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继承李悝、吴起之余教

商鞅生当乱世，而其个人有从贵公子沦为家臣、从弱国出走到强国的特殊经历，这对他以后的政治作为和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史记·商君列传》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是指刑罚，“名”是指名分。“刑名之学”是指法家那套以刑罚、名分治理国家的学问。“法家”一词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少好刑名之学”实际上是指商鞅在青少年时期对李悝、吴起等法家先驱的思想有强烈的兴趣和爱好。李悝、吴起都是魏国变法的能臣、干将，商鞅由卫入魏的经历当然更便于对他们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

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是战国前期改革运动的首倡者。他在任魏文侯相期间，主持变法，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从而使魏国最先受改革之益，成为战国前期的首强之国。《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子》三十二篇”，列在法家之首，本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可惜后来李悝的书失传了。从现有史料看，李悝的新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去山泽、村落占三分之一外，还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十二万公顷），如果农民“治田勤谨”，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约合今六升），反之则会减产三斗，百里见方的范围粮食增减要达一百八十万石（约合今三千六百万升）。粮食增减的数额如此之大，就必须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为此做出四项规定：（1）“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必须同时杂种五种粮食作物，以备某一品种遇到灾害时其他品种可以补救；（2）“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即不许在田中栽树，以免妨碍粮食生长；（3）“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即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要像防止寇盗来抢劫那样抓紧抢收；（4）“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窳殖于疆场”，即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划出菜园种植蔬菜，田头场边也要多种瓜果。另外，据董说《七国考·魏食货》引桓潭《新论》，当时魏国还有在春季“农官读法”的措施，法律规定：“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鹜，秋田惕惕如寇来不可测，冬田吴、越视”，即春田要平整得像布一样平直，夏田里的庄稼要像鸭子一样肥满，秋田要像防范寇至一样抓紧抢收，冬田要像南方没有冬闲一样修理沟洫、积运肥料。法律还规定：“上上之田收下下，女（汝）则有罚；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则有赏。”这是用赏罚督促农民努力提高农产量。“作尽地力之教”是李悝把兴农作为强国的基础，这一思想后来被商鞅充分继承和发展。

第二，实行“平籴”法。据《汉书·食货志》，李悝认为，粮价太贱则伤农，农伤则国家贫困；粮价太贵则伤民（指一般粮食消费者），民伤则流徙他乡。善于治理国家者要实行平衡粮价的“平籴”法，也就是在丰年收购一定数量的余粮，“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在灾年再以平价售出，“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这样“取有余以补不足”，丰年的粮价不会太贱，灾年的粮价不会太贵，从而“使民无伤而农益劝”。这是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均输、常平仓等办法的开端。“平籴”法旨在鼓励农民生产，防止百姓逃荒，其打击的对象则是搞粮食投机活动的商人。这一“重农抑商”的精神实质后来也被商鞅继承和发展。

第三，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篇载“李克”[2]对魏文侯说：“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这就是说，国家的食禄要授予有功劳之臣，要因能授官，赏罚要得当、不失信用。魏文侯问：“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李悝答：这是因为有“淫民”。所谓“淫民”就是“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李悝提出：“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也就是否定世卿世禄制度，剥夺旧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的世袭特权，把四方贤能之士招来做官。这一思想以及“赏必行、罚必当”的思想在以后的商鞅变法中有充分的体现；用“四方之士”取代世袭贵族，从而在君主集权下形成布衣将相的格局，这是战国时期官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第四，制定《法经》。据《晋书·刑法志》，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备的成文法典。其内容分为六篇，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法》是惩治盗窃财产的法律；《贼法》是惩治侵害人身的法律；《囚法》是“断狱”之法；《捕法》是“捕亡”之法；《杂法》是惩治轻狂越轨、荒淫奢侈、赌博、欺诈、贪污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显然，《法经》的重点是针对社会下层的，用法律手段强化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私有财产，同时也对社会上层的腐化、越轨行为进行约束。这是一部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历代王朝制定法律的一块奠基石。商鞅以后由魏入秦，就是携带着《法经》六篇去的。据《唐律疏议·序》，商鞅改“法”为“律”，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商鞅死后，《秦律》的内容逐渐增加；“汉承秦制”，对《秦律》有所继承。因此，《晋书·刑法志》说：“商鞅受之以相秦”，“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

吴起（？—公元前381年）是对商鞅有重要影响的第二个历史人物，卫国人。吴起曾学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初仕于鲁，继任魏将，屡立战功，在攻占秦国的河西地区（黄河以西，北洛水以东地区）后，被魏文侯委任为西河郡郡守。他在任上严明赏罚，“成训教，变习俗”（《吕氏春秋·执一》），“使士卒乐死”，“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史记·吴起列传》）。魏文侯死后，吴起遭谗言，被魏武侯免去郡守职务，离魏奔楚，此后“魏日以削，秦日益大”（《吕氏春秋·观表》）。吴起在楚国得到楚悼王的信任，实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废公族疏远者”，强迫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开荒，并且裁汰冗员，整顿吏治，“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吴起列传》）。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被旧贵族射杀。吴起“善用兵”，有兵法《吴起》传世，后人将其与孙武以“孙（武）吴（起）”并称。吴起的严明赏罚、“使士卒乐死”、“明法审令”、“要在强兵”等等，被商鞅所继承和发展。李悝的以兴农为本，吴起的以强兵为要，是以后商鞅“耕战”思想的主要来源。《荀子·议兵》篇说：“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汉书·刑法志》也说：“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观此可知，商鞅在军事上也甚有才略。现传《商君书》中有三篇军事方面的论文，《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中亦著录“《公孙鞅》二十七篇”（已佚）。这是商鞅深受吴起影响的结果。

《商君书》是商鞅入秦以后其本人及其后学所著，但《商君书·兵守》篇开头讲“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以后详细论述了“四战之国”如何“守战”。秦国地处西陲，《兵守》篇所讲“四战之国”和“负海之国”均与秦国的地理环境不符。“四战之国”当指三晋或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宋、卫等小国。有的学者推测，《兵守》篇可能是《商君书》的编纂者所误入，也可能是“商鞅当年入秦时携自三晋，作为农战改革的参考资料”[3]。如果确为后一种可能，那么商鞅在魏国或入魏之前就受吴起影响，自著或收集、研究了兵法方面的著作。

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率领魏军与韩、赵联军战于浍水北岸，破敌擒将，凯旋。魏惠王大悦，亲往郊迎，赏赐公叔痤农田一百万亩。公叔痤辞而不受。他把能使士卒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的功劳归于“吴起余教”。于是，魏惠王“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战国策·魏策一》）。由此可知，吴起死后，其“余教”在魏国仍有很大影响，并且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此时，商鞅正在公叔痤的门下当御庶子，而且第二年公叔痤就推荐商鞅继承其相位。这说明商鞅在魏国变法前贤的影响下，不仅继承了他们的“余教”，而且成长为堪以重任的将相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