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我们知道，鲍·艾亨鲍姆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该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对这样一位学术大师的忽略无疑会影响我们对这一学派乃至整个现代外国文论的理解。全面梳理艾亨鲍姆的学术探索活动、深入开采艾亨鲍姆的文艺理论思想，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学说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西方学者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有没有误读？对当时的苏联历史背景有没有曲解？如果他们误读了形式论，如果他们歪曲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的观点无疑会带上片面性的色彩，进而会影响我们对形式论诗学历史原貌的识读。由此看来，在相关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细读形式论学派的“第一手”著作，努力进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历史原貌的识读，正本清源，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本书的写作动机之一。

本书研究内容涵盖艾亨鲍姆自1907年至1959年间的文艺理论，并聚焦于其主要理论文献，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从基于认识论的文学研究到基于形态学方法的诗学研究转变。20世纪是哲学繁荣发展的时代，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艾亨鲍姆必然受到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梳理了艾亨鲍姆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哲学、俄国象征派语言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等；分析艾亨鲍姆从基于认识论的文学研究到基于形态学方法的诗学研究的转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阐述其转变过程。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艾亨鲍姆的文艺理论思想。

第二部分，艾亨鲍姆基于形态学的文艺本体论的创建。我们立足于艾亨鲍姆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发展时期的文章与著述，分离出艾亨鲍姆就诗歌语言、散文结构等美学问题阐发的诗学范畴，如文学系统观、文学讲述体观、文学演变观、电影诗学观等。艾亨鲍姆的学术活动横跨将近半个世纪，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对诗歌、小说、电影艺术等都有一定的研究，他的理论体系虽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总体诗学体系的制约，但也有自成一格的地方。只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探查，我们在宏观把握形式论学派的理论建树时才会有新的发现。尽管艾亨鲍姆的理论大都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他的研究活动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但现在看来，很多理论观点仍不失新颖之处，仍具有现实意义。今天，认真分析并反思艾亨鲍姆的文艺理论思想，可以促进我们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文艺学。

第三部分，艾亨鲍姆基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诗学理念超越。艾亨鲍姆在形式论学派解散之后，进入“隐性发展”时期，提出了“文学的日常生活”这一理论，并以此理论为依据完成了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实践。本部分结合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传记，考察了这位形式论学者如何将艺术的社会功能纳入研究视野从而超越形式论诗学；对比分析艾亨鲍姆晚期诗学理念与苏联早期庸俗社会学批评倾向，指出，艾亨鲍姆晚期的诗学体系虽纳入社会因素，但与当时的庸俗社会学批评倾向存在根本区别，因为他始终坚持“以作品为中心”这条底线。

第四部分，艾亨鲍姆文艺思想的贡献。艾亨鲍姆通过撰文、著书，构建基于形态学的文艺本体论。在20世纪苏联学界围绕形式论诗学展开的论战中，艾亨鲍姆是当仁不让的形式论诗学守卫者，他的文艺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俄罗斯文论发展。不仅如此，艾亨鲍姆的某些理念被介绍到西方，深刻启示了西方叙事学、接受美学等当代文论。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将艾亨鲍姆置身于20世纪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中，置身于众多具体理论范式中进行考察，既从共时角度横向比较其与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的共性和不同，探索其对形式论诗学的独特贡献，又从历时角度纵向梳理艾亨鲍姆在不同时期阐发的文艺理论，进而探寻他在中晚期实现超越形式论诗学的内在逻辑，同时检阅艾亨鲍姆对俄罗斯及西方文艺流派的影响。

我们认为，在考察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体系时，既要保持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又要坚持现代思维的开放性。众所周知，艾亨鲍姆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创建者和守卫者。他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逻辑严谨，论证周密。在形式运动期间，艾亨鲍姆提出理论概念丰富形式论诗学，又进行批评实践，对形式论诗学做出总结、辩护，守卫了形式论诗学；在形式论学派解散之后，他及时对早期形式论诗学做出反思及修正，尝试走出“形式主义牢笼”。因此，他更是俄罗斯形式论诗学的超越者。我们认为，艾亨鲍姆的这种学术理念超越不是妥协也不是投靠，而是其思想成熟的表现，其超越对20世纪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由此看来，借助“第一手”著作，深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生成的原初语境，系统整理艾亨鲍姆的形式论学说及理论范畴，从而展现艾亨鲍姆文论思想的总体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考察艾亨鲍姆在中晚期对早期形式论诗学的反思和修正，有助于我们认识艾亨鲍姆作为俄罗斯形式论诗学之超越者的身份，澄清史上将俄罗斯形式论学者定位于唯形式论之误读，有助于我们把握20世纪文学批评范式从形式主义向结构主义转型的内在学理。其次，系统梳理和分析艾亨鲍姆的理论影响，可促进我们对当代世界文论走向的理解及把握，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的文艺理论。最后，系统检阅艾亨鲍姆的批评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理论学说，也将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提供多方位的参照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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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一文艺批评流派的称名，目前在中国文艺理论界较常见的有“俄国形式主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俄国形式派”等。其实，“形式主义”一词是“从它的对手加给它的贬义来说”（托多罗夫语）的。我们知道，在这一学派建立初期，为了反对“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文艺观，该派代表人物确曾侧重研究“形式”，甚至宣称“形式决定一切”，这种不乏偏激的做法使他们得到了“形式主义”这一“标签”。对此称名，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曾提出异议，如艾亨鲍姆在专著《青年托尔斯泰》“前言”中说：“……人们习惯将这种方法称为‘形式的’——而我更愿意称之为形态学的，以便区别于其他方法（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等）……我们认为，研究作品本身就意味着要对其进行‘解剖’，而这通常首先需要杀死活的生物。我们经常因此‘罪行’而遭到谴责。但，众所周知……我们谈论的是一种建筑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之上的科学。历史，不管它以何种方式再现，终究已被时光带走了生命。”不论当事人如何界说，我们认为，这一学派的诗学理论主要基于以下认识：文学作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系统，要科学地评价作品，必须把它与作家的意图、读者的反应及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将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来分析。这一学派所谓的“形式”其实是相对于传统的“内容”而言的，在后期他们也逐渐丰富了早期的形式论，并尝试以动态概念为指导来分析“形式”，因此，他们的形式论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富于发展的。据此，我们认为，不妨称其为“形式论学派”。又因这一批评学派的活动跨越了俄国和苏联两个时期，故称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俄罗斯、欧美及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该派的称名不尽一致，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在引用文献资料时保持了引文的原貌，但在行文中都使用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这一称名。

[2] “奥波亚兹”是“诗歌语言研究会”俄文缩写名称的音译，即“ОПОЯЗ”——Общество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

[3] 我们认为，艾亨鲍姆的学术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奥波亚兹”前时期、“奥波亚兹”时期和“奥波亚兹”后时期（即“隐性发展”时期）。“奥波亚兹”前时期（1907—1918）是艾亨鲍姆的文学学术兴趣形成时期，他主要尝试实践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在“奥波亚兹”时期（1918—1926）他主要建构和发展以“形态学”为基础的形式论诗学；在“隐性发展”时期（1926—1959），艾亨鲍姆提出“文学的日常生活”理论，创作传记文学，对早期形式论诗学进行总结和修正。

[4] Б.Эйхенбаум，“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Опыт анализа”，Б.Эйхенбаум，О поэзии，Л.：Изд.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69，С.76.

[5] 柳·雅·古列维奇（Любовь Яковлевна Гуревич，1866—1940），俄国作家、文学与戏剧评论家、翻译家，其父亲雅·戈·古列维奇创办了古列维奇中学。

[6] Б.Эйхенбаум，Мой временни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20-30-х годов，Спб.：Инапресс，2001，С.51.

[7] Б.Эйхенбаум，Мой временни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20-30-х годов，Спб.：Инапресс，2001，С.52.

[8] Цит.по：Дж.K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пб.：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69.

[9] Цит.по：М.Чудакова；Е.Тоддес，“Наследие и путь Б.Эйхенбаума”，Б.Эйхенбаум，О литературе：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С.12.

[10] Цит.по：М.Чудакова；Е.Тоддес，“Наследие и путь Б.Эйхенбаума”，Б.Эйхенбаум，О литературе：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С.12.

[11] Б.Эйхенбаум，“К вопросу о звуках стиха”，Б.Эйхенбаум，О литературе：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С.328.

[12] Цит.по：М.Чудакова；Е.Тоддес，“Наследие и путь Б.Эйхенбаума”，Б.Эйхенбаум，О литературе：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С.16.

[13] Б.Эйхенбаум，Литература：Теория.Критика.Полемика，Л.：Изд.Прибой，1947，С.19.

[14]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马里延戈夫（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Мариенгоф，1897-1962），俄国诗人、散文家、戏剧家。

[15] Р.Якобсон，“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хенбаум （4 октября 1886—24 ноября 1959）”，Б.Эйхенбаум，Мой временни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20-30-х годов，Спб.：Инапресс，2001，С.604.雅各布森弄错了一点：那天陪艾亨鲍姆观看新剧的不是孙女丽莎，而是女儿奥莉加。

[16] 周启超：《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17] [苏]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邓勇、陈松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11页。

[18] [苏]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邓勇、陈松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12页。

[19] 关于俄文词语“остранение”，中国文艺理论界有多种译法，如“陌生化”“奇特化”“奇异化”等。

[20] 乔雨：《俄苏形式主义在当代苏联文艺学界的命运》，《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21] Е.Орлова，“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2，2012，C.36.

[22] Е.Орлова，“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2，2012，C.41.

[23] 有关该会议的报道，参见周启超《“俄罗斯形式论学派1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1期。

[24] 参见附录《早期鲍·米·艾亨鲍姆：在通往形式论的路途上》。

[25] 张隆溪：《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读书》1983年第8期。

[26] 周启超：《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2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28] 即《文学的日常生活》。

[29] 参见附录《什克洛夫斯基思想在法国：翻译与接受》。

[30]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40页。

[31] [法]茨·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7、171—184、185—207页。

[32] 张捷编选：《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下编），丁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44页。

[33]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35] 方珊：《形式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6]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 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8] 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 “сказ”一词在国内的译法不一，常见的有“讲述体”“自叙体”“故事体”“直接叙述”等。

[40] 王加兴：《讲述体理论初探》，《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年第2期。

[41] 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42] 洪宏：《简论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