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丰硕

城市史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区域研究；无论是断代研究，还是综合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欧文斯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一书，按照历史发展次序，分别对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城市规划、希腊化时期的城市规划和罗马帝国早期的城市规划进行了考察。[16]皮雷纳的《中世纪的城市》一书，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在城市起源问题上成一家之言，颇具影响。[17]施莱辛格出版的《城市的兴起：1878—1898》[18]一书和《美国历史上的城市》[19]一文，标志着美国城市史研究的诞生，揭示了美国向城市工业国家文化的转变。芒福德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主要著作有《城市文化》[20]《城市发展：解体与重生》[21]《公路与城市》[22]《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23]《城市展望》[24]等，其中《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一书分析了城市的起源和演进，并对城市的现状和走向进行了思考。林奇的《城市形态》一书，论述了城市形态的形成原因，以及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是好的，同时界定了城市设计的五个功能维度。[25]贝纳沃罗的《世界城市史》一书，以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图片系统阐述了5000余年来世界城市的发展及其与经济、科技和政治的关系。[26]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一书，归纳了决定城市命运的三要素，即神圣、繁荣和安全。[27]《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28]和《城市的组合——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形态的元素》[29]两部专著分别对历史上的城市形态进行了阐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对中东城市、伊斯兰城市、阿拉伯城市、地中海城市的起源、演进和影响等开展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除了陆续发表《伊斯兰城市、阿拉伯城市：东方主义神话与近期观点》[30]《伊斯兰城市：历史神话、伊斯兰本质与当代意义》[31]《地中海城市与建筑规范：起源、内容、影响和教训》[32]《阿拉伯城镇规划》[33]《阿玛纳文献中的示剑城》[34]《丝绸之路上的大不里士：13世纪的欧亚文明交往》[35]《大都市圈的崛起》[36]等大量论文外，一大批著作面世。除了洛克哈特的《波斯城市》[37]、休布伦的《伊斯坦布尔》[38]这类介绍城市历史沿革和名胜古迹的知识普及书籍外，一些全方位、多视角和跨学科的专著陆续付梓。帕金斯和史密斯主编的《贸易、商人与古代城市》一书，运用最新的考古和文献资料，对从青铜时代的近东城市到罗马帝国晚期意大利北部城市进行了考察，认为贸易、交换和商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对城市居民不可或缺。[39]本尼森和加斯科因主编的《前现代伊斯兰世界中的城市：宗教、国家与社会对城市影响》一书，从城市历史学和城市考古学等跨学科的视角，重点关注了宗教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40]科斯特洛的《中东的城市化》一书，对伊斯兰城市肇始至20世纪60年代中东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梳理。[41]胡拉尼和斯特恩主编的《伊斯兰城市：学术报告会》[42]、西格特主编的《伊斯兰城市》[43]、布莱克和劳利斯主编的《变化中的中东城市》[44]和萨卡夫主编的《中东城市：古代传统与现代世界相遇》[45]，都是有关伊斯兰城市和中东城市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涵盖城市经济、管理、教育和社会等领域，体现了力图将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而差异巨大的城市个案研究与所处宏观背景相结合的研究旨趣；[46]贝尔的《中东的农民与市民：社会历史》一书，对中东城乡关系和城市管理相关议题进行了考察；[47]雷蒙德的《16—18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城市导论》一书，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性，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巴格达等城市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相对公允的评析。[48]雷蒙德的另一部著作《奥斯曼时期的城市：开罗、叙利亚和马格里布》，同样摒弃了对伊斯兰城市的传统文化偏见，重新审视了近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长达3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在城市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并着重探讨了阿勒颇、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在组织结构、社会生活和建筑空间等方面的特色。[49]阿尔萨耶德的《城市与哈里发：阿拉伯穆斯林城市化的源起》一书，对哈里发时代阿拉伯穆斯林城市的创建和发展进行了梳理。[50]杜普尔和斯坦利主编的《中东和北非城市：一部历史百科全书》，介绍了中东和北非从古至今5000年100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概况；[51]惠特利的《男人共同祈祷之所：7—10世纪伊斯兰土地上的城市》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伊斯兰城市是由功能而非形态来界定的，进而分析了早期伊斯兰城市在伊斯兰世界经济、文化、宗教和政治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52]此外，21世纪以来的一些欧洲城市史著述也将研究视域拓展到西亚地区，如布舍龙等的《欧洲城市史》一书，就在中世纪部分增加了有关伊斯兰城市的篇幅。[53]

除了上述断代研究和综合研究外，有关西亚城市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取得积极进展。比特尔的《哈图沙：赫梯人的首都》一书指出，哈图沙这座公元前20世纪的赫梯首都在小亚和叙利亚北部有巨大影响力，而该城遗址以其完备卓越的城市布局以及巧夺天工的神庙、皇宫、堡寨和门廊设计而令人印象深刻。[54]赖特的《示剑：一座圣经城市的传记》一书，对约旦河西岸的青铜器时代中期至希腊化时代晚期的商贸城市示剑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探讨。[55]塞弗雷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城市》一书，通过对托勒密王朝3世纪颁行的官方宣传手册等文献的考证，得出亚历山大所建城市的数量比通常认为的少得多的结论。[56]希蒂的《阿拉伯—伊斯兰首都城市》[57]和汉森等主编的《城市中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晚期的阿拉伯省会城市》[58]，透过作为重大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事件发生之地——首都和省会城市——这两类窗口，对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行了生动的介绍，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弗里雷的《伊斯坦布尔：帝国之城》一书，描述和分析了发生在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权谋与宫廷斗争的内幕。[59]利克的《伊斯坦布尔的重建：19世纪奥斯曼之城的肖像》一书，对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布局和主要建筑的演化进行了阐释。[60]丹尼尔森和凯勒斯的《快速城市化的政治：现代土耳其的政府与增长》一书，探讨了20世纪土耳其的城市化之路和政府的应对之策。[61]海拉巴德的《伊朗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一书，考察了二战后伊朗全面现代化之前伊朗传统城市的物理结构和空间格局背后的基本原理。[62]马丹尼普尔的《德黑兰：创造一个大都会》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有关德黑兰城市研究的专著，对任何对德黑兰城市历史和形态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必备参考书。[63]哈基姆的《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建筑与规划原则》一书，系统分析了在长期遵循宗教和伦理等简单规制的基础上，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是如何设计和组织的。[64]波恩主编的《中东城市人口、贫困与政治》一书，以土耳其、约旦、阿曼、也门和伊朗等国的城市为案例，分析了中东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65]

总之，国外学者的与西亚城市史相关的著述不胜枚举，但研究背景和对象往往落在希腊化城市、伊斯兰城市、阿拉伯城市和中东城市等时空范畴，极少将“西亚城市”作为研究背景和对象，且普遍存在着厚今薄古的现象，而西亚城市又恰恰是在漫长的世界上古和中古时期独领风骚数千年的。

（二）国内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与国外学界相比，国内学界有关世界城市通史研究的著述屈指可数，但筚路蓝缕之功仍是值得肯定的。譬如，俞金尧等所著的《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为世界城市通史的时间维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重要的内容。[66]作为世界城市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在西亚城市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要更弱一些，尽管起步并不算晚，也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著述。

在学术译著和专著出版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了《克拉维约东使记》《史集》《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丝绸之路新史》《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等一批或具文献性或有时代感的译著，也出版了《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伊儿汗国史研究》[67]等涉及西亚城市发展的专著。其中，徐良利的《伊儿汗国史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伊儿汗国的兴衰史，并将大不里士置于当时东西贯通的丝绸之路和欧亚文明交往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以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情况。目前与西亚城市史研究相关的专著仅有3部：《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将中东城市划分为军事要塞、新建首都和原有城市三种类型，并分别以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为典型进行了阐释；[68]《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从全球化的视野梳理了中东主要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69]《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概要介绍了中东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的来龙去脉。[70]

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有关西亚城市的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都已开展起来。从宏观研究来看，仍以城市规划和转型等传统视角为主。陈隆波的《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一文认为，西亚北非早期国家不仅开始没有达到城邦阶段，而且以后也没有发展为希腊式的城邦，而是向着广阔领域的王国和帝国发展了。[71]王一鸣的《西亚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一文认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起源地之一，西亚城市经历了兴衰交替的长期历史过程。[72]李荣建的《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认为，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规模较大，设施齐全，具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和独特的阿拉伯风情。[73]车效梅等的文章《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解读》《中东中世纪城市社会结构分析》《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行政体系》《中东伊斯兰城市起源初探》《中东伊斯兰城市社区作用初探》《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涵盖了中东城市的历史变迁、社会结构和现代转型等诸多领域，而且在内容和观点上多有拓荒之功。譬如，《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一文，认为城市化迅猛推进导致伊朗两大传统精英阶层乌里玛和巴扎商人的中心地位丧失而渐趋边缘化，两大新生阶层即城市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排斥而被边缘化，随着伊朗政治生态的恶化，四大阶层走向联合，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74]齐前进的《宗教引导的伊斯兰城市》一文认为，伊斯兰教决定了伊斯兰城市的起源和形态。[75]吕耀军的《城市社会与伊斯兰文明关系探析》一文认为，伊斯兰城市形塑了穆斯林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建构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要素。[76]陶金等的《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宗教习俗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探析》一文认为，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法律”通过社会公平、社区团结和私密空间三个原则，对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形态产生决定性影响。[77]纳比尔的《伊斯兰城市的环境因素及其共性》一文，从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视角，分析了伊斯兰城市具有共性的格局和风貌。[78]黄达远和文丰的《冲击与调适：都市化对伊斯兰教世俗化的影响考察》一文，探讨了都市化进程中的伊斯兰教世俗化现象，认为都市的共生与竞争结构有助于提高伊斯兰教的包容度。[79]邱国潮和段进的《阿拉伯地区城市形态学研究综述》一文，对国外学界有关阿拉伯地区城市形态研究的3个层次、15个议题和8个建议进行了整理。[80]阿米扎德和胡林的《作为遗产的城市开放空间：伊斯兰城市的实例》一文，通过对传统伊斯兰城市开放空间的用途和性质的调研，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规划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应对之策。[81]

从个案研究来看，有关伊斯坦布尔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不过主要集中在对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等小说的探讨上，相关文章有张虎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空间权力分析》[82]《论〈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中的“呼愁”》[83]，赵炎秋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试探——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84]，弋杨的《“呼愁”之城：伊斯坦布尔》[85]，杜莉莉的《都市的魅像与“呼愁”——解读帕慕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伊斯坦布尔街道》[86]。作为曾是两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庞大帝国首都的有着约2700年悠久历史的伊斯坦布尔，西倚欧洲和地中海，东向亚洲和丝绸之路，东方与西方在这里汇合，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这里碰撞，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中国学者对帕慕克的相关作品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其他方面的文章还有刘少才的《伊斯坦布尔：历史与今天的对接》[87]、魏雪娥的《伊斯坦布尔的宗教艺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88]和车效梅的《挑战与应战 冲突与融合——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历程》[89]，其中前两篇的内容以见闻和介绍为主；第三篇的学术性较强，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一方面推动了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进程并改善了城市面貌，另一方面固化伊斯坦布尔的殖民化特征并扭曲了城市布局。

除了伊斯坦布尔外，中国学者还对乌加里特、巴比罗斯、塞琉西亚、耶路撒冷、巴格达和大不里士等西亚城市给予了关注。孙宝国的《阿玛纳时代叙巴城市国家的兴衰》一文认为，无论从地缘政治来看，还是从文化传统来看，地处东地中海世界核心区域的乌加里特、巴比罗斯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都是文明碰撞与汇融的中心。[90]王康的《从尘世之城到天国之城的升华——〈圣经〉里耶路撒冷城地位变迁与西方天堂文化探源》一文认为，《圣经》所载的耶路撒冷由尘世之城升华为天国之城的演进过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天堂文化的东方起源。[91]邵大路的《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一文认为，建立塞琉西亚等希腊化城市是塞琉古王国的重要殖民统治手段。[92]孙培良的《中世纪的巴格达》一文，简要介绍了中世纪巴格达的建置、沿革、经济、文化和居民。[93]杨巨平的《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一文认为，阿伊·哈努姆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阿富汗地区原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区域内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它不仅是希腊人在阿富汗地区长期留居的见证，而且是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地区相互交流共生的产物。[94]徐良利的《伊儿汗国后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原因及特点》一文认为，伊儿汗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是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小亚和伊朗地区的城市更加繁荣，而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城市相对衰落。[95]车效梅和郑敏的《“丝绸之路”与13—14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一文认为，伊儿汗国定都大不里士后，稳定的国内环境与通畅的丝绸之路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城市规模，拓展了城市功能，而且形成了以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贸易网络。[96]

总之，国内学者对与西亚城市相关的研究虽然有所进展，但无论是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还是从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方面，其系统性、深入性和前瞻性，都与西亚城市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迫切的时代需求相去甚远。譬如，对尼尼微、巴比伦、波斯波利斯、大马士革、萨那、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和安卡拉等大量城市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难得一见，有关外高加索地区城市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直至近现代开始之前的数千年间，西亚城市不仅首先开启了人类城市历史的巨幕，而且一直引领着世界城市的发展潮流。然而，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有关欧美城市研究的大量成果相比，有关西亚城市的研究，无论是在国外学界，还是在国内学界，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个案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与西亚城市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和重要的地位极不相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语境下，充分了解和运用国内外西亚城市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有关西亚城市的基础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很有意义。[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