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津”“杜少府”揭秘

问：《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题“蜀川”“蜀州”之别，哪种正确？

答：王勃曾客剑南，在成都留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但诗题、五津、蜀州之相互关系从未说清，从而导致“蜀川”之讹。先看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年少成名，出太原王氏，世为贵姓，在初唐贵族掌控社会的现实下，本有极好前途，但乾封三年（668）一篇《檄英王鸡》触碰了王室“兄弟相残”的禁忌，高宗震怒，被废黜。总章二年（669）游蜀，在蜀中完成此诗，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流芳千古。初唐诗在涤荡六朝宫体余风后，有了人生感悟，哲理思考，洋溢着新兴阶级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此诗诗思壮阔，亦不例外。

诗的几处疑点中，“五津”是打开疑窦之钥匙。明确“五津”范围，即可解开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可判定送人在成都而非长安，还可辨明诗题“蜀州”“蜀川”正讹。

唐诗选本注释“五津”，均引用自《华阳国志·蜀志·蜀郡》。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按：此处各本有万里津、里津或皂里津。我以为应定为皂里津，据《寰宇记》岷江古名“皂江”，江边有里，故名皂里。北周《周地图记》“（新津）县城，故皂里江津之所”。万里津殊为不妥]，三曰江首津，四曰沙头津，……五曰江南津。

但解读时，却以现代地域概念来理解“五津”，采古人材料，以今日地域思维比附。如《文学评论》刊载《蜀川与蜀州辨考》时，将五津扩大到乐山犍为，“似‘蜀川’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嘉州之地”。这样杜少府赴任之所就在川南乐山，不在川西蜀州。

问：确乎，正确做法应以古人地域观念去稽考、还原。

答：错乱的地名认识，还出现在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一是“五津：岷江从灌县到犍为县间的五个渡口”，已扩展至川南数百里河道上五个古渡；二是采用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割裂了“五津”与“蜀州”关系，编者不知“蜀川”与“五津”并无关联；三是认定送杜少府“时王勃在长安”，为何不能在成都送人？

问：这些都是以今日行政区划理解《华阳国志》的“五津”。你是崇州人，又常年沿岷江往返崇州、新津、彭山一线，熟悉实情。你的看法呢？

答：首先须辨明“五津”在哪个区段，才能确定诗题作“蜀川”还是“蜀州”。

“五津”实际在蜀州境内。蜀州，汉称江原县，唐称蜀州，宋称崇庆，元以后称崇庆州。岷江出山，流经川西平原，其西即蜀州之域。与东岸成都遥望。“五津”就是这个冲积平原上五个古渡，范围在蜀州境内，今崇州市至新津县的岷江上，约七十里[按明《一统志》“新津在州（崇庆州）东南七十里”]，因地属古蜀核心区域，垂拱二年（686）武则天赐名蜀州。蜀州即傍依岷江而成，诗题当然为“蜀州”。

关于蜀州，王文才教授《六朝江原故址及侨置郡县考》对其来龙去脉曾作考索。考证时限在六朝，正好在王勃使用“五津”“蜀州”之前。

据《元和郡县图志》“蜀州”总叙。

《禹贡》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为郡之江原县（蜀州）也。

秦灭蜀后，在成都置蜀郡，蜀州则为隔江相望的蜀郡江原县，江原武则天时改蜀州。据考证汉代江原治所在今崇州江源乡大庙村，此处既有通成都的官道，又紧傍岷江，隋唐在此设泗安乡，有川西坝子最大佛寺泗安寺，杜甫每次由成都去蜀州访友都要经此，有《暮登泗安寺钟楼送裴十迪》，杜诗泗安古渡疑为《华阳国志》的五津之首“白华津”。

对于汉代的江原，常璩最为权威，他便是江原县人，《华阳国志》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

郦道元《水经注》也载：“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两书所记江源（蜀州）物殷俗阜，乃古蜀文明中心，又称“江源文明”，即今崇州。《崇庆县志》“‘原’与‘源’通，时因误以为县域位于岷江之源，故名”。江源即江原。按，古人以江水出山后起算，故蜀州之地为岷江“江源”，非今人以为始于松潘。在古人观念中上游没有文明，蜀州为“江源文明”之始，可这一问题即便今天做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未悟出。

据王文才考证，到了六朝，江原曾改郡，领县有江原、临邛、晋乐、徙阳、汉嘉。从王先生考证来看，江原管辖整个岷江西岸。这里是常璩故乡，《华阳国志》所记“江原五津”亦最准确，“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五津”确在江原境内。今人将五津扩展到犍为，便是文中这段话。

到了隋开皇三年（583），悉罢诸郡，以州统县；大业三年（607）又改州为郡。王勃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时逢郡改州，州复改郡，虽尚未有“蜀州”官方称谓，在诗题中采用习称“蜀州”又未尝不可。今人认为“蜀州”应为“蜀川”，持据为垂拱二年才置“蜀州”，王勃已亡故十年，故诗题不可能出现“蜀州”。

再看“蜀川”，古代并无用例。“蜀川”泛指蜀地川流。王勃连友人所往都不知吗？结合诗中“五津”来看，地点明确，友人就在江原任官。故诗人有可能按时行的州、郡杂称，自创“蜀州”来称江原，他没有理由去用“蜀川”。

今人诗题作“蜀川”，还因李昉《文苑英华》也作“蜀川”。我认为李昉未必正确，宋人有改窜唐人诗的陋习。王勃“五津”已点明杜少府赴任之地“江原”，怎可取用毫无关联的“蜀川”？杨慎《丹铅录》说“唐人皆指蜀州为‘五津’”。蜀州正是由岷江贯穿，唐人去常璩的东晋不远，当有所承。故诗题“蜀州”才恰当。

综上，蜀州即江原，其地便是岷江冲积形成的川西平原，及纵贯域内的岷江五个古渡。“五津”与“蜀州”实为互文，“五津”即杜少府任职之地。

问：明白了，“五津”在蜀州境内，杜少府行经望达之地，便在蜀州，诗题自然是“蜀州”非“蜀川”。但《华阳国志》“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不是到了乐山犍为吗，怎么说在蜀州境内呢？

答：是的。要进一步确证“五津”仅在今崇州至新津岷江河段，还须分辨《华阳国志》“犍为”所在。

今唐诗选本均误以为犍为即乐山犍为。其实汉代“犍为郡治”在新津。常璩生于晋永平元年（291），活动于成汉时期，彼时新津地界正是犍为郡治，故常璩所指犍为即后来的新津。

关于犍为郡，《华阳国志》“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开西南夷，分巴、蜀，置犍为郡”，道光版《新津县志》“元鼎二年（前115）置武阳县，属犍为郡”，武阳县即后来的新津。又，汉昭帝始元三年（前84）“南夷数叛”，犍为郡治移至武阳。所以犍为郡设在新津。

经东汉、三国、晋、刘宋，近五百年犍为郡治均在武阳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新津本汉犍为郡武阳县也，故城东七里”。西魏时犍为还曾侨置江原境内（《四川郡县志》），所以常璩提到的犍为并非今乐山犍为，“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其范围就在蜀州地界。

清代这一段岷江还有五大渡口，青城渡（徐渡）、三盛渡（三渡水）、江原渡（擦耳岩）、邓公场渡（又称沙头津。按，疑为《华阳国志》涉头津）、新津渡（即皂里津）。清代五津仍然在崇州至新津一线，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问：明白了，犍为郡治在武阳，又曾侨置蜀州，并非今人观念中的犍为县。

答：是的。唐代蜀州与新津县的领属关系，新津县与犍为郡的重合关系，犍为与江原的侨治关系，可确定“五津”便在蜀州。诗题“蜀州”与首联“五津”互为照应；若诗题“蜀川”，则与“五津”不存在任何关联。王诗“城阙辅三秦”，是点明成都与周边的关系；“风烟望五津”，则又点明了蜀州与成都距离不远，登城阙便可隐约遥望。杜少府要渡大江赴任，故言“风烟望五津”。

确定五津后，杜少府的衙署便在蜀州，王勃送人之地就当在成都非长安。游蜀的王勃与杜少府相会于成都，然后送他至蜀州赴任。经推测，杜少府的行程为出成都西门，过“五津”之首“白华津”前往蜀州。唐时“白华津”在蜀州泗安（今崇州安阜乡），泗安在成都通蜀州的官道上，杜甫曾在此写下《暮登泗安寺钟楼送裴十（迪）》。

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

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

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

知君苦思缘诗瘦，大向交游万事慵。

明清时这条官道已上移十里，至上游羊马镇，即国道318线，今人多以为此道为隋唐官道，误。过“白华津”便是蜀州地界，杜少府就在蜀州任职，故有诗人“风烟望五津”的描写。泗安古渡地势坦平，岷江潮润氤氲，此处风光，杜甫描述为“近市浮烟翠且重”，可与王勃描写会通。

问：关于杜少府你有什么新见吗？

答：“杜少府”，诸家注本都说“杜少府，不详”，实际仍有蛛丝马迹可查。由《旧唐书·王勃传》“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及《旧唐书·杜易简杜必简传》，当时长安王杜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在初唐贵族交游中，杜易简交往有裴行俭、王福畤，杜审言交往有苏味道，王勃交往有吏部尚书李敬玄等人，李敬玄与裴行俭同掌选事十年，裴行俭二女又嫁苏味道、王勮。由他们交游联姻可知这些政治家族的相互关联，所以能进入王勃诗的杜少府，必非普通文人，一定是在初唐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关陇贵族，这个杜少府要么是杜易简，要么是杜必简（审言）。而杜审言咸亨元年（670）擢第，王勃正在蜀中漫游，则在成都送的杜少府很可能便是杜审言。当然送杜易简也有可能，易简是王勃父亲的好友，咸亨年间由考功员外郎贬开州（四川开江）司马，是否又改蜀州少府，或有可能，那么王勃在成都送的人就可能是杜易简。当然，这些据史料的推测，尚待有力证据。所以这个杜少府不简单，他或为杜甫祖父杜必简，或为杜甫堂祖父杜易简。两兄弟中我倾向于杜审言。

问：考出杜少府，令我惊讶，我得好好领悟。作为崇州人，杜审言、杜甫祖孙均与蜀州有关联，我挺骄傲。另，王勃送人之地，也要推翻旧说吗？

答：到此已可判定送人之地必在成都，不是长安。历代注家都认为此诗作于长安，长安三秦为辅，帝都气象，“城阙辅三秦”已然点明。王勃京城高第，授朝散郎，署沛王府，正值年少气壮，此诗气象壮阔，正合长安送行。

我认为理由并不服人。一是王勃入蜀后诗文没有因沛王府斗鸡事件消沉。二是若无游蜀经历，他何以熟悉蜀地风候？三是清人已疑惑，长安送人何以能望见风烟五津？

但在成都城楼望五津是可能的，五津在成都西郊蜀州，诗中“城阙”特指成都，不是长安。考“城阙”一词，《说文》云“阙，门观也”。何注昭公二十五年《公羊传》“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证明“城阙”非帝王居地专指。王勃诗文多次出现“城阙”，并非专指长安，如他在蜀中的《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云“金堤迥邑，玉峡长澜；城阙纷乱，江山耸盘”。

问：既然成都送友，“辅三秦”讲不通吧？

答：别忘了成都规模宏大，堪比长安，扬雄《蜀本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者也。巴与蜀仇，求救于秦，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来蜀，遂置蜀郡，仪筑成都，以象咸阳”。可见成都自古便以都城规模营建。左思《蜀都赋》“既崇且丽，实号成都……华阙双邈，重门洞开”，用“城阙”当之无愧。

《三辅黄图》“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所以，成都“城阙”像长安城巍峨高耸，可登高观远，自然便可在城楼遥望远郊风烟中的五津。杜甫在西郊草堂写过“窗含西岭千秋雪”，诗人在成都都能望见一百七十里外大邑西岭雪山，那么王勃在成都西郊城楼上也能依稀望见四十里外岷江渡口。所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一联不是分指长安和蜀地。另外，长安有三秦相辅，《史记》“项籍灭秦后，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三秦”。成都亦有三州相辅，蜀州、彭州、简州环拱，这三州唐以前均曾号郡（《四川通志》），故“城阙辅三秦”未尝不是慨叹成都之壮丽。又《华阳国志·蜀志》“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称望”。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时来时往”。故成都配得上“城阙辅三秦”的赞语。

又“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何能算“游”？宦游有二指，一是做官后离家在外；二是在官场日久，升沉不定。按王诗游者应当在外，如一在长安，一在蜀中，更不能说“同是宦游人”；再作推想，王勃此时若未履蜀，何能准确描绘蜀地风光？所以各注本以“城阙”指长安，勃必在长安送友，推不通。

自然，诗的系年当在入蜀之后。他在成都遇到及第后的“宦游人”杜审言去蜀州，以诗相送顺理成章。故诗当系于咸亨三年（672）。

王勃《入蜀纪行诗序》“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常（长之误）安观景物于蜀，逆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春思赋》“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逆推二年，可知他入蜀时二十岁，风华正茂，履历山川，描绘形胜，诗序碑文都写了不少。这首诗首联就是蜀地山川形胜的概括描绘，“城阙辅三秦”，他与杜审言即将分别，雄丽的城楼在二人身后，他们不约而同抬头，赞叹成都像长安一样巍峨。“风烟望五津”，两人登上堪比长安的城阙，遥天展望川西平原。所以，首联看似矛盾的统一，却证明了在成都送友人之作。首联蜀地风物确定了，若以为入蜀前他就能作这样的描绘，又怎么可能呢？确定了五津在蜀州，诗题又何能用蜀川？

最后串一下诗意，王勃与杜少府走到城下，抬头望见高耸的城阙，感叹多么像长安城啊，二人登上城楼，遥望风烟五津，即将赴职之地。王勃说“无奈与你离别，我俩都是在外游宦的人”。杜审言说“天下太小，在此遇见知己，即便再远的川西坝子，也像我们两家在长安比邻而居”。在城楼上，两位青年才俊达成共识，分手之时，无须儿女情长，泪洒衣裳。

问：你从地方文史入手，独辟蹊径，让我对诗趣味很浓。

答：近来我的一位学生张荣瑜与我探讨“城阙”所指，他提出应指“蜀州”，这个见解新颖，不失为一种新思路，现照录于下：

城阙，指有高楼的城墙。《诗·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孔颖达疏云：“谓城上别有高阙，非宫阙也。”人们以为此诗中“城阙”指京都长安，但从事理上讲，以京都辅助郊县的说法讲不通。故此诗中的“城阙”应指蜀州。在此基础上，将下一句解释为“风烟过五津”,“望五津”正是诗人与杜审言一起过五津所见，如此意思更加通顺，且更合他“送行不送别”之题旨。此说学术界从未讨论，或可纠正千余年来的错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