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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王权——《坦萨尔书信》初探
公元224年,原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省的领主阿达希尔(Ardašīr I,224—240年在位)统一伊朗,建立萨珊王朝(Sasanian Empire,224—651年),是为古伊朗第三大帝国。一般认为,萨珊王朝的建立并非仅是萨珊家族的胜利,而是象征全伊朗的胜利。在这场复兴伊朗的战役中,宗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阿达希尔发行了全新的钱币,正面将国王塑造为“崇拜马兹达的主”,背面则刻有象征王权的圣火,表明王权和宗教的紧密关系。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帝国建立之初,政权已意识到宗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不但在政治文化领域主动贯彻,而且教会也借以建立基本的社会和法律制度。[1]然而根据《坦萨尔书信》(下简称为《书信》)记载,萨珊王朝初期的开国君主,多次破坏以往诸侯所建立的圣坛,熄灭他们的圣火。乍一看,这些举措似有悖于当时王权与宗教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现象?本文即以《坦萨尔书信》为例,探讨其产生的背景、书信内容与取材,借以探讨帝国建立初期宗教和王权的互动表现。
一 《书信》的整理与翻译
《坦萨尔书信》最初应形成于公元3世纪初萨珊王朝始建时,乃开国君主阿达希尔的大祭司坦萨尔(Tansar),[2]为回应塔巴里斯坦的地方领主古什纳斯普(Gušnasp)对新王朝的质疑而作。在信中,坦萨尔回应了古什纳斯普对阿达希尔一世诸政策的控诉,并敦促古什纳斯普尽快归顺新政权。[3]现存《坦萨尔书信》原由中古波斯语写成,6世纪胡司洛一世(Khosrau Ⅰ,531—579年在位)统治时曾被修改过,用以平息当时异教冲击带来的宗教纷争。[4]公元8世纪时,著名的伊朗穆斯林翻译家穆卡法(‘Abdu'llāh ibnu-l Muqaffa‘,伊朗法尔斯人,原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后改信伊斯兰教,逝世于760年)将书信译成阿拉伯文。[5]穆卡法原译本佚失。13世纪时,塔巴里斯坦的历史学家伊斯凡迪亚尔(Muhammad b.al-Hasan b.Isfandiyār,又称Ibn Isfandiyār),为撰写本民族历史,专程到当时繁盛的花剌子模考察,在当地的一间书店,他发现一部著作,内含十篇独立的作品,其中即有穆卡法翻译的阿拉伯文版《书信》。伊斯凡迪亚尔重新将书信译成波斯文,收入他的《塔巴里斯坦历史》(History of Tabaristān)一书中。[6]此外,中世纪的阿拉伯史家马苏第(Mas‘ūdī)和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也曾征引阿拉伯文《书信》的若干章节,使该书信内容得以保存至今。[7]
1894年,法国伊朗学家达米斯提特(J.Darmesteter,1849—1894年)根据英国印度事务部所藏Tarīx-i Tabaristān写本(写于1632年,编号1134),并参考大英图书馆写本(写于1656年,编号附7633)编辑法译了该书信,是该文献的第一个编辑本与现代语文译本。[8]达米斯提特认为该文献总体上是真实的,只是穆卡法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对原文献进行了篡改。可能鉴于自己依赖的手稿存在缺点,他也认为应该有更好的写本存世。德国中亚学家马迦特(J.Marquart)首先对书信提及的某些历史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质疑,他认为书信应该是胡司洛时期的作品。[9]克里斯滕森(A.Christensen)则质疑了书信提及的伊朗地方领主、宗教环境,并根据6世纪伊朗对东西边疆经营的历史,以及突厥、哒在中亚的兴起等事实,质疑了书信的真实性,认为书信创作于胡司洛征服
哒统治的东方之后,占领也门之前,时在557—570年。他认为书信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10]这一观点也得到后来学者赞同,如日本学者青木健在其著作《琐罗亚斯德教的兴亡——萨珊波斯到莫卧儿帝国》中即认为该《书信》为伪作。[11]1932年,米诺维(Mojtabā Minovi,1903—1977年)在达米斯提特编辑本基础上,参考了1562年的Tarīx-i Tabaristān写本,重新编辑出版了写本,并附有波斯文注释。[12]此后,米诺维又相继接触到了一些更早期的写本,因而对书信文本产生了新的看法。1949—1950年,米诺维和亨宁(W.B.Henning,1908—1967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了伊斯兰之前的波斯文献研讨班,重新讨论了《坦萨尔书信》,当时参加研讨班的玛丽·博伊斯(Mary Boyce,1920—2006年)充分吸收了研讨班诸位学者的意见,并在两位教授的建议下,于1968年推出了该书信的全新英译本。在该书序言中,博伊斯全面总结了该书信的研究史,特别针对学界关于坦萨尔其人及该书信的真实性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她从口传文学的特点及萨珊王朝的历史事实出发,令人信服地指出《书信》的确是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作品,对帕提亚王朝后期和萨珊王朝初期的政治、宗教史研究意义重大。[13]玛丽·博伊斯是西方学界20世纪下半叶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伊朗学家之一,她的英文译本也成为《书信》的最重要的现代语文译本。
《书信》记载了在阿达希尔一世的执政时期,大祭司坦萨尔对所参与重要政治事件的分析,从中可以了解萨珊王朝初期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因而为研究古伊朗历史的学者所关注。如已故哈佛大学的费耐生教授(Richard N.Frye,1920—2014年)在其著作《波斯的遗产》(The Heritage of Persia)中分析了《书信》的若干内容,并将坦萨尔与后继辅佐沙普尔一世(Šapur Ⅰ,240—272年在位)的大祭司卡提尔(Kirdēr)比较,考察了萨珊王朝初期掌权者的政治和宗教政策。[14]已故伊朗学者塔法左里(Ahmad Tafazzoli,1937—1997年)则利用《书信》内容讨论了萨珊波斯的社会阶级构成。[15]美国学者普莎莉雅蒂(Parvaneh Pourshariati)则探讨了书信对于研究萨珊王朝晚期社会变革的意义。[16]
有关《坦萨尔书信》,国内学界未见专门系统的研究。仅有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在讨论萨珊王朝初期的历史时有所提及。如李铁匠先生曾言及《坦萨尔书信》“是一本别有用心的伪书”,惜未详细论述。[17]孙培良先生在1995年出版的《萨珊朝伊朗》一书中,提到了坦萨尔对萨珊王朝初期政治举措和对《阿维斯陀经》的搜集修订所做的努力。[18]不过亦未展开讨论。
如上所述,《书信》的内容是萨珊王朝开国皇帝阿达希尔一世的祭司长坦萨尔,对尚未臣服的地方首领的回应。因此,若要深入理解书信内容及其文献价值,首先须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认识。
二 《书信》产生的时代背景
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205—206年,波斯法尔斯省统治者帕帕克(Papag)即开始宣称要摆脱帕提亚王朝的统治而独立,到公元222年,他的继承人沙普尔(Shapur)死于非命,帕帕克的另一子阿达希尔得以掌权,他首先武力征服了反对其称王的法尔斯一带的小国诸侯,然后开始起兵反抗帕提亚国王。公元224年,阿达希尔在霍尔木兹甘(Hormozgan)平原的会战中,击败了帕提亚王朝末代统治者阿达万(Ardawan,即阿尔塔巴努斯四世,Artabanus Ⅳ,213—224年在位),萨珊王朝由此建立,胜利的阿达希尔一世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伊朗帝国的新任统治者,被称为“诸王之王”(šāhān šāh)。然而,帝国建立之初并非一帆风顺。此前的帕提亚王朝仍有不少残余势力,阿达希尔一世首先须镇压其阴谋破坏活动。到公元226年9月,阿达希尔一世正式进入泰西封,并举行加冕典礼。阿达希尔一世在加冕后的多年间将军事的重点放在了巩固实力和对付反对者上,特别是来自罗马和亚美尼亚的阴谋挑拨,后者对于帕提亚王朝卷土重来仍抱有幻想。另外,阿达希尔一世则希望尽快使伊朗高原上反对建立中央集权的各地诸侯们放弃立场,归顺新朝廷。[19]面对一个新兴的政权,阿达希尔一世通过复兴其祖先阿契美尼波斯时期(Achaemenid,公元前550—前330年)的管理制度以增强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然而却陷入了瓶颈。根据阿拉伯史家所述,阿达希尔一世并非单纯恢复某一管理机构,而是重新整顿社会秩序。他复兴了阿契美尼时期雅利安人的繁荣,并反抗了罗马的入侵。然而他耗费了更多精力镇压各地对于新政权的反抗,特别是亚美尼亚及其附近地区,这让他在加冕典礼上宣称自己同时还是“非伊朗人之王”的头衔显得名不副实。[20]到了他的继承者沙普尔一世时,萨珊王朝才真正战胜了罗马人。[21]可以说,《书信》的内容正反映了萨珊王朝初建时内外交困、亟待建立新秩序的要求。
《书信》的作者坦萨尔,为阿达希尔一世的祭司长,由他来代替国王回应地方领主的质疑,正反映了当时政权和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据记载,阿达希尔所出生的法尔斯地区流行水神阿娜希塔(Anahita)崇拜,而其家族亦世代负责管理当地火庙。阿娜希塔神是波斯本土早就流行的神祇,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时,古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公元前404—前358年在位)就将阿娜希塔同密特拉、阿胡拉·马兹达一起祭拜。[22]《阿维斯陀经》诸神颂第五部即为她的颂诗,她广受英雄、战士、王族的崇拜。[23]公元205—206年,阿达希尔的父亲帕帕克成为波斯波利斯附近伊斯塔赫尔(Istakhr)的地方首领,独特的祭司背景使他更容易团结波斯本土的士兵。但帝国建立初期要面对的宗教环境却异常复杂,在萨珊王朝建立之前,伊朗高原的原始宗教以偶像崇拜为主,主要崇拜的神有三位:水神阿娜希塔,太阳神密特拉(Mithra),以及阿胡拉·马兹达。[24]而外来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等,在其境内也不乏信众。琐罗亚斯德教并非仅流行于法尔斯地区,其在伊朗各地均有传播,但各地所信奉的流派是否与法尔斯相同,尚不明确。而阿达希尔想成为全伊朗人之王,力图统治全伊朗,若仅凭当地的阿娜希塔神信仰,显然不易借此在思想上取得全伊朗人的信任。后来的资料也证明,阿达希尔的确要以整个琐罗亚斯德教作为统治全伊朗的思想武器。阿达希尔一世相信他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得益于阿胡拉·马兹达的庇佑。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阿达希尔在胜利之城(Firouzabad)、拉贾布(Naqsh-i Rajab)和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等处刻石纪念。在著名的鲁斯塔姆石雕上,阿达希尔骑在马上,下面是帕提亚王朝末代君主阿尔塔巴努斯四世的尸体。对面是同样骑着马的上神奥尔马兹达,踏着恶神阿里曼的身体。上神将统治的象征物授予阿达希尔。通过这组石雕,阿达希尔向世人宣称他的君权来自神授,他乃整个伊朗的君主。[25]为巩固统治,阿达希尔一世试图以国家权力规范民众的宗教信仰,着手开始在全境内推广琐罗亚斯德教。
从萨珊王朝诸王们所遗留的碑铭、钱币、石刻的王家艺术图像、印章和银器,以及大量的有关王朝政治、军事等的历史文献中可知,萨珊王朝的国王们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萨珊王朝之前的阿契美尼王朝、帕提亚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诸王们也信奉该教。学界普遍认为,萨珊王朝的宗教态度和政策比前朝普遍强烈。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萨珊王朝对宗教本身有多虔诚,而是他们对待前朝的态度与现实是否相符。[26]萨珊王朝的一份佚失文献《列王纪》(Xwadāynāmag)记载了萨珊朝对待前朝的态度。虽然该文书未存世,但其有关萨珊前伊朗史的观点却依赖后世穆斯林史家的征引而为人所知。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文中几乎没有关于阿契美尼王朝的历史,仅存其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公元前336—前331年在位)的虚构形象,主要表现的是他被亚历山大击败的情形。[27]从亚历山大东征到萨珊王朝崛起之间,伊朗处于多个“诸侯王”(petty kings,中古波斯语为kadag-xwadāy,阿拉伯语)纷争的分裂期。萨珊时期的“复兴伊朗文化”不得不提到议事日程。
阿达希尔一世初掌政权,正是其威望和权力上升之时,为避免重蹈前朝覆辙,他决定整顿异教。正如前文所述,新帝国建立后仍有一些地区尚未臣服(例如塔巴里斯坦、阿美尼亚等),国王单纯凭借武力无法使其归顺,而只能通过说服的方式将其劝降。[28]在已经臣服的地区,则需要统一的信仰去规范人们的精神生活,以保证日后社会安定。阿达希尔一世希望将萨珊皇室所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扩展到伊朗全境,通过在帝国境内建立起统一的宗教信仰以稳定政局。统治者认为,此前伊朗的分裂不仅仅由于诸侯之间的战乱,也由于诸侯们建造了太多并未得到官方(王家)正式认可的火庙。这实际上是为日后的宗教政策寻找理论根据。阿达希尔最终毁坏了这些火庙,从而在伊朗恢复了统一的中央王朝与宗教。[29]然而作为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其经典《阿维斯陀经》早已散佚各地,使信众们无所适从,因此国王急需将散落的经典重新收集整理,确定一个正统全面的版本以正视听。[30]
根据公元9世纪编订的帕拉维文《宗教行事》(Denkard)所记,阿达希尔任命大祭司坦萨尔搜集散落在各地的琐罗亚斯德教经文,在当时由祭司们口头传承的文本基础上,将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进行系统整理,编订《阿维斯陀经》的定本。事见《宗教行事》第四卷17—18节的记载:
伟大的诸王之王阿达希尔,帕帕克之子,在正义之路上接受了坦萨尔的建议,要求将所有散落的经文收归宫廷。坦萨尔表明:有一些经文他可以接受,也有一些则因非权威性而被遗弃。而且他发布了如下命令:就我们而言,任何与马兹达教传统不同的解释,只要富有洞察力、内容丰富,就不比原文差。[31]
实际上表明了坦萨尔在搜集经典时不局限于原始经典,对于一种重要的解释性文本,他也会酌情采纳。具体到《宗教行事》的收集整理,《宗教行事》第三卷亦有记录:
然后,伟大的诸王之王阿达希尔,帕帕克之子,开始恢复伊朗人的王国,这部书也被从各地收归一处。正直的坦萨尔来了,他精擅传统,是主要的导师。国王命他将本书与(口传的)《阿维斯陀经》比较,加以补充完善。一切按计划行事。他命令将书保存于总督的宝库,似乎这本书成为原始的光明火种,其中蕴含的教理精华应尽可能地广为传布。[32]
如有多种相类的文本共存,则由坦萨尔进行甄别,选出更为精当者作为最终版本。[33]在完成《阿维斯陀经》的版本甄别后,坦萨尔还宣称:“解释阿胡拉·马兹达的教诲乃吾之职责,现在(这些文本)已足够完整了。”[34]
新成立的政权难免面对种种问题,统治者有时会分身乏术。因为新政权所需解决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常常围绕宗教问题发生;而经济设施的重建和文化教育的复兴,也需倚靠掌握了先进知识技术和教育资源的上层祭司。单纯的行政人才可能无法满足萨珊王朝执政者的需要,所以阿达希尔一世需要对宗教事务熟悉,又可在处理政务上给予他帮助的人才。在萨珊王朝后期,帝国的祭司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专门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行政类祭司,而另外一种则是从事宗教活动的宗教类祭司。[35]而在萨珊王朝初期,祭司是身兼二任的,作为萨珊王朝首位大祭司的坦萨尔无疑是辅佐阿达希尔一世的最佳人选。帝国建立之初在整饬全国宗教信仰方面,他贡献甚巨,然而文献有关坦萨尔生平的记载阙如,远不及他的继任大祭司卡提尔丰富。[36]这方面,《书信》的有关记载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三 《书信》所记萨珊初期的宗教政策
《书信》中,坦萨尔对古什纳斯普的质问逐一进行解释和反驳,并十分巧妙地劝说其归顺。在信的开头,坦萨尔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强调自己专注于宗教修行,对世俗中的享乐并无过多追求。[37]他重申了自己在宗教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简明扼要地划清与政治的界限。坦萨尔试图以宗教修行者的身份与古什纳斯普对话,主动表明自己与国王的不同立场,这种表面的中立无疑易使听者信服。
接着,坦萨尔谈到了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给他个人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他更以帕提亚王朝末代统治者为例,将不信教作为其战败的最主要原因。[38]紧接着坦萨尔向古什纳斯普保证,自己所传播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主张行善,所有行为皆循上神善的指引。[39]在各种威逼利诱古什纳斯普,趁其精神放松之机,坦萨尔第一次劝导其归顺。坦萨尔以保留王位和权力为条件,并列举此前已归顺者的优厚待遇,借以劝说古什纳斯普尽早表明态度。[40]
坦萨尔对古什纳斯普诸般质疑的解答,实际表明了阿达希尔一世诸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阐明了新政权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古什纳斯普问道:“虽然阿达希尔一世致力于恢复古代的文明,但有人指责他抛弃了传统,或许他的做法有利于社会,但却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41]从古什纳斯普的质疑可以看出,塔巴里斯坦地区的信仰可能与波斯本土有所不同,古什纳斯普并未完全否认阿达希尔一世复兴阿契美尼王朝某些制度的举措,但基于信仰的差异,他对帝国肇建时国王的新政颇有微词。对此坦萨尔没有直接回应两地信仰的差异,而是回答道:
但你必须认识到所谓的“传统”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古代的“传统”,另一种是现代所创的“传统”。古代的“传统”虽公正,但如何实现早已不为人知,在当下若要求解失去的传统,无疑难上加难。而现代的“传统”则通过某些暴力手段,使人们获得利益上的均衡,然后再去追求最终的平等。所以当我向人们介绍古老的传统时,你们会抱怨其不适用于当代,若如此,古老的传统终会消亡。其实,阿达希尔一世宣布废除了一些酷刑,认为其已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你们又会说:“这是以前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习俗。”我想你已经认识到了,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古代抑或现代,而在于对待传统的态度。现在阿达希尔一世努力地改变现状,并希望扩大影响,现在他的圣明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君主。[42]
随后坦萨尔又列举当年亚历山大袭城作为例子,指出在袭城过后伊朗的科学文化遭受了巨大损失,这种损失只能通过掌握知识的祭司们才能恢复,以此来说服古什纳斯普接受古波斯的宗教,从中寻找解脱之道。坦萨尔的回答实际暗示了和平归顺才是稳定经济的最佳道路,从侧面动摇了古什纳斯普原本的想法。坦萨尔一再声明,他并非强迫古什纳斯普服从阿达希尔一世的统治,而是想要帮助他脱离邪恶宗教的控制。[43]可以说,坦萨尔对古什纳斯普的回应,是以宗教手段来实现政治上的目的。
接下来是坦萨尔和古什纳斯普对阿达希尔具体政策的讨论。古什纳斯普反映,国王的政策过于血腥和暴力,造成国王和民众之间越发疏远。对此,坦萨尔认为,有很多统治者极少采用重刑但很容易在其他方面草菅人命,而阿达希尔一世的政策杀鸡儆猴,易防微杜渐;而且这些看起来残忍的刑罚,在多数时候可以通过表示悔改而被赦免,除了三种严重的情况:异教,叛变叛逃,以及不行正法。[44]古什纳斯普在信中说:“我不认为宗教与法律之间存在什么必然关联,阿达希尔一世忽视了惯例。”坦萨尔反驳道:“阿达希尔发现了异教的堕落与混乱,他尝试对此进行改革。”[45]坦萨尔更列举宗教法中关于死后继承的例子,说明宗教对社会管理的作用。阿达希尔要求将富人和商人的部分钱财平摊给穷人,这一政策也遭到古什纳斯普的诟病,坦萨尔从宗教法的角度暗指反对者皆为无良之人,并提出帮助穷人度过经济上的难关乃为宗教正法:
阿达希尔一世在各个地区设置观察员监督人们生活,如果有人去世则立即报告给此区域的祭司,祭司将根据风俗从后人中选出继承人。如果其无男性继承人,人们将会共同负责操办其葬礼,并照顾其年幼孩童。这是阿达希尔一世所乐于见到的,也是我为何坚持实行宗教法的原因。[46]
古什纳斯普不理解为何阿达希尔一世硬性规定了个人的消费水平,甚至将其定为法律。坦萨尔解释道,这是为了区分和辨别不同人群,让人们在社会中适得其所:
贵族可通过出行排场和衣着区别于商人和游牧诗人,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要彰显这种不同。而战士则需被全体人民所敬仰,因为他们牺牲了自身的一切去与敌人对抗,使其他人可以安享和平,平民就应该悦纳他们。战士则应该尊敬贵族,并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如果我们允许各个阶层的人们自由追逐欲求,而他们也为所欲为,那就会很快不知节制而穷困潦倒。国库也会随之空虚,战士的军饷无法发放,国之将亡。[47]
他还向古什纳斯普解释了如何正确划分四个社会等级,并指出若出现某一阶层人口数量不足,社会无法正常运作,政权则应及时采取对策。[48]
坦萨尔还反驳了古什纳斯普对监察体制的不满:“正直的人无需感到害怕,所有的反馈均会经过证伪而上达阿达希尔一世;若你洁身自好,他们如实上告,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替你向阿达希尔一世表达了忠心。”[49]纵使古什纳斯普并无归顺之意,面对坦萨尔这样让他“进退两难”的回答,也不得不动了效忠新政权的念头。
古什纳斯普的最后疑问事关王位继承,他提出王位继承者应由地方掌权者和祭司们共同讨论选出。他试探了坦萨尔对于王位继承的看法,如果坦萨尔态度宽容,则为他日后参与商议王位继承人、扶持傀儡皇帝提供借口;若坦萨尔拒绝地方掌权者参与讨论,而主张由祭司左右王位继承,那么他可以通过与坦萨尔交好,为自己谋得利益。但坦萨尔认为,在决定王位继承人这件事上,阿达希尔一世应与所有人保持距离,他的决策不能被任何人左右。坦萨尔建议阿达希尔一世应将王位继承书亲手誊写三份,分别交给宗教上、军事上以及政治上最信任的人。一旦他离世,则由三方共同公布继承王位的人选。若三方中有一方出现变动,则转而通过祷告求神的方式,由神选决定。[50]古什纳斯普对当时阿达希尔一世迟迟不公布储君人选表示不解,坦萨尔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
若早早地指定某人作为继承人选,那他就会开始猜忌身边之人。倘若旁人待他稍有松懈,他内心的不满就会加剧。阿达希尔一世说过:“继承人,说白了就是在等我死。”对王位的渴望会使他拥有的美德消失,这对日后统治国家没有益处,还不如秘而不宣。敌人从不缺乏花招和计谋,从中挑拨离间可能会使储君造反,人民将会因其名不正言不顺而反对他。在登上王位前,储君应保持一贯恭顺,并能克制与人争斗的想法,还应该意识到挫折对自己的重要性。[51]
《书信》中,坦萨尔的回复极具策略,准确把握住每个问题的关键,令人信服地一一作答。且他谦逊有礼,不仅在书信的开头赞美古什纳斯普本人及其先祖,在书信结尾之处还请其原谅自己的冒失,感谢古什纳斯普来信的耿直。作为辅佐阿达希尔一世的得力助手,在劝说古什纳斯普归顺这一事件中,他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这也表明当时宗教乃为政权服务的本质。
《书信》除对阿达希尔在世俗社会中的政策进行讨论外,也直接记载了新政权的若干宗教举措。为将法尔斯地区所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向伊朗全境传播,坦萨尔按照国王的旨意,将帕提亚时代各地所设置的不同圣火送回发源地,捣毁神庙中的偶像,代之以萨珊王朝官方承认的圣火,并按照法尔斯地区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准改建神庙。坦萨尔打算先在各地确立起符合国教标准的圣火和火庙后,再逐步开展具体的传教活动。正是由于萨珊王室出身于法尔斯地区的祭司家族,才会对圣火的正统性有着苛刻的要求。[52]替换圣火和摧毁神庙的举动自然引起各地区人民的不解和抱怨,古什纳斯普对此也颇有微词:“阿达希尔一世命人把火带离了神庙,并熄灭了它们,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料到你们对宗教的迫害如此严重。”[53]坦萨尔并没有回避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场面,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该等举措的动机和理由:
这个消息十分令人悲痛,但我认为您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事实是,以前大流士让人们为他建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神庙。这纯粹是个人的激进行为,没有任何宗教权威可言。所以阿达希尔一世必须摧毁这些不合教义的建筑,没收相关财产,并将那些来历不明的圣火带回其发源地。[54]
从坦萨尔的回答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虽对替换圣火和摧毁神庙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血腥场面感到抱歉,但并不认为这一政策本身有何过错。当然古什纳斯普的质疑也反映了帝国建立之初在统一信仰方面步履维艰。正如意大利伊朗学家纽利(Gnoli)所指出的:“萨珊王朝建立初期,琐罗亚斯德教未能成功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祭司们的新宗教,复兴的、体系化、经典化的琐罗亚斯德教已经获取波斯新贵们的支持,成为他们的新工具。它无法和不愿意——事实上也未曾——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些困惑,这是当时伊朗的普遍情况,因此很多人改信摩尼教和基督教。”[55]
四 结语
“宗教与政治是孪生兄弟”[56],《坦萨尔书信》描绘了阿达希尔一世在位期间的社会和宗教状况,并提出要“恢复正教以正国家基础”,这封书信也成为琐罗亚斯德教和萨珊伊朗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宣言,“宗教和王权相生相继,其联系坚不可破”[57]。不过从坦萨尔的回应与态度可知,他多是遵照阿达希尔一世的授意完成任务,并充分利用自己祭司的身份居中调停。这一时期祭司并未过多干涉国家政治事务,统治者也未有意向祭司阶层放权,宗教和政治决定权依旧由祭司出身的皇帝掌握。萨珊王朝的国王们尽量通过重用某些祭司、使用宗教语言、进行慷慨的宗教捐赠来控制宗教,但是宗教和政治的融合只是一个口号,国王和祭司们各有立场,为己方摇旗呐喊,而并非事实。[58]从以上论述可见,宗教乃为政治服务,至少在萨珊王朝初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