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谭献生平述略

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一作献纶），字仲仪，号涤生，因同于曾国藩之号，后改名献，字仲修，号复堂，晚年自号半厂居士，别号眉月（一作麋月）楼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谭献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经学、史学、文学、书法、金石等诸多方面，可谓著作等身。但遗憾的是，其著述“已刊者十不逮一”[1]。文学方面，谭献工骈文，尤擅填词。著有《复堂类集》《复堂词话》等。谭献身处晚清道咸同光时期，亲身经历了晚清动荡不安的时代乱离。他曾自言：“第以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鲜民之痛，不死于穷饿，不殁于贼，不溺于海，皆幸耳幸耳。”[2]他九岁时适逢鸦片战争战火燃起，成年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事件。现择要对谭献的生平经历描述如下。

一 自幼失怙 勤勉读书（1832—1855）

谭献出身于世代为儒但科名不振的寒素之家，“家世读书，七叶为儒，幼有奇童之目”[3]。十三岁应童子试，十五岁就宗文义塾读书，补弟子员。谭献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又体弱多病，母亲陈氏苦节抚育，极人世所不堪。谭献《复堂谕子书》有一处细节描写：“十六岁，乃为童子师，岁修脯不及三十缗，养汝祖母不足，赖针纫佐之。尝力疾寒夜操作，龟手流血。予啜泣于旁，汝祖母训予曰：‘汝父力学困场屋，年未四十，中道弃汝。但汝得成立，读书识道理，无忘今夕可也，徒悲何益？’”[4]谭献母亲靠做针线活儿维持一家生计，常常在寒冷的夜晚赶工缝衣，即使手皲裂流血，仍不中断缝衣。谭献心疼母亲，不禁落泪，而母亲劝慰，只要他能读书识理，受的苦都是值得的。从此以后谭献更加发奋读书。谭献所写的碑传中有很多对贤母节妇的讴歌之作，不能不说有其身世之感寓意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谭献开始学词的时间为咸丰三年（1853），是年二十二岁。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交代了自己的学词经历：

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年逾四十，益明于古乐之似在乐府，乐府之馀在词……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5]

据此可知谭献学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2岁开始填词至30岁，即咸丰三年（1853）至咸丰十一年（1861）是谭献于词“未尝深观”的阶段。谭献初学词，主要学习浙西词派，以浙派代表人物郭麐为学习对象。“予初事倚声，颇以频伽名隽，乐于风咏，继而微窥柔厚之旨，乃觉频伽之薄。”[6]同时谭献早年还向尊奉浙西词派的同乡张景祁学习填词：“韵梅早饮香名，填词刻意姜、张，研声切律，吾党六七人奉为导师。”[7]这一阶段，谭氏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阐明了词学批评应联系作者身世和所处时代背景的原则。第二阶段，30岁至40岁（1861—1871）是谭献受常州词派影响，尊奉张惠言、周济词学思想的时期。这从《复堂谕子书》中亦可得到证实：“甲寅年馆山阴村舍，始填词，旋又弃去。后乃尊信张皋文、周保绪先生之言，锐意为之。”[8]此期谭献强化了比兴寄托的论词思想。第三阶段，40岁至50岁（1871—1881），谭献坚定了论词的“比兴柔厚之旨”。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上，强调“读者之用心”，重视读者的创造性。

二 游学京师 七载客闽（1856—1865）

《复堂日记》言：“予以咸丰六年客京师。”[9]又谭献《七友传》言：“小子二十五岁北游。”[10]由此可知，咸丰六年（1856），二十五岁的谭献入京师游学。谭献此次在京师的时间有三年。《道华堂诗续集叙》云：“咸丰丁巳（1857）、戊午（1858）间，献客京师，多接有道。时冯公官比部、桂林朱伯韩侍御、汉阳叶润臣侍读、马平王少鹤农曹、上元许海秋起居、瑞安孙琴西侍讲，经术文章，辇下称盛。”[11]在京师，谭献与前辈师长冯志沂、朱琦、叶名澧、王拯、许宗衡、孙衣言、蔡寿祺交往，又与朋辈友人尹耕云、李汝钧、杨传第、庄棫、吴怀珍等切磋。谭献曾言：“予之略通古今，有志于微言大义，皆此二年师友之所贶也。”[12]可见，谭献学问之精进与师友的交往密不可分。

咸丰九年（1859）秋，谭献应徐树铭之邀，赴福建学使幕。咸丰十年庚申（1860），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所属石镇吉残部攻陷福建汀州。适逢谭献与杨希闵被派往汀州看卷，谭献羁留汀州四十余日，“鄙人海客，与徐学使游，几死于汀州之寇”[13]。最终两人装作书商模样才得幸逃离汀州。直至第二年（1861）二月，始逃回福州，几同再生。谭献的友朋杨象济关心其安危，以为谭献丧命于汀州，“献客汀州，陷贼四十日，四方传为已死，君（杨象济）赋诗哀之，比来杭州，知予尚在，又赋一诗志喜”[14]。从咸丰九年（1859）至同治四年（1865），是谭献闽游七年时期。这期间除了于咸丰十年（1860）秋暂返浙江，游嘉善；咸丰十一年（1861）早春游上海外，谭献基本在福建福州寓居，“小子二十五岁北游，明年客闽，居六年归”[15]。他曾在福州游学使馆任职，后游厦门，其间结交谢章铤、戴望等人。

三 返乡中举 会试失利（1866—1874）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收复被太平军攻陷的杭州，谭献于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二日归杭州”[16]。受时任杭州太守的薛时雨鼓励，谭献再度参与乡试，然而不幸落第。同治五年（1866），杭州诂经精舍重建，浙江巡抚马新贻委任谭献为诂经精舍监院。同治六年（1867），马新贻奏开浙江书局，任命谭献为书局总校，同时担任校勘的还有黄以周、李慈铭、张鸣珂等三十六人。此时谭献又入浙江采访忠义局任文案，负责编纂《浙江忠义录》。同治六年（1867），三十六岁的谭献考中举人。“厕名乙科，在丁卯之岁，行年三十六矣。”[17]

谭献在《七友传》中言自己：“公车往来七八年。”[18]谭献一生有七年时间来往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同治七年（1868），谭献发舟北上京师参加会试。此次距初次入京刚好十年。《复堂谕子书一》云：“再入都门，耆旧零落略尽，惟见许海秋先生也。”[19]这一年，谭献科考不如意，下第南归，署秀水教谕，仍兼书局、采访局事。据《复堂日记》载，谭献于同治九年（1870）、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三年（1874）多次进京参加会试，无奈屡屡败北，仕途极为坎坷，为实现其政治抱负，于同治十三年（1874）捐纳为县令。

四 廿载薄宦 为官清正（1875—1889）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谭献以赀为官，赴官安庆。他先后担任安徽歙县、全椒、怀宁、合肥、宿松、含山（未莅职）县令，前后共计十四年。谭献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官期间，认真做事，切实为民。光绪八年壬午（1882），安徽怀宁遇到洪水灾害，时任怀宁县令的谭献以工代赈，治理水患。有“贤吏能员”之称。谭献的友朋王麟书有一首诗称赞谭献秉公办事。《岁暮怀人四首》其三云：“少岁才名倾万里，才过四十鬓如霜。皖中离我一千里，铁屑鞭丝听擅场。”[20]诗中“皖中”指安徽歙县。诗用“铁屑鞭丝”之典，《齐书·傅琰传》有：“以琰为山阴令，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不辨核，缚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诗以傅琰比附谭献，言其为官明察公正。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中旬，谭献檄补含山令。十月中旬，因“疾大甚，夜呕数升，苦如蘖。次日具牍请开缺，寄上大府”[21]。从此，谭献息影宦途。从同治七年戊辰（1868）谭献任秀水教谕至光绪十三年（1887）谭献辞官，其仕宦时间将近二十年。谭献甘于儒素，其弟子胡念修在《复堂文续跋》中称许谭献云：“先生自咸丰庚辛以后，历劫乱离，家无长物。薄宦廿年，廉泉湛然，而聚书独数万卷，世推善本。读书亦如之，丹铅寒暑不去手。著书称是，积几以数尺计，已刊者十不逮一。”[22]胡念修称许谭献为官清廉，并表明书籍是谭献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谭献藏书丰富，多为善本；读书勤勉，无论寒暑从不中断；著书丰赡，可谓著作等身。藏书—读书—著书构成谭献的主要活动轨迹。

五 讲学著述 奖掖后进（1890—1901）

谭献五十六岁时以疾辞官回乡，“药物自随，山林腾笑，挂冠遗履，于今五年”[23]。后因家境贫穷，光绪十六年（1890）谭献应往日座主张之洞之邀在湖北讲学，任经心书院山长。在担任书院院长期间，他能够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培育新才，同时还有闲暇从事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谭献在《复堂谕子书》中描述这段生活为“愉快过于人世荣遇”[24]。光绪二十三年（1897），谭献因病辞去经心书院院长之职，回乡隐逸，以诗书自娱，锐意著述，为东南文望所归。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谭献病逝于家中，年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