]这些诸多发明创造，为人类走向文明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始祖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一）始祖文化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文化意识和民族思维方式。它具有民族文化生活的基因，经过世代相传，能逐步适应周围环境，从而在自然与历史的互动中，不断被重新创造，进而增强了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创造力。而在如今社会，生活方式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扩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民族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逐渐消亡，并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始祖文化同样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标本价值。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科学的保护，是各国和各民族弘扬民族精神、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文化诉求。保护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对始祖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研究，深挖其丰富的内涵，同样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始祖文化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古史传说体系中，远古时代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型，由渔业和畜牧业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伏羲、女娲、轩辕黄帝等始祖都是创世英雄。由于他们独特的地位和非凡的贡献，过去的祖先和圣人都是基于他们的文化创作活动，进而产生许多生产发明。除了民俗和信仰的普及外，也逐渐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始祖文化。始祖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始祖文化，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壮丽辉煌和富有创造性的生命力。华夏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自先秦以来，已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众多数量的各种地域文化。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升华与重造都与地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合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形成世界闻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亲和力，始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性具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文化以朴素性、独创性和无与伦比的民族多样性培养开放性，共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因此，研究地域文化，弘扬始祖文化，挖掘始祖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最有价值的内容，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直接继承和传承。
（三）始祖文化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
何谓民族精神？类延旭在《论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中说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反映了民族价值观、一个心理素质、品格意志和精神风貌。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其运动属性的角度看，它是历史与时代的统一；从其基本性质来看，它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其作用方式看，它又是间接渗透性与直接能动性的统一。”[51]宋志明与吴潜涛编辑的《中华民族精神论纲》中说：“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所体现的生命力和卓越思想。它是一个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它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52]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永无止境的发展和成长的不竭动力，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今世界，人们不断增强的寻根意识，使得中华儿女即使远游千里，仍不忘落叶归根，热爱中华的故土，重视中华人文始祖传承千年的文明。对于实现了现代化并有着富裕安康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文化认同感，希冀寻求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之根，这便是即使在任何地方仍不远千里的寻根谒祖活动逐渐盛行的深层原因。因此，为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使海内外炎黄后裔的认同感增强，我们要加大对始祖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使始祖文化的传承发扬更具有意义。
[1] 丁鼎：《〈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陈建魁：《伏羲、伏羲时代与伏羲文化散论》，《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
[3] 《周易·系辞下传》。
[4] 《尚书序》。
[5] 张新斌：《伏羲与中国姓氏之源》，《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
[6] 《山海经·大荒西经》。
[7] 《世本·氏姓篇》。
[8] 《春秋世谱》。
[9] 张新斌：《论伏羲与炎黄共为中华人文始祖》，《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
[10] 张新斌：《伏羲与中国姓氏之源》，《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
[11] 仓林忠：《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辨》，《盐城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2] 王剑：《论中华民族共同先祖的确认——兼及“羲黄文化”》，《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
[13] 《太平御览·诗含神雾》。
[14] 《后汉书·郡国志》。
[15] 《补史记·三皇本纪》。
[16] 《左传》。
[17] 《潜夫论·五德志》。
[18] 张新斌：《太行山的文化定位与开发的战略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19] 《路史·后记二》。
[20] 刘北锁：《洪洞县赵城娲皇陵庙历史地位简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21] 《周易·系辞下传》。
[22] 《管子·形势》。
[23] 《世本·作篇》。
[24] 《国语·晋语》。
[25] 霍彦儒：《陕西省志第80卷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26页。
[26] 《史记·五帝本纪》。
[27] 《世本·作篇》。
[28] 《史记·五帝本纪》。
[29] 《国语》。
[30] 《史记·五帝本纪》。
[31] 《路史·国名纪》。
[32] 《史记·封禅书》。
[33] 《史记·五帝本纪》。
[34] 李立新：《试论颛顼帝喾二帝与中华人文始祖》，《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5] 张新斌：《内黄颛顼帝喾二帝陵的文化定位及其思考》，《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6] 闫德亮：《中国古代神话文化寻踪》，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64页。
[37] 张新斌：《颛顼帝喾及葬地与祭祀初探》，《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8] 《史记·五帝本纪》。
[39] 《史记·五帝本纪》。
[40] 韩非子《五蠹》。
[41] 墨子《节用中》。
[42] 《韩非子·十过》。
[43] 《史记·五帝本纪》。
[44] 《舜帝廿二大臣》。
[45] 《史记·五帝本纪》。
[46] 张新斌：《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地域原点》，《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一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7] 《尚书·周书·武成》。
[48] 《左传·定公十年》。
[49] 《春秋左传正义》。
[50] 《世本·作篇》。
[51] 类延旭：《论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社科纵横》2004年第10期。
[52] 宋志明、吴潜涛：《中华民族精神论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