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四书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在崇拜圣贤、推尊经典，注重“述而不作”或“寓作于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历代学者往往要依托于承载着圣贤言行的经典，来进行他们的思想阐发与理论创新。作为儒家之道载体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亦即后世所盛称的“四书”，是历代学者进行思想阐发的经典文献，进行理论创新的主要思想来源。由此产生的以注疏、训解、讲义、考辨、辑佚、序跋、题记等形式呈现的专门撰述，以及在建构思想体系过程中所进行的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吸收、利用、发挥，共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异常丰富的四书学文献，构成了中国四书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在不同历史情境之中，不同学术风格与思想进路的学者如何围绕四书阐发新的思想，回应时代课题，建构思想体系。不同时代的儒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不同学派的学术面貌与思想特征，也由此得以呈现。

近年来，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四书学史的成果不断涌现，或为整体性研究，或为时段性研究，或为地域性研究，而更多的则是个案式研究。这些成果展现出中国四书学史丰富多彩的面貌，从不同方面推进了中国四书学史研究。李敬峰教授的《关学四书学研究》，将地域研究与个案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四书学史研究增添了重要成果。该著后出转精，在充分尊重、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关学四书学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从四书学角度勾勒了近千年连绵不绝的关学传衍史，回应了关学的“合法性”问题，在系列个案研究中也多有创发。不仅如此，作者在呈现关学作为地域学术形态的理论成就、思想特质与学术品格的同时，始终措意于地域学术形态与全国整体学术面貌之间的关系，关注特殊与普遍之间交错和包含的复杂性，既避免了以地域代表普遍整体的偏颇，亦防止了有普遍而无特殊的笼统。

由张载创立的关学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对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南宋闽学领袖朱熹到明末清初湖湘学巨擘王船山，众多思想家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都从张载等关中大儒那里吸收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学者们多有称述，形成了共识。但是，关学是否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关学是否有一个连绵不绝、传承千年的历史？学界历来看法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有的则认为“关学史事实上已经延伸到清末民国”。敬峰教授从四书学的角度切入，对宋代以后关中学者的相关成果及其学术特色进行了细致而审慎的研究分析，理绎出关学四书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从北宋的张载、吕大临到金元诸儒，从明代的王恕、吕柟、冯从吾，到清代的李二曲、王心敬、王吉相、贺瑞麟、孙景烈、王巡泰、刘绍攽、张秉直、刘古愚，乃至晚清民国的牛兆濂，其四书学成果巨细无遗，皆被作者纳入考察视野。作者通过解读文本，考镜源流，总结特色，为我们呈现出关中地区绵延不绝的四书学演变历程，以具体而微的研究，对关学的学术传衍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这对于关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地方思想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容易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产生某些偏颇。一些研究者出于褒美前贤、彰显学统的朴素情感，在史料选择、学术价值判断、学术地位评价等方面，有意无意地放大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拔高其地位。一些研究者则聚焦地域思想学术的演进，较少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下考察地方学术与当时全国整体学术之间的互动。敬峰教授对关中四书学的研究，非常恰当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一方面，他注重在关学发展演变视域中彰显历代关中先贤的理论创发之功，呈现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之中依托四书思想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与社会思考，充满温情与敬意地肯定他们弘扬关学、接续关学统绪的学术贡献、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注意在中国四书学发展的视野下具体考察关学学者的四书诠释，客观而理性地评价关学作为地方性学术形态对中国四书学发展演变所发挥的作用，在当时学术思潮的整体格局之中考察其学术路径、风格，在地域与全国之间的交错关系中定位其学术成就与特色。

敬峰教授在书中多次强调，必须注意地域与全国、特殊与普遍之间的交错关系，既要避免以地域代表全国，又要防止有普遍而无特殊。应该说，这种自觉的学术观念，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如在对雍正乾隆间武功学者孙景烈《四书讲义》的研究中，作者对孙景烈两大学术特质的归纳——“迎合清初以来推尊朱子的学术思潮”，“恪守关学义理注经的学术传统，抵制乾嘉汉学在关中地区的渗透”——就完全是将地域与全国、特殊与普遍这两种视角交融在一起的。这种交融的视角，使得孙景烈的《四书讲义》这一常常为人所忽视的四书学著作呈现出了新的意义。作者认为，“《四书讲义》不涉章句训诂，直求经文义理”，表明“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的学术现象”。这一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四书学在清代中叶演进的面貌乃至对雍、乾之际学术思潮的把握，都是具有启发性的。对乾嘉时期三原学者刘绍攽的《四书凝道录》，作者更是从时代学术思潮、关学发展、四书学史三个视角加以定位与审视，指出在汉学兴盛的乾嘉时期，刘绍攽作为伸张宋学但不废汉学的标杆人物之一，延缓了宋学的衰落；《四书凝道录》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关学并非铁板一块、不重训诂，其实际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刘绍攽的注解引证广，考证精，推阐细，呼应和助推了清代中期四书学发展的新动向。这样，通过不同视角的交织，就使得刘绍攽的《四书凝道录》作为个案的学术意义得到全面呈现。在研究过程中，这种不同视角的交织融通贯穿始终，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历史上四书学典籍卷帙浩繁，其中蕴含着儒家思想学术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的丰富信息，汇聚了历代儒家学者的无数心力。此前的研究，在历代四书学名家及代表性著作方面用力甚勤，成果丰硕，但是研究对象却显得过于集中。近年来，随着四书学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四书学史上相对边缘的人物与著作。敬峰教授的《关学四书学研究》在关注张载、吕大临、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关学大儒的同时，也选取了这样一批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虽非中国四书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却是出类拔萃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在对四书的注疏、训解、阐释中，融入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表达了深刻的社会关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经世济民的思想观念。有不少著述从体例到内容都有其独特性，为我们理解四书学发展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雍正乾隆间临潼学者王巡泰的《四书札记》，作为其研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学习札记，“是中国四书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札记体’著作之一，为我们把握四书学的注经体例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提供了一个鲜活而具体的个案”。同时，《四书札记》直接体现了其困知勉行的工夫，是我们了解当时儒家学者精神世界和生活图景的一个窗口。这样的学者和著作，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为数不少，理应在中国四书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便我们基于更为细化的研究，构筑更加清晰与真实的四书学历史图景。本书对王巡泰及整个关中地方知识群体的研究，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此外，在四书学传播、四书思想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的过程中，地方知识精英群体也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在明清时代，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四书学社会传播的中介和枢纽，地方知识精英恪遵前贤之学，将四书中的价值原则、思想观念、行为规范贯彻于立身行事，其学行成为后学楷模。同时，他们致力于四书学的传播，通过讲学等方式传授知识、传递价值、教化社会。明清时期，四书思想观念之所以能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不同社会阶层尤其是民间社会，实现其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一群体。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四书学研究中，这一群体基本上是缺位的。《关学四书学研究》为这个缺位的群体勾画出一组群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景烈“为学恪守朱子，而以《四书集注》为主，诸经子史，悉荟萃印证。以此讲学，亦体之以持身涉世”；看到晚清民国蓝田学者牛兆濂“以恪遵程朱为旨归”，“楷模后学，干城吾道”，先后主讲正谊书院、芸阁书院、清麓书院、白水彭衙书院、鲁斋书院等内容。这对于我们理解四书学的社会传播很有价值。虽然本书主旨在于思想学术层面的深入挖掘，但是在聚焦关学学者四书学学术贡献与思想创发的同时，也能对四书学的社会传播情况加以关注，值得欣慰。

我与敬峰教授迄今只在学术会议上有一面之缘。但是近些年来，因为从事“中国四书学史”课题研究，我一直关注敬峰的四书学研究成果。拜读他的论著，感觉文风笃实，功底深厚，论证缜密，多有创发。这大概是受关学学风熏陶影响所致吧。期待敬峰教授在未来的学术征程中，能够为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

肖永明

202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