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明清赋评的繁兴及价值
赋评是由赋注渐趋转变和臻于至善的结果,明清之际评点蔚然成风,赋作亦无出其右,评点繁兴,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因素。
首先,与当时的科举制度以试赋为中心的体制不可分割。《文选》是场屋进阶时的必参书籍,士子为备考科试,必须精熟《文选》,诚如宋谚“《文选》烂,秀才半”之言。又鉴于《文选》富博宏深、体大思精,甚至晦涩难辨,并非人人能顺畅解读,这时亟须注解完备与评点详赡的《文选》版本问世,以适士子研习之需。《昭明文选越裁·凡例》所言:“圈点为文章杖指,其密取旨,其疏得句。略而不详,览者目钝,读者气塞。兹句标字表,片言不遗。”[16]而圈点评论犹如理解文章之杖指,作既可揭示密旨,又能疏通篇句的圈点版本,为士子科举提供便利,而且为一般的读书人所青睐。就此吴承学先生曾有过创见,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评点的阅读对象是一般的读书人,在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主要出路和目标就是走科举的道路。因此,评点自然就与科举有难解之缘,而带有明显的实用色彩和功利目的。”[17]此时不仅是赋作产生了众多的评点,其他如小说、戏曲、诗歌等文体的评点著作可谓空前繁荣,专业的评点队伍、汇评与集评本的层见叠出、宽松灵活的市场需求等正是评点空前发展的标志。尤其科举试赋,是推动明清之际赋评兴盛的关键基石,而评点的兴起,又是科举实用色彩与功利目的外化显现。
其次,文人雅士可以凭借圈点批评的方式来发抒自己的内心情感、艺术风格甚至政治抱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明代受渐趋宽松的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在评点上大体追求“奇艳”的风格,而清人长于小学,追求务实精神,学术风气上注重“实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类赋学评点在评判标准以及学术崇尚上也是各有千秋,如邹思明《文选尤》中评赋则表现出“尚奇”的标准,“奇”字出现至少30次,前文有详说,此处略。孙矿评点赋文上则追求“浓腴”“奇峭”“精雅”的艺术风格。何焯《义门读书记》评赋推许“实证”的精神,正如《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所论:“且义门评例,兼及校勘考证,间亦涉及友朋时事。”[18]观此可见,何焯既重考据的实证之风,又兼知人论世的理念。洪若皋在《昭明文选越裁》中评赋则推重“词藻气骨”的评点风格,而且在评点技法上例举如“擒纵法”“脱胎法”“反主为客法”等表现出相当娴熟的理论水准。这些皆由文人注解与评点赋作逐渐彰显出来的,窥斑见豹,依此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
最后,书坊为谋求私利,大量刊印集评、汇评类书籍。明代出版业相对发达,一些书商为谋私利,他们出版一些著作时往往将当时的名家大儒的评语汇聚在一起,成为一种汇评或集评本,招徕时人注意,从中获取暴利。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可以佐证:“自宋至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19]明嘉靖、万历年间,建阳的于氏、刘氏、熊氏等家族皆以刊刻书业名震于时。尤其附带圈点批评的典籍,不仅成为初学士子习作文章的范本,而且具备了科试工具书的功能,因此备受追捧。通过书商刊印书籍时的“识语”内容,可略知一二。仁寿堂主周曰校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封面“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牅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鉴者顾是□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20]又余象斗刊刻“评林”本《三国志》亦有相仿的“识语”:“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家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朦,不便其览矣。本堂以请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21]由明而清,评点本由一人评论向多人集评、汇评的演变。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如方廷珪等的《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于光华的《重订文选集评》汇辑数十人的评语对赋篇以及其他文章进行评点。其时,科举制度、文人评点与书坊大批付梓三者构成互为充要条件。
赋评就其价值而言,笔者在《赋评的形态要素与批评意蕴》一文中有过初步讨论,文章指出:“首先,借助赋学评点可以深掘赋文在文学与文献方面的价值。其次,赋学评点对赋篇中的错讹、释读等方面起到订正与辅助作用。再次,借助赋学评点可以理会赋评者的评价机制和赋学观念。最后,借助赋学评点可以解析时代的学术风貌与鉴赏标准。”[22]赋评从注释走向评点,经由开始单一的注释,到后来的多元性评点;再由后来的评注相兼,到评考并论的迁转,不仅是评点演变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而且预示着明清时期评点观念的开拓及评点文学的成熟。这种嬗递与多元的凸显,本身就是评点文学价值的体现。另外,由评注体向评考体形态的转变是赋学评点的一个重要现象,如在孙矿、郭正域等的评赋中,还可以看到评点者将李善注、五臣注赋的内容或征引、或比勘夹注于篇中,然而到何焯、于光华、洪若皋等的赋评中完全找不到李善注和五臣注中赋的内容影踪,随之而来的则是评点者本人的评论兼考证以及引用他人的考证来批点赋文。
[1]该部分内容见黄志立《赋注释要及其批评内涵》中的相关论述,《北方论丛》2021年第1期。本文是在原相关基础上进行的修订与延伸,借此,进一步考察赋评是如何从注释走向评点的过程。
[2](清)王芑孙:《读赋卮言》,清光绪九年刻本。
[3](唐)魏征等:《隋书》卷35《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3页。
[4](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文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65页。
[5](唐)李延寿:《南史》卷15《刘穆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5页。
[6](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
[7]王立群:《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中州学刊》1998年第2期。
[8]许结:《论赋注批评及其章句学意义》,《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
[9](明)孙矿:《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中华书局2015年影印本,第102—103册,文中所引皆据此,不一一注出。
[10](宋)惠洪著,陈新点校:《冷斋夜话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16页。
[11](明)邹思明:《文选尤》,中华书局2015年影印本,第99册,文中所引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
[12](南朝梁)萧统选,(明)郭正域评点:《选赋》,中华书局2015年影印本,第97册,文中所引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
[13](清)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影印本,文中所引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
[14](清)洪若皋:《昭明文选越裁》,齐鲁书社1997年版影印本,第287—288册,文中所引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
[15](清)方廷珪等:《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影印本,文中所引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
[16](清)洪若皋:《昭明文选越裁》,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287—288册。
[17]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18]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5页。
[19]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2页。
[20](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十九年万卷楼刻本。
[21](明)余象斗刻:《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双峰堂刊本。
[22]黄志立:《赋评的形态要素与批评意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