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政党协商始终将协商为了人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身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与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实质上的“少数人专政”相比，中国的政党协商显示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和巨大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4]发展人民民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执政党和参政党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政党协商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商领域的具体体现，其独特优势在于始终坚持人民民主，民主性既是中国政党协商制度本质属性和最大优势，也是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基础和动力源泉。“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5]，这既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国家治理、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6]的新时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内在的要求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充分巩固发展中国政党协商制度的民主优势。因此，深入研究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党协商问题，对于充分发挥政党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和优势、推进政党协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大有裨益。

一 选题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从管理学角度看，国家治理的目的是治理主体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程中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增加公共利益。从政治学角度看，国家治理是对国家管理的一种提升和跨越，其本质是治理主体通过健康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国家权力高效健康运行，从而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国家稳定。政党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有形式，以参与主体广泛、协商过程平等为主要特征，以化解主要分歧、增进社会共识为主要目的。因此，无论是从二者概念内涵，还是从二者所要实现的目的看，政党协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有直接而又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推动政党协商规范运行，更好地适应现代国家治理，2015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是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作出战略部署。这些文件和《决定》的出台为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建设，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作为指导性纲领，2015年《意见》明确强调了政党协商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加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政党协商为我们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政党协商，搭建制度化的表达意见、沟通协商平台，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泛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为推进国家价值现代化提供科学、民主决策。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作为我国政党制度优势展现的重要形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协商渠道、政党协商早已深深嵌入了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渠道和机制。新时代充分发挥政党协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展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二 选题意义

作为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政党协商在推动“五位一体”建设和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党协商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党协商之间的内在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为新时代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发挥政党协商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石。从本质上看，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政党、国家、人民和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消除阻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良性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从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协调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民主形式，其本质也在于最大限度地协调由改革所引起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政党协商很好地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基于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2015年《意见》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都明确强调政党协商在推进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内生逻辑，明晰新时代政党协商在推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和定位，是研究其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必要前提。

第二，有利于拓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政党协商的再认识。当前世界进入全球治理新时代，作为对西方国家传统自由民主体制反思与批判的协商民主逐渐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赞同。4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推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使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分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文化思潮也日益多样，如何实现不同阶层意见的充分表达和有序政治参与成为新时代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迈入了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新时代下，历史方位的巨变要求执政党转变执政方式，调整执政方略。完善政党协商，优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生态，发挥其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巨大优势，既是在制度层面上符合人民民主要求，也是在治理层面上契合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2015年《意见》指出，开展政党协商“有利于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通过开展政党协商，把执政党的主张转化为各民主党派的共识，进而在各界群众中传播共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厚植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肯定，政党协商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必将发挥更大作用，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从国家治理层面考察政党协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上对政党协商进行再认识。

第三，有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制度，但政党制度形态则决定民主政治的运行形态。如果说西方的竞争民主与西方的政党制度相匹配的话，那么中国的协商民主则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相匹配。”[8]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与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匹配。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实践形式，政党协商制度之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在于各民主党派能够公平、有序地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进而实现人民民主形式程序环环相扣。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把政党协商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畴，既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新时代，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见证中国由追求“民族—国家”独立到“民主—国家”成长的全过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9]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各民主党派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这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随着新型政党制度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也更加注重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始终坚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坚定地维护着党际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研究政党协商，有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二）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增强新时代执政党执政本领，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党执政本领和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实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执政党必须树立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提升自身执政本领。政党协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新时代面对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局面，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种力量驱动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民主共治的独特实践形态。因此，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合作，提升其参与协商共治的水平和能力，既是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要求，也是实现执政党决策科学民主、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有利于新形势下拓宽监督渠道，加强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帮助执政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腐败，改善形象，提升其执政能力。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既是我国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政党协商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作为“诤友”，这种党派性的、有组织的党外监督对遏制执政党腐败、增强执政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70多年来多党合作实践表明，民主监督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价值体现。

第二，有利于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党协商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独特的政治行为。建设务实、高效、有序的政党协商既是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这样的发展状态已经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政党协商层面，更是要求发展充分的党派政治性合作。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政党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体现，“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0]。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发展政党协商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也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和处理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政党协商政治功能层面上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政党协商，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三，有利于维护新时代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1]邓小平在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分析的基础上，精辟地阐明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关系。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开展的一项全新事业，更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已经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和各领域发生了重大调整和改变，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大众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参与的迅猛扩大，这既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机遇，也为开展政党协商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还是开展政党协商，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多重社会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治理，以期实现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已经成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式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占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开展政党协商既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党领导人民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更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党协商在表达利益诉求、综合利益诉求、回应利益诉求方面将会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通过政党协商实现不同群体的意见和诉求在国家政治层面中得到及时回应，有利于推动政党之间良性互动，形成健康、有序、民主的政治局面，实现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