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丝绸之路就是贯通中西交往的重要纽带，经漫长历史的洗礼而延绵不绝。即便是在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仍不绝于耳。至明代海洋丝绸之路全面崛起之时，西北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通连中西的重要作用。以政治互动、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为载体的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蕴、文化内涵以及时代价值。

固原地区，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关中通往中亚、西亚的要塞。其南进关中而拱卫长安、襄守中原，北越六盘山而接通草原丝绸之路，西扼河西走廊而入广袤之西域，是为历代王朝经略西域的边镇形胜要塞。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固原地区的政治与军事经略历来备受重视。秦王朝以固原地区的萧关古道作为经略西北乃至西域的重要关隘，在统一固原地区的过程中灭义渠戎而置乌氏县，正式纳固原地区为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开启固原地区边塞重镇之先河。西汉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析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市），其目的是强化西汉政府对于西北边疆之开发，并以此为军事基地疏通经略西域之通道，开拓强盛西汉王朝之路径。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亲征高平，高平之平定为其扫平西北诸割据政权奠定坚实基础，在行政区划上承袭西汉旧制，仍设置安定郡，治高平，大大强化了固原地区的军事属性。而作为培育战马的牧马机构的设置，更是日后固原地区马政辉煌千年的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休，各个割据政权更新换代十分频繁，固原地区先后处于前秦、后秦、前赵、后赵、大夏、北魏、北齐、北周等诸多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一历史时期，在行政区划上固原地区大多以军镇的形式而存在，军事地位十分凸显，成为各个割据政权的必争之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以高平镇改置原州，设郡县，整齐划一行政区划，重新疏通废弃百年之久的丝路通道，固原地区之地位进一步提升。隋唐时期，仍以固原地区为中心置原州，恢复汉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固原地区成为隋唐时代屯垦戍边、徙民安业、民族融合的繁盛之地。安史之乱以后，固原地区沦落于吐蕃之手长达近一个世纪，频仍战乱摧毁了原州往昔之辉煌，开始走向衰落。宋代统一西北地区以后，在固原地区构筑战夏的军事重镇，并设置镇戎军，时人称为“中华襟带”，军事地位进一步加强。出于应对宋夏边境战争之需，宋代因地制宜，在固原地区大力发展畜牧业，“马政”成为两宋时期固原地区的象征。元代在固原地区的开城设置安西王府，成为元代经营西北、远略西域的中枢之地，政治地位之高可谓空前绝后。明王朝建立以后，为防御蒙古，在北方边境地带沿着长城走向设置九个军事重镇，固原镇为九边重镇之一，节制陕西三边，“三边总制”是实际上的西北军事指挥中心，其军事地位举足轻重。清代以后，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基立极，固原地区由传统的边塞重镇演变为腹地，军事重镇地位逐渐瓦解，但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依然留存在茫茫的历史变迁的长河中。

民族汇聚、交往与融合是丝绸之路推动固原地区最为深刻的历史变迁表征。事实上，依据考古资料，先秦时期的固原地区便是多民族繁衍之所，羌人、鬼方、氐、猃狁等民族交错而居、生息蕃庶。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固原地区迅速发展成为通联关中与西域的交通要塞、丝路重镇，各民族沿着丝绸之路渐次迁入固原地区，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的历史画卷。秦汉时期，犬戎、义渠戎、鬼方、大月氏、匈奴、乌氏戎、羌人等民族相继汇聚在固原地区，推动固原地区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初步形成。魏晋时期，鲜卑族多个部族相继迁入固原地区，破多罗鲜卑、乞伏鲜卑、秃发鲜卑、万俟鲜卑，这些民族据高平而居，先后建立割据政权，称雄西北，自成一体。这一时期，羌人亦大量迁入固原地区，爆发了规模盛大的东羌大起义，威震陇右。此外，赫连大夏、敕勒、柔然、高车等少数民族亦大量迁入或被中原王朝安置于固原地区，固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以战争的形式得到进一步加强。隋唐时期，突厥不断侵扰固原地区，唐王朝以军事抚平突厥，其部族被大量安置在固原地区，与原居于固原地区的居民交往、融合。吐蕃强大以后，与唐王朝签订清水盟约，固原地区划入吐蕃管辖之下，吐蕃统治固原地区长达近一个世纪，其间大量吐蕃民族迁入固原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伊始，中亚之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迁入中国，史称“昭武九姓”，他们主要居于固原地区，其部族首领被唐王朝委以重任，担任要职，为唐王朝治理固原地区乃至西北边疆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基本汉化。两宋时期，宋王朝在固原地区设置镇戎军，军事重镇之色彩进一步凸显。宋夏之间频繁的战争大多发生在固原地区，党项、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迁入固原地区，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之中。元代是固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安西王府在固原地区设置以后，数量众多的蒙古人开始进入固原地区。伴随着成吉思汗之西征，丝绸之路大大拓展，大量中亚、西亚民族被征发至中国，他们长期定居固原地区及关中一带，与中国境内的居民相互融合，为此后回族的形成奠定基础。明王朝建立以后，固原地区军事地位超越任何一个王朝，明廷在固原设置九边重镇之一的固原镇，使其成为巩固西北边疆、防御蒙古、经略西域的军事重镇。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西北丝绸之路依然畅通，中亚、西亚、西域等地的商人和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固原地区，很多商人因为经商的需要长期定居于固原地区，与当地居民联姻，成家立业，加速了固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此外，有明一代，各民族在西北地区经过长期的繁衍、融合，回族作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在中国正式形成，回族的形成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时代标志。清代大一统以后，固原地区由传统的边疆重地演变为腹地，丝绸之路的辉煌归于沉寂。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在固原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回族聚落，他们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经商往来、互相融合，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丝绸之路推动和强化了固原地区中西文化之交流，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固原地区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灵动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固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核心地带。首先，苍凉而悠远的边塞文化是固原地区文化的独特标签。自秦代伊始，固原地区就是中原王朝最为倚重的边塞重镇之一，萧关古道、丝路驼铃、六盘鸟道、西海春波、瓦亭烟岚、云根雨穴、东山秋月、蓬沼听莺、须弥松涛等，一幅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正是固原地区边塞文化的象征。其次，固原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之纽带。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核心地带，固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丝路重镇，西域、中亚、西亚的商贾、使者、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入嘉峪关、阳关、玉门关，穿越河西走廊，汇聚于固原地区，各种异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在固原地区出土的古罗马的金银币和波斯的鎏金银壶、玻璃碗、石狮子等文物在悄然诉说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凉州石窟与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昭示着外来宗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曲折历史进程；逶迤的长城、残垣断壁的古城、斑驳的书院与生生不息传承的儒家文化，是历代中原王朝经略固原地区、西域地区，进而沟通中西亚等地区的文化标志。最后，固原地区的丝绸之路贯通了中国古代社会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交错杂居而繁衍融合，各个民族，如汉、羌、氐、犭严狁、匈奴、鲜卑、党项、蒙古族、回族、满族等诸多民族多元文化在固原地区碰撞、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民族文化观念。

丝绸之路推动了固原地区经济的历史变迁。固原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境内耸立的六盘山（古为陇山）素有“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之称，为泾河、清水河、葫芦河之发源地，浇灌和滋润着固原地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宜耕宜牧，奠定了其多元文化交流荟萃的环境基础。游牧经济在固原地区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畜牧业发展有着天然的优势地位。历代王朝十分重视“马政”，均在固原地区设置官方牧马基地，为西北边疆地区军队战马的主要来源。民间马政亦十分发达，以马政为中心的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经久不衰。农业经济在固原地区的发展同样重要，固原地区为中原王朝西北边疆重镇，历代王朝均以固原地区为军事重镇，拱卫关中、中原而远略西域、中、西亚。为了建构最为牢固的边防重地，历代王朝在固原地区兴修水利、徙民屯垦，因而农业也获得了持久而有效的大开发。古代社会的固原地区是丝绸之路商业的交汇处和中转站，商业贸易亦十分繁荣。商业贸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中亚、西亚商队和贡赐贸易团队与固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二是固原地区境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贸易；三是历代王朝在固原地区边境设置的互市、榷场、马市等商业贸易。概而言之，游牧经济的发达、农耕经济的开发以及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繁荣，共同构筑了固原地区的多元经济特色，推动了固原地区深刻的历史变迁。

本书以丝绸之路为研究视角，考察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探求古代固原地区这一历史重镇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层面深刻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影响。借本书可以管窥我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北边疆政策之得失、民族融合之演进、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交融与传承。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深入考察丝绸之路影响下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轨迹——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晰地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边疆地区构建的历史过程。同时，本书的写作也契合了我国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机遇，为发展西北地区，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社会与民族和谐发展，提供必要的历史考察、学术反思与理论支撑。

是为序。

2019年10月30日

于宁夏固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