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集体记忆”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分析
——基于普京时期主流媒体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回忆活动
【摘要】21世纪以来，社会和政治动荡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一系列“颜色革命”，使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更，为刚刚从“西方式民主化”转型至政府主导型现代化路径的俄罗斯敲响了警钟。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选择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重新激活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获得民众支持，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普京自2000年执政后，对俄罗斯的媒体界进行了改革，政府掌握了大多数的主流媒体，从而为政府主导展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创伤性回忆运动提供了可行性。厘清俄罗斯“集体记忆”唤起活动与政治稳定的相互关系及实践机制，分析“集体记忆”的选择、呈现和构建，可以为现代化中的国家如何维持政治稳定提供思路。
【关键词】“集体记忆”；唤起活动；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所有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的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但现实情况是，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不稳定状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易出现社会骚乱、经济不稳、暴力冲突甚至军事政变。中东欧和欧亚地区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和动荡的社会政治局势就是例证。导致这些状况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历史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合力、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化不够充分、社会动员不当、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转型进程中，旧的政治文化逐渐瓦解而新的体系尚未形成，势必会引起社会中经济、文化和公众心理等各层面的不适应，继而影响政治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的稳定无法实现。政治稳定是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前提。许多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在试图结合本国国情，寻找各种途径来获得和维持相对的政治稳定。建立政治文化认同，实现政治社会化便是维持政治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共同的理想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开启了对现代化的探索。本文以俄罗斯为例，主要考察其政府为维持政治稳定而主导的集体回忆活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经历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大变迁，由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向西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2000年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3]，普京上台后迅速改变策略，再次带领俄罗斯走上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之路。国家发展路径的转变也产生了一系列挑战，如何处理叶利钦时期出现的问题对于得到公众认同并推行现有政策极其重要。2022年10月8日，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称，全俄社会舆论中心7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81.1%的俄罗斯受访者表示信任总统普京。[4]可以看出普京政府的支持率一直居于高位，其维护政权的措施极其富有成效。普京政府采取的系列措施中就包括重视和收回原先由寡头控制的大众传媒，政府逐渐直接或间接地掌握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保证了国家的叙事渠道，这也为主导回忆活动提供了条件。
一 政治稳定与“集体记忆”的理论回顾
“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意指没有政治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5]。而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深刻分析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存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容易滋生动乱、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一个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强大政府才是最重要的。杰克·普拉诺（Jack C. Plano）等人则认为稳定是指系统的组成部分保持或恢复到固定关系的一种状态，稳定往往被看作没有发生根本的或破坏性的变化，或者是把变化看作可以接受的或是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的。因而，政治稳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发生变化，或是指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相同的宪政形式和过程，抑或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相对地说没有暴乱和内部骚乱。[6]
政治稳定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实现政治社会化。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认为，集体的、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心理——例如精神、习俗、宗教和传统等，对于维持政治共同体至关重要。现有的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都表明，文化可以通过内化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个人政治态度和行为，“文化之于社会相当于记忆之于个人，它包括社会经验中的作用，因此值得传给后代”[7]。从建构主义出发，记忆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现象。“记忆”作为一种认知行为常见于日常生活，最早局限于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记忆”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探讨出现较晚，“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著作《论“集体记忆”》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记忆”自此完成由个人到社会的升华。哈布瓦赫认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他进而论证说，个体就是通过社会的群体身份来获取、定位和回溯记忆的[8]。根据哈布瓦赫的论点，过去的概念被不断重建，以符合一个群体当前的利益。因此，对一个特定的群体或社会如何回忆过去的考察，有助于理解该群体当前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利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也提出，人的发展受社会文化历史的影响，从而为社会记忆对个人能够产生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撑。之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将“集体记忆”的概念再次延伸。他提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9]。因为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千万个事件中，只有少数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而有权力选择并塑造这些“集体记忆”的往往是统治阶级。官方纪念日、纪念展览馆等是一个国家“集体记忆”的载体，服务于政治文化和社会，“集体记忆”的塑造与传播无疑成为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如何选择和组织“集体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大众媒介作为一种信息媒介也是影响民众政治观念的重要渠道，政府可以利用大众媒介，通过“选择、组织、重述‘过去’，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诠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10]。因为“媒体文化为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形象与场景，它们有可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同时提供行动、时尚和风格的榜样”[11]。如何将短暂的社会记忆转变为可以代代相传的长期“集体记忆”是每个政府都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现在的全球各个国家的组织形式来看，主要包括：组织学习、利用大众媒体、建立遗址和纪念碑、定期重新激活记忆并增强集体参与的纪念仪式等。虽然记忆的社会形式是短暂的，但记忆的政治和文化形式则是为长期使用而设计，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它可以完成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甚至在几代人之间传播。然而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紧急情况下，大众媒体的优势就得到凸显。因为它可以覆盖足够多的受众，它的议程设置功能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或者集中到某一事件上，也正因为如此，大众媒体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关于俄罗斯“九十年代”的“集体记忆”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俄罗斯政府如何充分利用大众媒介重新选择并唤起某些“集体记忆”以应对不同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环境，这些选择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于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都有借鉴意义。
二 政府主导回忆活动的前提条件
（一）国家叙事渠道的逐步回归
1991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开启了俄罗斯社会制度的剧烈转型。在叶利钦的两届总统任期内，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反而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灾难性下降，以及犯罪、腐败、贫困、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增加。不仅如此，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频发，民族矛盾复杂尖锐。政府威信力与执政力缺失、中央权威的下降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局势不稳，社会动荡，寡头政治发展失控，为寡头控制媒体提供了可能性，俄罗斯进入寡头媒体时代，截至1999年，俄罗斯寡头们所建立起来的传媒帝国（参见图1）[12]几乎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境内的绝大多数媒体。这些媒体包括被认为是最客观和高度专业的电视网络之一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HTB），以及俄罗斯最早的商业日报之一《科默森特日报》。寡头们利用媒体的优势，在权力游戏中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具体的好处和举措，媒体成为获得他们政治资本的武器。在这期间媒体发挥的作用是利益相关者们有目共睹的，因此掌握大众媒体话语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图1 寡头对媒体的掌控情况
2000年3月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第2任（第3届）总统。上台以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铁腕措施整治“七大寡头”，积极推进俄罗斯政党改革和建设。2001年3月，普京签署《政党法》，从此开始了以法治党的改革之路。与此同时，普京发起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复苏，国际油价的上涨也为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2007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150%，俄罗斯GDP总量由1999年的48230亿卢布增长到2007年的332470亿卢布[13]。普京执政期间的一系列作为，为俄罗斯政治多元化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因此，许多俄罗斯民众将普京的上台视为结束20世纪90年代混乱时期的转折点，把普京视为稳定和发展的象征。
2000年对于俄罗斯的媒体来说同样是转折性的一年，普京执政后强化国家媒体理念，旨在增强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并逐步推行相关法律，寡头控制媒体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自此以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范围扩大，大众对官方媒体的信任程度较高，这就为政府进行有组织的回忆唤起活动提供了可行性。
这一过程始于2001年1月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收购NTV（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控股权，“由此开启了整个社会媒体业态转型的新时期”[14]。2002年，OPT（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更名为“第一频道”，标志着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退出。2004—2005年，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改组，“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广播电台”“文化频道”“俄罗斯之声”等89个地区级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和110个广播电视转播中心被收入旗下，俄罗斯各地区主要电视和广播频道变成了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分支机构[15]。本次转型一直持续到2014年TV Rain（也称Dozhd）退出有线和卫星电视市场。TNS Russia 2014年的数据显示（参见图2），十大电视频道的收视率占总收视率的70%。前三个频道——俄罗斯第一频道（14.4%）、俄罗斯国家电视台（13.2%）和HTB（11.3%）占比达38.9%。THT、CTC、第五频道、PEH TB紧随其后，收视率分别为6.8%、5.9%、5.6%和4.2%[16]。表中可以看到，排名前10的电视台中有6家电视台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图2 俄罗斯各电视频道收视率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TNS Russia。
表1 2013—2015年俄罗斯民众每日观看电视时长
列瓦达中心2016年5月进行的一项全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2015年，85%的俄罗斯民众仍然主要通过电视了解俄罗斯和世界，并且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电视是主要信息来源——60%的公民每天观看新闻节目，电视观看的强度远远高于收听广播节目的强度[17]。同时，俄罗斯调研公司TNS Russia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015年，俄罗斯人平均看电视的时间达到每天4.06个小时（参见表1）[18]。以上数据可以大致反映出俄罗斯政府对主流电视媒体控制范围的广泛以及民众对媒体的依赖程度。
（二）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文化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强调，弥散性支持与政治制度稳定性具有密切的关系，坚实的民众支持可以稳固政治体制。但是，一个政治系统仅仅依靠政府积极的政治文化输出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是不够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强调了民众对政府正当性认可的重要性，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探讨了信任文化与政权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这都是文化与政治关系的不同方面，它们相互补充，显示出公民文化之于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正如英格尔哈特所说，“民主制度能否经历风雨生存下来取决于它们是否已在公民中建立起来深层的文化归属”[19]。回顾俄罗斯史，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俄罗斯帝国时期，长期父权式的管理模式使俄罗斯人民产生了对权威依赖和服从的依附型政治文化。正如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所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位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2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西式民主化进程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政治体制向权威主义回归。普京上台后采取的政策措施顺应了俄罗斯民众的期盼，同时也受到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在2019年发表的《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提出，“俄罗斯社会只信任第一号人物”。他指出“俄罗斯国家的现代模式始于信任，并以信任为基础”[21]。毫无疑问，这第一号人物便是普京。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数次民调结果也证实了苏尔科夫的论断，民众只信任普京总统并认可他的工作。[22]
俄罗斯这种人际信任与权威认可的政治文化特征，也同样作用于对官方媒体的态度。2015年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针对民众对俄罗斯大众媒体的信任度所做的调查显示，43%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上的新闻、分析和官方网站是可靠的信息来源。而针对某些争议事件的解释，55%的受访者更愿意接受电视广播中对各种互联网资源的解释，18%的受访者相信博客和社交网络（2013年这一占比为22%）。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数据，俄罗斯中央媒体的可信度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75%的受访者信任中央电视台，其次是中央媒体（54%）和中央广播电台（52%）[23]。因此，基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以及政府对媒体的掌控，俄罗斯政府有能力为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制定信息议程，进而完成“集体记忆”的唤起。
三 “集体记忆”唤起活动的呈现与建构
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方利益交织，利益分配格局不可避免地被打破重组，原有共同体架构中的认知、共识也会随之出现裂痕。俄罗斯现代化路径的转变，政策的变革和重塑、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使普京政府必须面对如何避免民众对此产生抵触以及如何整合和维系社会成员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叙事框架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话语的主导形式。这意味着现代史不仅是一部历史事件编年史，还是一个以有意义的方式安排这些事件的故事[24]。也就是说俄罗斯政府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新的“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包含政治文化的传播、政治价值的建构、政治态度的学习、政治人格的塑造等，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有大众媒介的助力。
（一）回忆唤起工具的选择
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应被充分重视，因为电视、网络、广播等可以迅速及时地将政治信息传播到整个社会，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但在规模庞大的信息面前，民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甄别各种信息的真伪，而且各类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也很难被政府控制并满足其特定的需求。然而，推动回忆活动的大众媒介不仅需要覆盖范围广、影响程度高，同时需要为政府筛选信息并准确递送，以保证民众能够找到并接受自己需要的政治信息。普京上台后，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政府掌握了大部分主流媒体的控制权，这些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力非常大，已经基本具备了议程设置的功能，确立了其在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当仁不让地成为回忆唤起活动的主要工具。
（二）回忆内容的选择和积极调动
在国内外因素双重诉求的引导下，俄罗斯政治精英们引导开展了特殊的“集体记忆”回忆活动。从2003年开始，除了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会反复提及外，俄罗斯主流媒体也开始关注20世纪90年代的负面情况。例如2003年上映了一些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犯罪剧，如《彼得堡强盗》《大盗》，以及电影《暴君》《寡头》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HTB电视频道推出63集“20世纪90年代”系列纪录片，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俄罗斯人”的诞生、私有化、刑事杀人案件等以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的私人故事，以反映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通过对俄罗斯主流媒体网站的检索可以发现，有关20世纪90年代相关新闻报道或视频中，“90-e”（90年代）总会和“经济衰退”“缺乏法治”“混乱”“腐败”以及“犯罪”绑定出现。同时，在社交媒体中，“Hе хочу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в 90-e”（我不想回到90年代）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图3 2000—2020年俄罗斯主流媒体热议话题
通过在Intergrum Worldwide[25]网站搜索2000—2020年联邦新闻、电视广播、通讯社以及在线出版物中的关键词——“90年代经济衰退”“90年代政治混乱”“90年代政治腐败”以及“90年代犯罪”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的负面信息不停地被强调，尤其在临近总统选举、杜马选举或者其他某些关键时期逐渐增多。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有组织和精心制作的记忆调动活动，是由政治机构、国家自上而下对记忆的制度化，目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和公共话语进行灌输和政治宣传来强化民众记忆，将相对短期的可塑性记忆转化为长期的文化和政治记忆。
这场回忆活动的叙事节奏遵循常见的进步和衰落情节线，使用了一种典型的进步叙事——“混乱时代”的叙事包含着衰落的情节，反衬出现在的进步与安定。
虽然“集体记忆”筛选与重构的过程涉及历史修正主义的伦理和政治相关性的适度，但是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重建冲动本身，历史记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与现在的关系无外乎两种——类比关系和纯粹的历史连续性。记忆重构的目的便是让人们进行过去与现在的感知类比。如果过去的事件与现在的事件相似，它便可以为我们提供“象征性资源”——代表我们当前的价值观和意图的方式，从而塑造和激励我们现在的行动。因此，回忆运动展开的两个重要指向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为了促进和加强民众的意识和政治倾向，对“集体记忆”进行战略性回顾并使用那些与当前感觉相对应的过去元素，以此让俄罗斯民众相信现状比潜在的政治选择更可取，正是现任总统在任期内所采取的有效措施才带来现在稳定的发展，特定的历史事件可以为现在政府的行动提供参考，为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创造了政治支持，同时维持政局稳定。
四 “集体记忆”唤起活动的政治动力
国家作为现代世界的首要“权力容器”，往往是在一个共同的民族核心基础上形成的，为现代国家提供文化渊源、图腾象征和历史记忆。[26]然而从记忆的角度出发，国家并不像个人那样能够独立拥有记忆的功能，目前我们所谈到的有关政治的“集体记忆”都是政府为国家“制造”的符号、文字、图像、仪式、地点和纪念碑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构建，目的是让记忆在意识形态形成和面向政治行动的集体身份构建层面上发生作用。“集体记忆”的载体是特定的一个群体，目的是将“记忆”有规律地、集体地被重新激活，以达到群体身份的稳定[27]。因此，国家对特定“集体记忆”内容的选择及话语表述方式可以反映出具体政治诉求。而对于转型之后的俄罗斯政府来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诉求。
（一）维护政治稳定
政府引导下进行的历史回忆活动在各个国家并不少见，特朗普就曾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来连接一个曾经辉煌的、强大的美国。还有一种情况是对负面历史事件的回忆活动，此类活动大多是为了使社会群体同质化，防止爆发战争。20世纪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对战争的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例如俄罗斯每年5月9日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法国每年都会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英国以及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等。人们如此反复地纪念战争，是因为希望此类活动可以成为警告当代人不要重蹈覆辙的一种方式。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精英们战略性地选择突出历史事件的光明面或黑暗面，调整历史的表现方式，以塑造和展示与当前政治诉求相契合的“集体记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以负面“集体记忆”为例，对于经历过某段艰难时刻的人们来说，他们会以现有的生活现状为参考点来评估过去，对现有生活的满意度会增加。因此，2000年以后普京政府选择20世纪90年代作为记忆唤起活动的主要内容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式民主化”转型对俄罗斯而言并不成功，而普京上台后又带领俄罗斯走向了另一种发展新路径。发展路径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旧的政治社会形态和结构的解构，这个过程势必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社会成员对新路径的质疑和不信任，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使用大众传媒选择性强化某些创伤性记忆，进而对政治信仰进行策略操纵——让民众认为政治现状是优越的、现任政府是称职的，新的发展路径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上述负面社会心理，将其转化为对现有政策的支持。不仅如此，激活创伤性回忆的效果会根据人群创伤程度的增加而加强。从俄罗斯官方披露的选举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经历过那段“艰难”时期的地区对普京的支持率会根据回忆唤起活动的频繁程度而增加。
（二）应对“后苏联空间”内的博弈
2005年4月29日，普京在向俄罗斯联邦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这样描述俄罗斯在过去14年的命运——“苏联的崩溃是上个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是真正的悲剧，成千上万的公民和同胞留在了俄罗斯疆土之外，解体如同传染病也传染了俄罗斯自身。……寡头集团对媒体拥有绝对控制权，只为自己的公司利益服务。民众生活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经济严重下滑、财政不稳定和社会福利系统瘫痪的背景下发生的。”普京还明确表示，“不会容忍俄罗斯领土上的类似事件”，他将采取“合法但强硬的手段”来应对任何动荡[28]。在总统制国家中，传统的国情咨文演讲主要是审查政府过去一年的表现并概述其未来发展方向。而此次普京演讲中“苏联解体”如此突出表达并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之下的原因不难猜测——21世纪，一场场由美国操纵或支持、打着所谓“自由、民主”旗号、以政权更迭为目的的“街头革命”在东欧、中亚、中东、北非等地不断上演，并被冠以“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名号。[29]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一年后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分别发生“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抗议活动造成的政治混乱为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敲响了警钟。虽然不可否认，这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但本国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以及西方传媒的宣传鼓动对事件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起初这一系列“颜色革命”虽然引起了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的警惕，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过多的反应。直至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颜色革命”展示出其“传染性”，俄罗斯官方对“颜色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4年11月，普京在主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时强调：“我们看到了所谓颜色革命浪潮导致的悲惨后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教训和一个警告。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样俄罗斯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30]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的《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甚至直接使用了“颜色革命”一词，将其明确列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之一。俄罗斯各级官员和各类官方媒体提及“颜色革命”的频率也明显上升。
苏联解体后，伴随着“西式民主化”政策，许多外国媒体入驻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同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展开政治博弈的场所。西方对俄罗斯境内反对派力量始终保持着各种支持，并发动多轮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利用大众传媒发布反政府言论，利用各种“信息战”诋毁俄罗斯政府形象、宣扬西式民主等行动。俄罗斯甚至面临比周边国家更严峻的国家安全挑战。为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局势稳定，俄罗斯必须重视社会力量与民众认同，避免为“颜色革命”提供土壤。尤其是在普京上台后，20世纪90年代初的记忆尚未被重建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因而，保证国家对主流媒体的管控，进行官方政治文化构建，对保证国家话语权，维持现有政治现状，推行现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创伤性回忆活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俄罗斯周边国家因“西方民主化”思潮影响发生政权更迭，政治精英们担心这种思潮会波及俄罗斯，影响俄罗斯民众的价值判断。于是政府开始在国家管控的媒体中展开负面历史的回忆运动。其实从2003年开始，直至今日，俄罗斯的执政者们都在提防爆发类似的“颜色革命”。“集体回忆”活动便是其用来降低俄罗斯民众对政治变革渴望的一种策略——将20世纪90年代的衰退与“西式民主”建立联系，将那些历史负面事件与国家发展现状的积极方面进行对比。媒体的反复提及可以提醒俄罗斯民众注意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困难，而这些困难恰恰是倡导学习西方的力量试图在俄罗斯实施“西方式民主”所导致的结果。处于当下相对安稳生活中的俄罗斯民众，在大众媒体唤起记忆的活动下，也很容易将20世纪90年代混乱的经济和政治与当下的稳定进行对比，这就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社会层面的保证。
结语
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而言至关重要。“政权的机制不仅仅是强迫，而是说服。”[31]因此，政权的稳固不能只依赖暴力机关的威慑，也可以依赖更微妙的方法——国家的政治叙事，因为政府对信息和媒体的管控已经开始在确保政权获得政治支持方面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集体记忆”唤起运动便是一个主要策略。然而“集体记忆”是一种中介记忆，它需要有物质媒介和实践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的影响程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教育的效率，另一方面取决于民众爱国或民族热情的水平。其实不只在俄罗斯，当下各国社会都在经历一场“记忆热潮”，在这种热潮中，历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电影人、媒体人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在从事重建和塑造过去的共同事业。而媒体在其中的位置不容忽视，媒体可以根据当前流行的品位或特定群体的利益，重演过去并加以利用。俄罗斯的当政者们就是利用创伤性回忆对公众的多重和多样化影响，促使其在历史视角中重新考虑和重新评估国家现行的现代化之路的正确性，产生积极效果从而维护政府以及社会稳定。
每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都伴随着变革，“过去”在政治话语中的使用对于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关于“过去”的事情，并没有被锁在历史书籍中，也没有被藏在图书馆里，而是不断地被回收利用，成为权力和政治的重要资源，刻画国家的政治叙事，不断地为政治提供燃料。因此，对俄罗斯的“集体记忆”唤起运动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更好地在未来的发展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对其加以利用。
A Logical Analysis of“Collective Memory”and Political Stability--Based on the memory campaign of the Putin-era mainstream media about the“1990s”
Wang Fangyuan Ling Mengyuan
Abstract：Sinc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have been common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even a series of“color revolutions”have led to drama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IS countries, providing a wake-up call for Russia, which has just transitioned from“Western-style democratization”to a government-led modernization path. One of the coping strategies chosen by Russia’s political elites was to reactivate the“collective memory”of the 1990s to gain popular support and mainta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tability. Since Putin came to power in 2000, he has reformed Russia’s media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control of most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which makes it fea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lead a campaign to recall the traumatic 1990s in Russia. Then, clarify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between the evocation of“collective memory”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Russia, the selection, 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collective memory”can provide a behavioral point for how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in a modernized country.
Keywords：“Collective Memory”；Reactivation Activity；Political Stability
[1] 王方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2] 凌梦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3] 对于“普京时期”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的界定，本文中所涉及普京时期设定为普京第一次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至今，虽然普京还于2008—2012年担任俄罗斯政府总理，但其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于2012年重新担任总统至今，故均纳入“普京时期”的范畴之内。
[4] 《俄民调：超八成民众信任普京》，《环球时报》2022年10月9日第2版。
[5] 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6] 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
[7] Harry C. Triandis, and Eunkook M. Suh,“Cultural influences on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3, No.1, 2002, p.133.
[8] 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38，119.转引自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9] [美]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0]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4页。
[12] [英]卡瑟琳·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欧阳景根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3]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чета”，https://rosstat.gov.ru/statistics/accounts.
[14] 魏大方：《我看俄媒体发展转型这十年》，《中国记者》2011年第8期。
[15] [俄]亚·尼·扎苏尔斯基主编：《俄罗斯大众传媒》，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291页。
[16] “Россия 24 впервые вошла в Топ-10 телеканалов по доле аудитории”，https://adindex.ru/news/media/2014/11/20/117586.phtml.
[17] “ТВ БЕЗ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https://www.levada.ru/2016/06/06/tv-bez-alternativy/.
[18] “ТВ-аудитория：кто и как смотрел телевизор в 2015 году”，https://adindex.ru/publication/analitics/channels/2016/09/26/137188.phtml.
[19]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祁玲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
[20] [俄]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1]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Автор K-News，2 ноября 2019 года，https://knews.kg/2019/02/11/vladislav-surkov-dolgoe-gosudarstvo-putina/.
[22]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网页的政治板块拥有一项关于“政治领导人的信心”的调查，该调查采用每日电话访问，并取七日内平均值的调研方式。从调查结果的检测可以看出普京的信任率一直处于高位。
[23] “СМИ в России：потребление и довериеТВ сохраняет внимание и доверие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оссиян. Газе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 сдавать позиции, Интернет-СМИ перестали расти”，ВЦИОМ НОВОСТИ，7 мая 2015，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smi-v-rossii-potreblenie-i-doverie-.
[24] White Hayden,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 Intergrum Worldwide（中东欧大众媒体平台数据库）是一个俄罗斯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电子档案库。Intergrum为全球用户提供中东欧（苏联）地区最大的大众媒体信息平台，包括莫斯科等重要地区的报纸、杂志、在线媒体、新闻电报档案及其他64000多种信息来源, 每天平均更新536000篇文章，以及过去30年的全文数字档案资料库。
[26]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13.
[27]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陶东风编译：《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28]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5.04.2005 г. б/н”，http://kremlin.ru/acts/bank/36354.
[29] 《“颜色革命”之恶果 美式民主之灾祸》，半月谈，2021年12月16日，http://m.banyuetan.org/gj/detail/20211216/1000200033136201639623425899159617_1.html。
[30] “Vladimir Putin：We Must Stop a Ukraine-style ‘Coloured Revolution’ in Russia”，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ukraine/11243521/Vladimir-Putin-we-must-stop-a-Ukraine-style-coloured-revolution-in-Russia.html.
[31]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册），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