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五帝与夏商西周政治思想

第一章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及其政治思想

第一节 五帝的传说

一 扑朔迷离的五帝

司马迁《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此篇记述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由于五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司马迁当时为他们作传时也有很多难以说清的问题，所以他才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1]司马迁之时，五帝之前还有三皇的传说。司马迁连五帝都说不清楚，大概为了慎重起见，他就抛开三皇而从五帝叙述中国创世纪的历史。不过，因为“传说是一个民族的口述历史”，所以经过不断的加工改造，而中国流传的那些远古的传说又是由各个不同的族群创造和流传的，各个不同来路的传说自然免不了穿帮和互相抵牾，所以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就出现相当多的歧异。清代学者，曾做过福建巡抚的宫梦仁在其所撰的《读书纪数略》一书中，就指出三皇有五种说法：《史记》认为是天皇、地皇、泰皇，郑玄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认为是伏羲、神农、祝融，《风俗通》认为是遂皇、羲皇、农皇，他自己则认为三皇应该是太昊伏羲氏（风姓，在位115年）、炎帝神农氏（姜姓，在位140年）和黄帝轩辕氏（姬姓，在位100年）。五帝有三种说法：《史记》《大戴礼》《孔子家语》认为是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皇王大纪》认为是包牺、神农、黄帝、尧、舜。宫梦仁则认为是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他对当时流传的各种传说，按照中国从来一统、帝王“万世一系”的观念加以整合的结果。由于不同来路的传说本来就互相抵牾，硬是将其整合成黄帝一系的血缘传递，必然出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和困境。例如，尧将二女嫁于舜，就是老祖姑奶奶匹配侄孙。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传说中五帝辈分和事迹的互相抵牾就否认这样一个时代的存在。应该说，作为历时1000年左右的五帝时代肯定是存在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尽管不可能是同一姓氏顺序继承的帝王，但他们作为不同族群的首领，很可能是同时或相继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因而被传说塑造成圣帝名王，而在不断改造的过程中，他们按照后来统一王朝的模式被安排成同一姓氏顺序传承的帝王。与这一时期疑似对应的大汶口、龙山、齐家、良渚、屈家岭等考古学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刚刚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同时又带着浓重的原始社会的遗存，呈现出许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特征。不过，由于此一时期贫富分化明显，阶级产生，国家权力机构已经脱离氏族部落等组织而独立存在，变成一种公共管理机构，地方由州一级的行政组织实施对原部落群体的管理，刑罚已经出现并作为一种惩戒手段广泛运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存在决定意识，与国家权力运行相应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就萌生并逐步发展了。

二 禅让及禅让观念

与五帝特别是尧、舜、禹相联系的“禅让”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研究上古史的热门话题之一，因为它牵扯到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王权、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存在和继承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两个重要疑问，一是“禅让”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还是思想家的虚构？二是如果“禅让”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对其性质如何定位？

认定禅让根本不存在的观点，以康有为、顾颉刚为代表。他们认为所谓禅让是儒、墨等思想家为了阐发自家的理想而编造的。古史辨派的学者大都认同这一观点并进行各自的诠释。其他如刘仁航、姚永扑也认定禅让是出于后世的附会与编造。陈泳超认为禅让是儒墨政治理想的寄托，冷德熙认为禅让是两汉纬书编造的政治神话。李学勤认为尧舜时代领袖人物的产生方式主要是世袭而非禅让，田昌五则认为历史上所谓尧、舜、禹“禅让”和“篡夺”的说法皆是后人的精心安排，真实情况是部落集团首领的“轮流称雄”。总之，他们认为，所谓“禅让”在中国历史上压根就不存在，所有关于它的说辞，都是思想家们出于明确目的而实施的精心编造。

也有的学者认为“禅让”和“篡夺”都是真实存在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更多的学者认为禅让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现象，王国维和以钱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定古代文献对禅让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权威史学家也认定禅让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改革开放以来，有更多的学者肯定禅让的存在。但是，对禅让如何解释，则存在很多分歧。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学者认为，禅让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二头军长制”选举。郭沫若特别指明，尧嫁二女给舜，反映当时处于群婚状态，禅让是氏族评议会民主选举首领。吴泽认为禅让反映的是男子出嫁习俗，氏族酋长只能由外氏族人担任。王震中认为当时的政治制度是“邦国联盟”，禅让是“邦国联盟”盟主的传位方式。王和认为禅让是“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的过渡”时期“部族定位变更的反映”。周谷城认为禅让存在，“反映贵族专政的力量”，因为禅让是部落联盟首领之间的私相授受。陈登原认为禅让存在，其性质是部落酋长的“自然承袭”。黎东方则认为禅让是两个部落结盟，轮流担任联盟首领。钱耀鹏认为禅让是平等的部落联盟领袖的产生方式，而刘宝才却认为禅让是多个部落都无武力统一的实力，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相互妥协的选取首领的办法。陈新对禅让的评价较高，认定它是原始民主与公仆意识的反映。

不少学者尽管承认禅让的存在，但拒绝从道德的高度去评价，而是更多地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如刘兴林认为禅让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侯玉臣认为禅让是部落联盟首领在激烈斗争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传位方式。王汉昌认为禅让是氏族酋长个人权力膨胀，私相授受，破坏了“一致同意”原则，杜勇也认为禅让是对“暴力夺位的粉饰”，唐冶泽认为禅让是由原始民主制向君主制的过渡，类似个人独裁。张广志也认为，禅让虽是原始民主残余的体现，但实际上“篡夺的意义更多”。谢宝笙虽然认为禅让存在，但指出它不是固定的制度，而是一种特例，因为它在历史上仅实行了两次，就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传承，也是世袭多于禅让。许兆昌将“国际次体系”的概念引进禅让的研究，认为禅让是“国际次体系”时代特有的首领产生方式。更有学者认定，禅让来源于巫术，是一种傩戏的表演。

究竟如何认识禅让，的确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学术问题。因为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此就有决然相反的认识，形成“禅让”和“篡夺”的对立。三千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学者仍然围绕着这两个命题争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和方法的运用，也只是使双方的辨析进一步细化和深入，但并没有达成共识，看来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辩论下去。

事实上，无论是“禅让”还是“篡夺”，都是后人对五帝时期首领传承方式的概括，而且是根据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经验得出的不同概括。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的传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传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学者们力求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努力将禅让纳入合乎或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看来，社会历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这样五种生产方式依次发展的。因为在原始社会有一个军事民主时期，实行所谓“二头军长制”选举，部落联盟的首领不是一姓世袭而是通过选举贤人产生，这种形式与禅让十分贴近，于是学者们就将禅让纳入了这个诠释框架。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这个诠释框架还是最有说服力的。但对其提出异议者也逐渐增多，因为如果“二头军长制”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何以禅让只在尧——舜——禹的承袭中实行了两次，而此前此后都是世袭呢？禅让作为特例而不是通例岂不是更合适？而如果禅让只是特例，它就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它就只能是偶然出现的溢出常规的一次偶然展示。

人类历史的发展显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这个规律在各个国家民族历史上的展现又显示出千姿百态。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各有自己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发展特点，他们似乎都没有中国的“禅让”。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在自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时期，似乎也没有“禅让”。看来禅让作为特例而不是作为惯例似乎更符合实际。所以，与其花大力气证明禅让符合规律，倒不如将其作为特例放在一边，在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结合上尽最大努力发掘五帝时期“帝位”传承的真相，做出更符合实际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