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社会变迁视角下中国民众的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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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2020)。公平感变化是一个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心态监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理念,“十四五”规划重新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杨立雄,2022)。其中,“共同”对应着公平、正义和平等(徐飞,2022;朱富强,2022;杨立雄,2022;郁建兴、任杰,2021;钟春平、魏文江,2021;魏传光,2022)。作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俞可平,2017;李培林,2020),平等(equality)一般指的是一种无差别的结果或状态,而公平则是一个程序和过程的概念(俞可平,2017)。在一定意义上,关涉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方面,社会公平感这一主观指标比社会平等这一客观指标更为重要,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平等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指标,更多是主观的感受。例如哪怕社会不平等程度高,但是民众觉得是公平的,也不容易爆发社会骚乱或社会运动;但是哪怕社会完全平均,如果民众不觉得公平,也有可能爆发社会动乱。因此,研究社会公平感的群体差异及其时期变化,有助于维护并促进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社会结构替换、比较范围扩大、社会流动率变化、社会政策改革和文化变迁等,导致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和公平感的变迁,影响民众公平感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隧道效应理论(Hirschman,Rothschild,1973)认为,在社会发展初期,快车道对慢车道具有带动作用,不会降低公平感;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若差距继续增大,慢车道上的民众则会开始怀疑有不公平发生,公平感下降,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引发社会灾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高速前行的快车道,但近些年,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GDP增速由高速换挡至中高速,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冯仕政、李春鹤,2022;李培林,2017a)。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众的公平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书以社会变迁为视角,但是所有研究和讨论范围均是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框架之下,开展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多种影响因素相结合,涵盖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主要的社会变迁层面,如城镇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户籍改革、互联网发展等,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及其心态变化。

全书分为十一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本书的框架;第二、第三章介绍了公平感的相关概念和影响因素;第四章从总体和不同群体角度分析了公平感的变迁;第五章至第十章分别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替换、政策改革、比较扩大、社会流动、文化价值观变迁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群体公平感的影响。第十一章针对研究发现,提出了提高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四个建议。

本书的实证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章至第十章,它们是关于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分析,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因素本身的变迁对公平感造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因素效力的变化,这是以往的研究较少考察的。针对每个影响因素,本书分别探讨了2—3个具体原因及其影响路径和边界条件,但是根据影响因素的不同特点,分析思路有所差异。第五、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宏观影响因素,重点在分析宏观因素的互动。在第五章首先介绍了笔者提出的扩展隧道效应,并根据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速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第六章将扩展隧道效应与结构替换相结合,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经济增速水平下,结构变化对公平感的影响。第七章至第十章主要涉及的是个体影响因素,因此主要探讨的是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机制对公平感产生影响。但是因为在隧道效应假设中,社会流动是其基础,故在第九章进行了微观和宏观的结合。

本书采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18—70岁的样本,并根据逻辑检验,剔除个人职业/劳动收入大于个人总收入、个人总收入大于家庭总收入、个人迁移年限长于个人年龄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73679份,其中,2010年10739份(14.58%),2011年5041份(6.84%),2012年10469份(14.21%),2013年10194份(13.84%),2015年9395份(12.75%),2017年10584份(14.37%),2018年10611份(14.40%),2021年6646份(9.02%)。全部样本特征如表1-1-1所示,分时期的样本特征见附录。

表1-1-1 本书主要用于分析的样本特征(CGSS 2010-2021)

表1-1-1 本书主要用于分析的样本特征(CGSS 2010-2021)续表

其中,公平感的测量在CGSS中的题目:“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回答为1“完全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说不上公平不公平”,4“比较公平”,5“完全公平”。对所有样本,以城乡、区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和主观地位认同等进行群体分析。其中,城乡变量按常住地和户籍两种方式分为城镇/非农户口居民和农村/农业户口居民,户籍类型还包括居民户口;区域为常住省份,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性别分类为男性和女性;年龄在连续变量基础上,另分为18—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70岁六个年龄段;教育程度有两种方式,一是转换为受教育年限,二是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本专科和研究生五类;收入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使用家庭年收入除以家庭人数获得。职业分为目前没有工作、务农和从事非农工作三类,非农工作中的职业编码在2010—2015年采用的是ISCO88编码,2017年后采用的是ISCO08编码,将它们都转换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主观地位认同的测量使用的是阶梯法,题目为“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回答为1—10分,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高层。其他变量如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和政治面貌等,均转换为0、1二分变量。

本书所用分析方法主要为多元线性回归、分层线性模型、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等。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分析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多数情况下控制变量为年份、省份、性别、中心化后的年龄、中心化后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工作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户口状况和居住地类型,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情况,控制变量可能有所变化,在文中均有注明。纳入某个控制变量的统计意义是,在此变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文中有时会通过此逻辑进行结果解释,对定量分析不太熟悉的读者可参考伍德里奇(2018)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