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索1 论郑玄《诗谱》的贡献
一
研究《诗经》者对于《毛诗》郑玄笺历来都十分看重，但对郑玄另一部有关《诗经》的研究专著——《诗谱》，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怀疑今传《诗谱》非郑氏《诗谱》之原著。这怀疑虽有道理，却不能成为忽视它的根据。
《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郑玄“遍注群经”的同时，又指明其曾著《六艺论》《毛诗谱》等书。其后，隋、唐史志也皆有载录。而北宋《崇文总目》则不见有关《诗谱》著录。欧阳修也说：“世言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又说：“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无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序。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比莫详。……初余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一见予与郑氏之学尽新焉尔。……凡补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增损涂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1]据欧阳氏之言得知：他所偶得《诗谱》为残本；在未得《诗谱》前已作《诗图》十四篇，因据以补郑谱之亡者；在郑氏“图谱……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序”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的订补工作，并将其所订补之图谱存载。到南宋，都承认欧阳修补亡郑谱，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诗类）载：“《诗谱》三卷，汉郑康成撰，欧阳修补亡。”可是到元代，就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宋史·艺文志》（卷二百二）载：“郑玄《诗谱》三卷。”同时又载：“欧阳修《诗本义》十六卷，又补注《毛诗谱》一卷。”（同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推测不外乎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崇文总目》所不见之郑谱，元代修《宋史》时又复见。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小。第二，《宋史》所谓郑玄《诗谱》，即欧阳修庆历四年所偶见之残谱，这种可能性极大。至清代，考订《诗谱》凡有数书，而皆就欧氏补亡谱重加厘定，如吴骞《诗谱补亡后订》（拜经楼丛书本），丁晏《诗谱考正》（花雨楼校本），即其中上乘者。尤其丁氏《考正》，被江翰誉为“皆援据确凿，非好异略者比”。[2]郑氏残谱则不被提及。
从上述有关《诗谱》的著录，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自成书至隋唐，该书一直传世；北宋一度亡佚，又失而复得，但所得已为残谱；其后在清代，欧阳修的《补谱》一直传世，学者们又在《补谱》的基础上做了考订工作。其间，虽也有人怀疑欧阳氏所得残谱的真伪，谓“残本欺人，芜不足据”[3]，但证据不足，相信者甚少。
在检查有关《诗谱》著录时，孔颖达的功绩应特别提及。他在奉敕作《毛诗正义》时，将郑氏谱分冠风、雅、颂之首，虽所存郑谱“亦难免有佚脱”[4]，但所录必有据，大体近是。以致欧阳氏作补谱、丁晏等作《诗谱考正》，虽于图谱中调整诗国先后顺序、确定诗篇产生时代，用心甚苦，时有新见，但图谱前的序文皆以孔氏所录为准。准此，即便欧阳氏《诗谱》为“欺人”之作，仅孔颖达《毛诗正义》所录郑氏谱文，已保存了郑氏《诗谱》的基本内容，足资论析。
还应提及的是，《诗谱》为郑玄积多年研治《诗经》之所得，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对《诗经》诸多的认识，因而值得格外重视。《诗谱》作于何年，已无从考知。然而，孔颖达《毛诗正义》除载录《诗谱》内容本身外，也对《诗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为我们研究《诗谱》作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郑玄于《诗谱·小大雅谱》中，认为《小雅·常棣》应为成王时诗，而与《郑志》中答弟子赵商时所说不同。《郑志》载答赵商云：“于文武时，兄弟失道，有不合协之意，故作诗以感切之。至成王时，二叔流言作乱，罪乃当诛，悔乃何及？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作。”为什么两说不一呢？孔颖达解释曰：答赵商时，“郑未为谱，故说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则意欲从之而未决。后为此谱则决定其说为成王时也”。[5]孔氏的解释是可信的。又据《后汉书·郑玄列传》（卷六十五），玄“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确定《诗谱》为郑玄晚年所作，不至于为诬罔之说。
二
郑玄生当汉季末世，在他之前的汉代，《诗经》和上层社会的人们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诗传、诗序、诗说之类的解释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他就是在这基础上，爬梳缕析，在为《毛诗》作笺后又从事《诗谱》写作的。如果说他为《毛序》《毛传》所作的笺释，更多的着眼于篇义、词义、字义，那么《诗谱》则是对《诗经》进行综合的观察和研究。统观现存汉代有关《诗经》的研究，只有《毛序》算较为系统之作。拿《诗谱》和《毛序》相较，郑玄虽然吸取了《毛序》诸多之说，但就所论问题的多寡深浅上，《诗谱》远非《毛序》所能及。郑玄在《诗谱》中所做的工作，可笼统地概括为：明时代、定地理、说正变。所谓明时代，即“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并将305篇“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所谓定地理，即规划十五国风地理方位，“述其土地之宜”[6]，并连及风土民情；所谓说正变，即以传统诗教作标准，将诗篇分述为“诗之正经”以及变风、变雅。上述三方面的内容，一纵一横，且纵横交错，构成了《诗谱》论诗的统一整体。
（一）明时代
《诗经》305篇的时代问题，三家说和毛说不一，三家说亦不一。郑玄于众说纷纭之际，一一确定了风雅颂的产生时代。
在《国风》中，郑玄认为《周南》《召南》最早产生：“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又说：“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由此，郑玄以“二南”为文王、武王时诗。依此又谓“邶风”“鄘风”“卫风”为夷王以后诗；谓“郐风”为夷王、厉王时诗；谓“郑风”为幽王以后诗；谓“齐风”为懿王以后诗；谓“魏风”为平、桓之世诗；谓“唐风”为周公、召公共和以后诗；谓“秦风”为宣王以后诗；谓“陈风”为厉王以后诗；谓“曹风”为惠王以后诗；谓“豳风”为成王、周公时诗；谓“王风”为平王东迁以后诗。
至于雅诗，郑玄把它们划归两个时代：一部分为西周昌盛时代，即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时的诗；一部分则为周室衰微以后，即自懿王、夷王至幽王时的诗。具体说：《大雅·文王之什》《小雅·鹿鸣之什》《大雅·生民之什》中的《生民》《行苇》《既醉》《凫鹥》《假乐》《公刘》《泂酌》《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之什》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为西周初期的诗篇；《大雅·荡之什》，《小雅》中的《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南有嘉鱼之什》中的《六月》《采芝》《车攻》《吉日》，以及《大雅·生民之什》的《民劳》《板》则为西周后期的诗篇。共计前期诗34篇（大雅18，小雅16），后期诗71篇（大雅13，小雅58）。
前已说过，《毛序》是现存汉代《诗经》研究唯一有系统之作。郑玄在确定诗篇时代时，就是把《毛序》当作重要依据的。但他又绝非视其为不二法门，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不仅表现在把时代作为论诗的重要问题贯通于《诗谱》之中，且不惮其烦地制定图谱，还表现为对《毛序》的订正和补充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和《郑笺》联系起来进行统一考察，问题就更加明白。以下就雅诗和风诗略举几例：
《毛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郑笺》：“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南山）》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上引及以下所引《毛序》《郑笺》均见《毛诗正义》）
从《笺》文看，郑玄改《毛序》所定幽王时诗为厉王时诗，是建立在对诗篇内容及有关历史的考订基础之上的，非随意为之。他把《十月之交》与《节南山》进行比照，是对诗篇内容上的考察，而指出“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诗篇中却云“番维司徒”的矛盾，则是从诗篇的内容出发，同时顾及了历史。对《十月之交》后的《雨无正》《小旻》《小宛》，郑玄也改变《毛序》“刺幽王”“刺宣王”的说法，统定为厉王时诗。后来他很郑重地把这些意见写进了《诗谱》之中，并强调说：“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乱甚焉。既移文改其目，亦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由此足见他在确定诗篇的时代上，确有一番潜研之功。
对于《毛序》未言明写作时代的有些诗篇，郑玄在为《序》作笺释时，除诠释内容外，又特意补充、指明其写作的时代。例如：
《毛序》：“《无将大车》，大夫悔将小人也。”
《郑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有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群。”
《毛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
《郑笺》：“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损其政事以至于乱。”
《毛序》：“《绵蛮》，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
《郑笺》：“……幽王之时，国乱礼废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贱，故本其乱而刺之。”
《毛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行焉。”
《郑笺》：“成王祭宗庙，旅酬下遍群臣，至于无算爵故云醉焉。”
《毛序》：“《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
《郑笺》：“此责康公之言也。”
凡此种种，郑玄后来也都把这些意见写进了《诗谱》之中。
还有一种情况，对于同一篇诗的写作时代，往往有一种甚至多种不同意见。郑玄能做到不为家法所拘，不为时说所惑，甚至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王风·葛藟》，皇甫士安认为是桓王时诗（见《毛诗正义》载陆德明《毛诗音义》），而郑玄却定其为平王时诗。这种力排众议独抒己见的情况，如果说在雅诗中还不多见，那么在确定颂诗特别是“鲁颂”和“商颂”时代时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关于“周颂”的写作时代，战国时的看法就很不一致。《左传·宣公十二年》引楚子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楚子，指楚庄王，所引诗句分别见于“周颂”的《时迈》《武》《赉》《桓》诸篇。寻绎文意，当以该四首诗作于武王时代。郑玄作《诗谱》则摈弃《左传》之说，十分肯定地指出：“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毛诗正义·周颂谱》）
郑玄定“周颂”为周公、成王时所作，也是注意到诗篇表现的内容。他认为“颂”即“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帱，无不持载，此之谓‘容’”。而只有当“周室成功”，方能具备如此盛德，“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郑玄为《毛序》所作的笺释也透露了这层意思。为“周颂”的《毛诗序》所作笺释凡二十五，言明时代者凡九，且皆与《毛序》所论相符，举其要者如次：
《毛序》：“《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郑笺》：“……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成洛邑居摄五年时。”
《毛序》：“《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郑笺》：“告太平时，居摄五年之末也。”
《毛序》：“《小毖》，嗣王求助也。”
《郑笺》：“……成王求忠臣早辅助己为政以救患难。”
《毛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
《郑笺》：“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这九篇中的《维清》还需略加说明。《毛诗序》：“《维清》，奏象舞也。”《郑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此所言武王所制，为制作舞容，非为制作歌诗。而《维清》又为“奏象舞之所歌”（蔡邕《独断》），而这“歌”则为周公所作。胡承珙《毛诗后笺》曰：“郑谓武王所制者，武王之作象舞，其时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乐，声容固宜兼备，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则武王制象舞时殆未必有诗，成王周公乃作《维清》以为象舞之节，歌以奏之。”胡氏所论似较符合郑玄本意。
和周颂相比，在确定鲁颂和商颂时代时，郑玄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
先说鲁颂：“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班固：《两都赋序》）“故奚斯颂鲁，歌其路寝。”（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并序）“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后汉书·曹褒列传》引曹褒语）“韩诗鲁颂曰：‘新庙弈弈，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弈弈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选·两都赋序》引李善注）以上为三家诗说。“《
》，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种穀，牧于
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以上为毛诗说。而郑玄《诗谱》谓：
僖二十年，新作南门，又修姜嫄之庙，至于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
研究比较上列诸项，《诗谱》显然不同于三家说。其实郑玄在作笺释时，把“新庙弈弈，奚斯所作”释为“作庙”而非“作诗”已与三家说异。《诗谱》说也与《毛序》说不同：《诗谱》明谓僖公薨后而“作其颂”，此其一；《诗谱》只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不言“史克作是颂”，此其二；郑玄在为《毛序》作笺释时，却又同意《毛序》之说，此其三。（郑玄在《鲁颂·
·毛序》后的笺释云：“季孙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鲁史也。”）那么，为什么郑玄要对自己的意见加以修正，出现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呢？我们推测：郑玄时代，三家诗说依然盛行，即以“奚斯颂鲁”说为例，除上述诸条外，尚多有载录。[7]置三家诗派众口一词的情状于不顾而一意从毛，定鲁颂为史克所作，在无确证的情况下，郑玄也觉得难为其辞。而不言“史克作是颂”，则“奚斯颂鲁”之意似可统括于《诗谱》意中了。考《左传》及《公羊传》，奚斯凡五见，早为《左传·闵公二年》，晚为《公羊传·僖公元年》，僖公在位三十二年，则僖公薨后，仍有“奚斯颂鲁”之可能。至于为何谓僖公薨后所作，孔颖达意见可备一说。孔氏曰：“此颂之作在僖公薨后，知者以大夫无故不得出境上请天子颂君德。虽则群臣发意，其行当请于君。若在僖公之时，不应听臣请，王自颂己德，明是僖公薨后也。”（《周颂谱》正义）我们作此种推测，不仅因为汉代学术已趋合流，也不仅因为郑玄注经兼收古今文经学，还与郑玄注经的态度相一致。郑玄曾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诗·大雅·生民》正义引《郑志》）又说：“探义太过，得无诬乎？”（《诗·商颂·长发》正义引《郑志》）时代绵邈，典籍云散，闻知无多，此论是耶？非耶？以待识广者正误。
再说“商颂”。
有关“商颂”制作时代最早的载录当推《国语·鲁语》中的一段话：“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人对这条载录的理解就很不一致。《毛序》曰：
《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
案：明谓“得”而不语“校”者，即不含近人所谓“审校音节”之义，《序》意当以“商颂”为正考甫以前之作品。而三家诗说则与《序》说或同或异：
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犹有存者，周诗具备。（班固：《汉书·礼乐志》）
此为齐诗说，与《毛序》说同。
宋襄公之世，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司马迁：《史记·宋世家》）
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列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
此为鲁、韩说，谓“商颂”为宋大夫正考父所作，与《毛诗序》说异。郑玄作《诗谱》，从《毛序》义而摈弃鲁、韩说，并对序说详加审明：
此三王（指汤、中宗、高宗）有受命中兴之功，时有作诗颂之。……武王伐纣，……封纣兄微子后为宋公，代武庚为商后。……自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为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又问曰：周太师何由得商颂？曰：周用六代之乐，故有之。
《诗谱》比《序》说多出内容有：第一，因三王有中兴之功，当时即有“作诗颂之者”；第二，指明正考父为商后宋之大夫；第三，针对以“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鲁、韩诗说，特加申辩之语。
在“商颂”制作时代问题上，郑玄究竟主《毛序》说抑或主鲁、韩说，也即究竟以“商颂”为商时诗抑或宋时诗的问题，历史上还有一桩公案。孔颖达为《毛诗大序》作疏，引了两段《六艺论》：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
按孔颖达疏义，郑玄意为：“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篇数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若准此，则《六艺论》主“商颂”为商代之诗。宋罗泌《路史》则谓“商颂，宋颂也，宋襄公之诗耳”，并引《六艺论》“商颂不在数”之语为证。皮锡瑞又以罗氏为是，以孔氏为非，并谓“是郑君作论时从三家之明证”。[8]我们觉得，罗氏皮氏之见未必确论。以“商颂”为殷商时诗似郑玄一贯主张，他为《毛序》作笺释在前，而对《商颂·那》的序说未提出不同意见；他作《诗谱》在后，以之为殷商所作更是言之凿凿。其实，把“商颂”另眼相观，不自郑玄始，似为汉人之通见。班固说：“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犹有存者，周诗具备。”（《汉书·礼乐志》）此把殷颂、周诗分而言之。又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此则把“商颂”、“鲁颂”与周诗分而言之。由此观之，孔疏较符合郑氏《六艺论》之原意。
（二）定地理
和确定诗的产生时代一样，对于《诗经》中的地理问题，郑玄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据粗略统计，郑玄在笺释毛诗时言及地理者达二十几处，如谓“楚宫”：“楚丘之宫也”（《鄘风·定之方中》笺）；谓“镐、方”：“镐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小雅·六月》笺）；谓“敖”：“郑地，今近荥阴”（《小雅·车攻》笺）。《郑志》还载：弟子问：“楚宫今在何地？答曰：楚丘在济河间，疑在今东郡界。”（《鄘风·定之方中》正义引）足见地理问题，也是郑玄师徒相与切磋的重要内容。我们拿笺释中所言地理与《诗谱》进行比较，却发现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诗谱》已不是诗中所涉及的具体地名的解释，其内容包含十五国风、大小雅、周颂、鲁颂、商颂产生地的古今政治沿革，汉时的地理方位，以及各地的风土民情。应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诗经》地理问题总体的、系统的论述。
郑玄从事《诗经》地理问题的论撰，的确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比如，古今政治沿革多来自司马迁《史记》的“本纪”“世家”，汉时的地理方位多采自班固《汉书·地理志》，各地的风物民情除多采自《地理志》外，还多用《毛序》之说。但《诗谱》所论地理问题却具备独到的贡献，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那些并非专门研究《诗经》的材料广搜博求而又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还表现在对已有的材料或取或舍，或删繁就简，或另立新说，或补充其内容，进行了一番创造性的工作。如：在《诗谱》中的邶鄘卫合谱，谱云：
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
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
武王既丧，……三监导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复伐三监，更于此三国建诸侯，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则云：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
而《史记·卫世家》与《汉书》的内容相同。我们比较这两段文字，《诗谱》明显吸收了《汉书·地理志》的内容，甚至邶鄘卫合谱也是受其影响。但又有不同：第一，《诗谱》云三监为管叔、蔡叔、霍叔，而《地理志》则袭《史记》成说，无霍叔而以“纣子武庚”为三监之一。郑玄之说源于何处不得而知，后人还专论郑说非是。[9]但从文章看，明言三监有霍叔，则于理较合。第二，《地理志》谓伐三监后，即“尽以其地封弟康叔”，而《诗谱》则云伐三监后，“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孔颖达看出了这种区别，曰：“如《志》之言，则康叔初封，即兼彼二国，非子孙矣。服虔依以为说。郑不然者，以周之大国，不过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与之同，反过周公，非其志也。”（《邶鄘卫谱·正义》）由此，可看出郑玄的细心处。第三，关于地理方位，《地理志》仅言及“河内”“殷之旧都”，而《诗谱》则详定其方位，“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从现存有关郑玄生平著述看，他未必对诗产生地做过实地考察，但的确根据历史载录并结合诗篇中的地名，对诗的产生地进行了审慎的厘定工作。孔颖达云：“诗人所作，自歌土风，验其水土之名，知其国之所在。卫曰：‘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在朝歌纣都之东也。纣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尽西，明不分国，故以为邶在北……”（《国风谱·正义》）孔氏之言当系对郑玄作谱的推测之辞，但也不无道理。
和邶、鄘、卫一样，对其他各国风产生地的政治历史沿革及汉时的地理方位，《诗谱》也作了一一论述。如果说郑玄采《史记》的“本纪”“世家”内容撰述“国风”产生地的政治历史沿革多为删繁就简，那么，采《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撰述“国风”产生地的汉时方位，则补充了众多的内容。如：《诗谱》定《周南》《召南》方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阳”，“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定郐国方位“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定唐国方位“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丘之野”；定豳地方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定“王风”产地“在《禹贡》豫州太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济州之南”，皆为《汉书·地理志》所未言及。而定齐国“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在《禹贡》青州岱山之阴，潍淄之野”；定陈国“在《禹贡》豫州之东”，“西望外方，东不及明潴”，其内容虽《汉书》言及，但语焉不详。我们觉得，郑玄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它给历代《诗经》研究带来了很大方便。虽朝代更替，地理变迁，但寻郑氏之说，并参照古籍，我们仍可定出《诗》产生地在今天的大体方位。
至于“明地理”中的风俗问题，与“正变”说联系更加紧密，因述于后。
（三）说正变
郑玄把除“鲁颂”和“商颂”之外的290篇周诗，皆纳入其正变之说。确定《周南》《召南》《周颂》《大雅·文王之什》与《大雅·生民之什》中的《生民》《行苇》《既醉》《凫鹥》《假乐》《公刘》《泂》《酌》《卷阿》，以及《小雅·鹿鸣之什》和《小雅·南有嘉鱼之什》中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共90篇诗，为诗之正经，而谓除《周南》《召南》外的十三国风，《大雅·生民之什》中《民劳》《板》，《大雅·荡之什》，《小雅·南有嘉鱼之什》中的《六月》《采芑》《车攻》《吉日》，以及《小雅》的《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共206篇诗，为诗之变风变雅。
郑玄的“正变”说之源起，无疑受《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的影响。他所做的工作，不仅具体指明了何为正，何为变，且论正变发生之原因更趋详备。他认为，“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是诗之正声产生的原因；他又认为厉王、幽王“政教尤衰，周室大坏”，“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是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更应提及的，是他兼采《汉书·地理志》有关诗产生地风俗民情的内容以及《毛序》中有关政教衰陵的内容，对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作了详细论述，为“正变”说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如《陈谱》曰：“（太姒）好巫筮，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此用《地理志》内容。又采《宛丘》诗之《毛序》义补充曰：“五世至幽公，当厉王时，政衰，大夫荒淫，所为无度，国人伤而刺之，陈风变风作矣。”《曹谱》曰：“昔尧尝游成阳，死而葬焉。舜渔于雷泽，民俗始化。其遗风重厚多君子，务稼穑，薄衣食以致蓄积。”此用《地理志》内容。又采《蜉蝣》之《毛序》义补充曰：“夹于鲁卫之间，又寡于患难，末时富而失教，乃更骄侈。……当周惠王时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唐谱》曰：“昔尧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万国不粒。于时杀礼以救艰厄，其流乃被于今。”此显然附会《地理志》“其民有先王遗教”义。又采《蟋蟀》之《毛序》义补充曰：“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物，俭不中礼，周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他如《卫谱》《齐谱》《魏谱》《豳谱》《王谱》也皆联系政治兴衰，明变风产生之原因。
郑玄采《毛序》政教衰陵的内容作为变风产生的原因，其道理易于理解。而采《汉书·地理志》有关诗产生地风俗的内容以明变风产生之原因，却颇值得思考。我们觉得，他可能是注意到了两个方面：古之颓风，于时犹存，如《陈风》；古之正风，于时骤变，如《曹风》《唐风》《魏风》。总之，其着眼点仍在突出一个“变”字。这种从政教、风俗、历史发展变化中寻求变风产生原因的努力，与《诗大序》的笼统之说相比，其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三
如果拿我们今天对《诗经》的认识与郑玄在《诗谱》中对《诗经》的认识对比，毋庸讳言，郑玄的许多结论是不妥的、错误的。比如：定《周南》《召南》全为文武时代的作品，与诗篇实际内容也不尽相符；其有关正变内容的划分，也非皆为的论。至于郑玄把文学的诗当作“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作后王之鉴”的“经”，与我们今天通过研究文学的诗歌，认识历史，总结文学创作的规律，其出发点和归宿更是在本质上不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只要把《诗谱》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加以全面地考察，就能够发现，它除了对我们今天认识《诗经》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外，还涉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其中有的还甚有见地。疑古的古史辨派用“呆”和“傻”评判郑玄的功过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诗经》最早产生的诗篇到郑玄的时代，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先秦人和汉人对诗篇产生的原因进行过多方面的探求，其结论也不乏合理的因素。《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的论述，不仅是对先秦“诗言志”说的总结，同时与言情结合在一起，比较准确地抓住了诗的特征。又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谓“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也注意到颂诗、变风变雅的产生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唯其对风的解释，所谓“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则主要侧重风诗的社会作用而言。在诗产生原因问题上，郑玄汲取了前人的成果，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幽王、厉王之后，“政教尤衰，周室大坏”，五霸之末，纲纪废绝，“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对所谓“诗之正经”产生原因的解释，也是汲取“美盛德之形容”之义，作了具体说明。但在这具体说明中，透露出了前人不曾认识或虽已认识却不曾言及的新的命题。他说：“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以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即是说，后稷的时代，黎民饥馑，播种百谷之后，民方以五谷为食。此时当然不会产生什么颂诗。公刘中兴，迁都于豳，也仅使民上下有别，共享财用；到大王、王季，方能顾及天意，此时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颂诗可言。只有到文、武时代，其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成王、周公时代，“致太平，制礼作乐”，于是“颂声兴焉”。郑玄从国家富足、政治清明、礼乐兴隆诸方面考察颂诗产生的原因，这就不只是和社会政治关系相联系，而且把诗歌这种精神的生产和物质的生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观念形态之一的诗歌，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这一点出发考察郑玄的认识，我们觉得它的确具有唯物的因素，它比《诗大序》仅仅言及社会政治的原因又前进了一步。
在诗的社会作用方面，郑玄的认识更带有他所处时代的特征，他更加强调怨的作用，且怨的含义也不全同于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他看重怨诗，把除《周南》《召南》外的十三国风皆归为变风；他不仅注意到了怨诗的“刺怨”“刺过讥失”的内容，而且注意到了怨诗的揭露、谴责的内容。他评价变风变雅说：“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这虽然强调的是怨诗警世惩俗的社会作用，但实际涉及怨诗对社会政治的揭露内容。
《小大雅谱》评论变雅时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问者曰：“《常棣》闵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诗？”曰：闵之。闵之者，闵其失兄弟相承顺之道，至于被诛；若在成王、周公之诗，则是彰其罪，非闵之，故为隐，推而上之，因文王有亲兄弟之义。
有关《常棣》之旧说莫衷一是，此不赘述。孔颖达解释这段文字曰：“此郑自问而释之也。周公虽内伤管、蔡之不睦而作亲兄弟之诗，外若自然须亲，不欲显管、蔡之有罪。缘周公此志有隐忍之情，若在成王诗中，则学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为闵之，由此故为隐，推进而上之文王之诗，因以见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也。”案：孔疏云为周公所作，本自《常棣》笺说。寻郑玄意，实际注意到了成王之时管、蔡导武庚作乱，至于被诛，失兄弟之道，故周公作《常棣》之诗。可又要“为圣者讳”“为贤者讳”，故曲为回护，而上推定为文王时诗。郑玄坦然态度诚可嘉，而具体做法则无足取，此故且不论，但他的确看到了若定为成王时诗，则彰管、蔡之罪的效果。这与前所云“大祸如此”一样，已脱离了“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认识。我们知道，汉人把《诗经》当作政治读本，当作行事立言的根据，而郑玄生当汉季末世，政治昏暗，党争蜂起，且亲身经受党锢之患，那么，他较重视怨诗，评诗中触及怨诗中的揭露和谴责内容，就不是无因的了。他发出的“弘福如彼”“大祸如此”“昭昭在斯”“作后王鉴”的慨叹，也应不全是经生们的经义常谈。
《诗谱》所遵行的某些方法论，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弥足珍重。孟子的确最早说了“知人论世”的话。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这里的“知人”和“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10]。真正用“知人论事”方法说诗的，当首推汉人。司马迁和王逸对《楚辞》中屈原作品的评论为“知人”说诗；《毛序》及三家诗序则为“论世”说诗；“论世”说诗的系统之作则是郑玄的《诗谱》。他的“论世”，不仅论及时代变迁、政治兴废，而且论及地理方物、风土民情，是从多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中来考察诗的内容。以这样较全面、较系统的论诗方法论诗，在汉代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诚然，郑玄的认识不是自天而降，汉人以至先秦人论诗的长期积累，为郑玄带有总结性的“论世”说诗奠定了基础；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以及《毛序》的以政治说诗，《汉书·地理志》以地理风俗民情说诗，对郑玄“论世”说诗的影响是显见的。而郑玄作《诗谱》虽也言及风俗民情，但那用意却是用风俗民情以解诗。由此可见，在论题的内容上有借鉴、有继承，但出发点和归宿迥异；在“论世”方法上有借鉴和继承，但由于将更多方面的内容纳入了“论世”的方法之中，且进行了更加细致具体的阐述，这就使郑玄的“论世”说诗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
人们对《诗经》的认识，经过了长期的探求。封建时代的经学家们，虽然都未能脱离“经学”论诗，但在以“经学”眼光论诗过程中，却也不断地提出一些合理的、进步的见解。郑玄作《诗谱》，能够不为家法所拘，冲破东汉章句之学的重重迷雾，吸收并继承了《诗大序》等前人进步的成果而又有所创新，在对《诗经》的认识上，又向合理、进步的方向跨进了一步。我们认为，《诗谱》虽然仍带有“经学”色彩，有其不科学的成分，但它毕竟是开始从社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中对《诗经》进行综合立体考察的一部《诗经》研究专著，它在理论上（虽然不是很多）特别是在批评实践上的重大贡献，标明了它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当占据相当的地位。
（原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 欧阳修：《诗本义·诗谱补亡后序》，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80页。
[3] 胡元仪：《毛诗谱·序》，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四二六。
[4] 丁晏：《郑氏诗谱考正序》，花雨楼丛钞本。
[5] 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7]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6页。
[8]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6页。
[9] 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一）“三监”，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39页。
[10] 朱自清：《诗言志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