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地理学对文学的影响研究是21世纪诸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新疆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呼应并参与着中国文学主潮的建构，但又存在着迥异于其他区域文学的一面，这种差异性与新疆文化地理是密不可分的。新疆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1]，其自然环境特殊、人文环境复杂，文化现象丰富，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汇聚深刻地影响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形态。本文以新疆文化地理为切入点，来展示新疆地理版图上产生的特殊文学形态，以探讨新疆当代文学内在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 相关研究回顾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即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从这个层面而言，“文化”一词往往包含着价值判断，意味着某种发展程度。目前关于“文化”的研究有三种取向：从学理上探讨其知识体系，这是文化学；从时间维度探讨其历史变迁，是为文化史；从空间上研究其地域差异，即为文化地理。作为学科术语，“文化”“地理”等现代概念都是舶来品，文化地理的学科体系也是从西方输入的。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度，其传统知识体系中并非没有与“文化地理”大体相当的概念，也并不缺乏关于文化地域差异的思考，只是其思维方式与西方相形异趣，这种理念反映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当中，便是关注的内容迥然不同。
中国古代往往从地域的角度聚焦于地域对人之性情的影响，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指出民众性情之“刚柔缓急”，乃至“音声不同”，皆与其地之“水土”有关，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讨论了南北文化的异同，也从地域对人的性格影响着眼，到了近代，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研究魏晋以来地域文化之差异，得出：“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2]民国时期曾兴起一股研究地域文化的热潮，其中有不少涉及文化地理。如丁文江受梁启超影响曾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贺昌群在《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中明确提出有其独特地域文化的便有浙江、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西藏、新疆、黑龙江等省区。[3]20世纪下半叶，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周振鹤的《中国历代文化区域研究》、王恩涌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等对中国文化地理做出了综合性的研究，专题性的研究如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等。
文化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拉菲托或莱里的人种学说，这种研究描述了美国新大陆上不同种族、民族和它们的风俗，这种向人文现象的探索，弱化了地理学对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注，人文地理学的内涵由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地理伯克利学派的代表卡尔·索尔倡导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确立了地理学的人文方向，对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景观的形态》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20世纪50年代末，实证主义被广泛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段义孚以现象学、存在主义、理想主义为哲学基础，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称法，把人的经验看作有效的知识来源，注重从感应环境去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地理学主张地理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应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加以考察，并开始用全球化的视角进行观察；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研究方向的深入，人文地理学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开始了对少数人群问题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女性地理学的研究，兴起了新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如爱德华·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著作“空间三部曲”用语境分析和跨学科方法，展示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以社会空间代替自然空间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一大特征。随着文化概念的变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范畴转向了具有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正因为如此，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许多研究相交错，由此导致了将各类群体的价值表述纳入研究视野，出现了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方向。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的各类研究纷涌而至，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21世纪以来，出版了大量关于文化地理学的译著，如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凯·安德森、莫娜·多莫什、史蒂夫·派尔、奈杰尔·思里夫特等主编的《文化地理学手册》，段义孚的《无边的恐惧》《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对推动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地理学家唐晓峰指出：“地理学需要阅读，对于人文地理学者来说，更要阅读许多人的作品。人的作品多种多样，有的作品反映人的行为，有的作品反映人的思想，两者都提供人文地理资料。”[4]地理学家从阅读文学作品去研究地理学，探索人类文化行为背后的地理背景及心理机制，并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反之，文学研究者也需要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空间特征。金克木于1986年发表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提出在文学领域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在文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面颇具风气，如曾大兴在《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中研究了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对文学与气候的关系，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及价值等问题进行研究；胡阿祥在《中古文学地理研究》中从自然地理、人口地理、区域地理等方面对魏晋文学进行研究；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对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理论构想、体系建构和研究方法等；张伟然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对中国古代地理意象的形成及意义进行解读；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地理学、民族学问题》对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邹建军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中界定了文学地理学的相关词意。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着重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较有影响的如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等，至21世纪以来，赵学勇、孟绍勇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凤媛的《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已将地域文化的视域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但完全从文化地理学的视域去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形成体系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
二 研究的缘起及方法
新疆当代文学作为地域性文学，与新疆的文化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从文化区的划分来看，新疆属于西北文化区，与西部其他文化区相比较，新疆文化又是最为丰富而复杂的。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5]，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特色，因为民族、地理分布的不同，新疆地域形成了南疆与北疆，草原与沙漠、绿洲与盆地迥然不同的地理风貌，且每个地方都有十分鲜明的文化地域特色，所以新疆文化既区别于中原和东部的农耕文化，又迥异于西部区域的文化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诞生、大量移民的加入，使得新疆文化呈现出更为纷繁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民族文化日益碰撞与融合，新疆文化同样在不断寻求着自身现代化的有利途径，考察新疆文化地理对新疆当代文学的影响，其意义就在于能进一步总结和挖掘新疆文化形态的内在意蕴，确立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以时间划序、以史为序的研究：如夏冠洲等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文学评论进行了纵向的集中展示，为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交流史、文学思潮和文体演变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王敏等主编的《新疆改革开放文学三十年》对1979—2009年的新疆当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评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第二，对新疆地域文化、书写策略等的研究：如程光炜的《“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新疆当代文学创作内地化、风景化的倾向进行了分析；汪树东的《当代文学的新疆体验书写》中对新疆体验书写的文化建设意义进行了论述；新疆本土评论家陈柏中的《鉴赏与探讨》，周政保的《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对新疆作家多民族、多语种的文学特点、审美风格、文学精神等进行了研究；韩子勇的《文学的风土》以西部文学为底色，对新疆文化与新疆文学进行了归纳总结，其中对文化现象与作家文化精神方面的归纳具有前沿意义，对西部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对作家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新疆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王蒙、周涛、刘亮程、沈苇、李娟、红柯、董立勃、赵光鸣等。应该说，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对本土作家的研究，从文本分析、地域文化、语言风格、作家心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大量探讨，极大地拓宽了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通过这些研究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对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较为薄弱。
客观而言，新疆当代文学是一种文化的、审美的、包容着新疆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写作。基于此，本书撰写的目的是从新疆文化地理角度分析新疆当代文学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空间特征，从自然与人文的地理环境、丰富复杂的文化因子、独特个性的文化景观、多元形态的文化整合等方面研究支撑新疆当代文学的内在因素，揭示新疆文化地理与新疆当代文学的重要关系，凸显新疆文化地理环境的典型意义，着重强调新疆文化地理环境中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共通形成了新疆当代文学独特的文化质地。总之，新疆当代文学是新疆文化地理环境中多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更新、相互认同产生的共谋共创的多元一体文化的结晶。
鉴于新疆文化地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对研究方法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试图突破以往地域文化和当代文学研究较为狭窄的论述范围，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地理文学和作家两方面研究视域的拓展上。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从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路，即从一种静态的、平面的、偏于传统地域文化观照的角度，进入一种动态的、立体的、强调时代和社会内涵的地域文化体系的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中既包含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更包含了时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质，呈现的是一种更为全面和立体的地域文化景观。本书是一种历时性的梳理，在大量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的材料基础上，凸显出新疆文化地理体系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第二，在一种文学和文化的“互动”方式中，真实、深入地展现文化地理与文学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突出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互动。在对文化形态的研究中，力图从“文学—文化地理”角度全面展开新疆绿洲文化、游牧文化、兵团屯垦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混血”文化与新疆当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在强调“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前提下，突出各类文化因子的独特个性及蕴含。
第三，为避免研究中较为普遍的文化学和文化两分离，过于浮泛和表面的现象，在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文化因子的写作中，本书选取较具代表性的新疆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强调文本细读的方法，以文本中新疆本土化的表述为原点，如“塔玛霞尔”“儿子娃娃”等，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新疆文化地理。本书尤其强调文化景观与文化因子对作家的影响，在呈现新疆文化丰富性的同时，也为新疆作家的本体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没有一味强调新疆文化地理对于作家创作形态的“唯一”作用和影响，而是在掌握了大量研究资料，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疆文化地理是形成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种资源、造成他们创作风貌的一种原因。在具体论述中，始终保持清醒、客观的“非地域文化决定论”意识，这无论是对于新疆文化地理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新疆当代作家的本体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此外，由于新疆当代文学中的作家谱系涉及多民族、多语言的纷繁性，本书对作家的选择首先是以汉语写作的新疆当代文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各民族作家，选择了少量的翻译作品；其次，在对每一种文化地理范畴的论证说明中，选取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意义的作家，避免了泛泛而谈、面面俱到，而不至于在众多的作家创作的罗列中，失去最初选题的论证题旨；考虑到文化地理的观照下势必有些作家会兼具多种文化精神特质。本书的处理方式则是突出该作家身上最为典型的地理文化特质，对那些兼具多种文化特质作家的处理，则较为灵活和机动，有什么样的特点就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并没有“突出一点”，而“不及其余”。因此，本文在例举作家分析时会有个别章节中出现选择作家的重合，但是论述的重点是不相同的。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
新疆当代文学是多民族、多语种、多梯队的边疆文学，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彼此交融，是新疆文学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所在，本文以新疆文化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文化因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形成新疆当代文学整体面貌的内在因素，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
（一）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环境分析
本章内容主要从文化地理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新疆文化地理环境是新疆当代文学产生、发展的基础，新疆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都与新疆当代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新疆当代文学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着与政治地理的关系，在“进疆”“援疆”“西部大开发”等国家话语的倡导下，新疆当代文学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表述与书写；新疆经济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新疆当代文学创作的空间背景一直是以牧区生活、绿洲农村、屯垦兵团为主的传统模式，经济因素也影响到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其次，在多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下，新疆当代文学的书写映照出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总体格局与显著特征，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特质，对民族特质的体现兼有一种双向性的功能特征。在新疆当代文学的书写中，宗教文化往往升华为一种精神源头，如强调人对生命的敬畏、神性意识等，传达出的是文学与自然、文学与宗教之间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最后，对新疆重要作家的籍贯组成、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方面进行了宏观分析，鉴于新疆人口结构的特殊性，将汉族作家的身份境况分为属民作家（土著作家）、移民作家、流寓作家与旅居作家。
（二）自然景观：新疆当代文学的自然地理环境
本章以新疆当代文学书写的自然景观为主要内容，选取每类自然景观描写中独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新疆当代文学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简单而言就是文学领域中的“人地关系”，气候与地貌、植物与动物、地标性的自然景观等是新疆当代文学中书写的主要内容。第一，新疆气候干燥、少雨的特点在作家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呈现，在新疆的气候条件下，人对自然的征服更具有一种悲情色调，这种悲情色调在新疆当代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对大自然的感慨及人的自由意志与生存境遇之间的矛盾；山川、盆地、沙漠、河流的书写印证和体现出新疆作家“绝域产生大美”的创作取向。第二，新疆地理环境中的各类植物在作家笔下被赋予了各种状态与情姿，沙漠中的胡杨、梭梭、红柳、白杨在作家的笔下显现了顽强、不苛求环境的生命特征；新疆当代文学对于动物主题的书写较为普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马、牛、羊、骆驼、驴的书写，马不羁而壮烈的精神成为新疆气质的象征，对动物的书写是作家认同地域文化并以之构建自我存在的方式。第三，新疆当代文学的自然景观以一种“在路上”的方式呈现出来，新疆作家们游走在大地之中，以一种在场的审美体验对自然风景尽情描绘，“在路上”的自然景观反映了新疆作家对人与地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伊犁大草原、喀纳斯、吐鲁番是新疆地标性的自然景观，也是作家反复吟诵的对象，成为新疆当代文学中风景画的代表性场域。第四，对新疆当代文学自然景观的书写进行深度解读，会发现生命意识是新疆当代文学显著的整体特征，风景中的万物被作家以生命意识去解读和理解，并转化为一种永恒的艺术符码。新疆当代文学的自然景观描写既是文学对人与自然属性的回归，也是自然文化对文学渗透的反映。
（三）文化景观：新疆当代文学的人文地理环境
新疆的文化景观如地名与历史、饮食与服饰、建筑与音乐等都在新疆当代文学中有浓重的描摹。第一，关于地名与历史的书写：新疆作家对地名的书写主要聚焦于首府乌鲁木齐、南疆的喀什、北疆的伊犁等，地名书写对于新疆当代文学的版图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新疆文化地理的承载体，拓展了文学书写的边界；新疆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部迁徙、流离和抗争相生相伴的历史，本章以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的《秦尼巴克》、李健的《木垒河》、赵光鸣的《解忧与冯嫽》、温亚军的《仗剑西天》为分析文本，历史书写是作家对新疆历史文化的理解、体会与历史本相的融合，这种书写承载了新疆历史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第二，关于饮食与服饰的书写：以王蒙的小说《这边风景》为代表性文本，小说中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饮食文化中的馕、羊肉、茶有着大量的书写，深刻地反映出维吾尔民族的生存方式、文化理念及民族心理；哈萨克族作家叶尔曼·胡尔曼别克在作品中多次描写了本民族饮食中的“奶文化”，这是哈萨克民族族群认同的一个标志；民族服饰积淀了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态，通过新疆作家对民族服饰的描写分析，显现了维吾尔民族服饰的绿洲文化特征、哈萨克民族服饰的游牧文化气息。第三，关于建筑与音乐的书写：新疆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建筑的书写，无论是地标性建筑景观——乌鲁木齐的红塔山，还是哈萨克族的毡房、维吾尔族的喀什民居，兵团屯垦及新疆移民的地窝子，都与地区特有的文化地理因素联结在一起；新疆当代文学对音乐描写的种类非常丰富，木卡姆、麦西莱甫、热瓦甫是维吾尔族的标志性音乐文化，冬不拉、阿肯弹唱是哈萨克族的艺术，从新疆当代文学作品对音乐的书写中，我们能够看到作家对新疆文化的深度理解，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新疆文化地理中人们激扬的灵魂所在的原因。第四，作家对文化景观的体认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作品题材、书写的方略等方面都体现了新疆当代文学对新疆区域文化形象的塑造。作家对文化景观的书写既是一种有“方向的写作”，也是一种“有深度的写作”，作品致力于对新疆俗常生活中文化景观的挖掘，反映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意义。新疆当代作家对文化景观的大量书写，不仅表现出了清晰可感的新疆文化面貌，而且提升了新疆当代文学文化品格。
（四）文化因子：新疆当代文学的多样文化形态分析
新疆诸多丰富的文化因子是形成新疆当代文学的源泉，它对新疆作家的影响已遍布从生活到心灵等诸多层面，并积淀为作家们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该章节分析了绿洲文化、游牧文化、兵团屯垦文化及新疆诸文化形态叠加的“混血”文化对新疆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第一，绿洲文化的形态中，“村庄”与“巴扎”是典型性的景观，在具体的新疆当代文学作品中，村庄的封闭与巴扎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场景，绿洲文化塑造出新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乐观、幽默、重情守义等性格特点；第二，游牧文化的形态中，新疆当代文学对“牧场”与“迁徙”有着真实、生动的书写，游牧文化开放性的特点对于哈萨克族双语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游牧文化因子的审美特征具体在作品中表现为对草原文化的迷恋、对人生诗意的追求及对本民族古老民俗文化的书写；第三，在兵团屯垦文化的影响下“下野地”与“场部”是董立勃小说中多次重复出现的空间背景，在这两种背景的映照下，其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由此发生着衍变与冲突，从地理学的角度上探究到兵团文化的真实意蕴，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着坚韧的、不妥协的一面，构成了一座意味无穷的兵团人物形象的展览馆；第四，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融合与交汇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形成了新疆特殊的“混血文化”现象。汉族作家在文化心理、文化视域上无不打上少数民族文化的烙印，如周涛、刘亮程、红柯等；而少数民族作家也受到汉族文化的感染与影响，如维吾尔族作家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等，这种“混血文化”形成的双向建构使新疆当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风格及文化观念。在新疆多元一体文化的濡染下，新疆当代文学具有了文化地理学上的意义，它彰显的是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标识。
（五）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符码
一种文本系统，就是一种文化的符码系统。在新疆作家的内心深处，边缘、荒野、家园已内化为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符码，它们与新疆大地的辽阔、遥远一样成为新疆当代文学的永恒符号。“边缘”是贯穿新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一种重要话语，在新疆当代文学中对边缘话语的阐释首先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表述，如杨牧、李娟、刘亮程等作品中对边缘的空间性特点有着不同的描述；边缘在新疆作家的阐释中更有着文化的意味，如周涛以诗歌建构的边缘文化镜像，在政治地理的意义上而言，对边缘的阐释更多地体现为国家边陲、边防的意义，如军旅作家李斌奎的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小说《兵车行》等对边防精神的弘扬。边缘的影响给新疆当代文学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反映于作家创作中，表现出对边缘与中心的矛盾的文化心态、渴望被认同的身份焦虑等。“荒野”在新疆不仅是一种自然地理的典型现象，更是文学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符码，通过“荒野”的书写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心灵轨迹，一方面，它是一片荒芜孤寂之所，另一方面，它也被视为避难之所。面对荒野大地，既有李娟、刘亮程、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荒野记游式的独行者的行吟，也有赵光鸣荒野叙事中流浪者的悲歌，新疆作家对荒野的书写最终关联着荒野大地上的“人”及人的心灵、人的精神，在荒野的言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对新疆当代文学“稀有价值”的挖掘。家园在新疆当代文学的创作领域中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文化符号，我们看到无论是像周涛、董立勃、赵光鸣这样自少年时期随父母西迁，还是像刘亮程、李娟之类因父母流寓而生长于新疆的作家，还有像沈苇、孤岛、陈漠等后期移民到新疆的作家，始终有着对家园的呼唤，在对家园的“漂泊”和“寻归”中，作家们完成了自我的灵魂修炼，留给读者的是深邃而悠久的惆怅。
本书以文化地理学、文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知识交叉的视角来分析新疆当代文学，注重从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来展现新疆当代文学的全貌。整体构思上，以总论和分论、现象和个案相结合，以文本细读为论证基础，力图展现出新疆文化地理与新疆当代文学的骨肉联系。颇感遗憾的是，在查阅大量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新疆文化地理是丰富而多样的，但对于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却是稀薄而单一的，本书参考不少学界关于西部、关于新疆文学的研究资料，借此对那些关注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致以敬意。面对新疆文化地理与新疆当代文学，本书所做的研究只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而已，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新疆、关注新疆文学，推动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1]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2]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9页。
[3] 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4—178页。
[4] 唐晓峰：《阅读与感知——人文地理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前言。
[5]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