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谈中西大学教育和学生生活——新发现叶公超1935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
笔者在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9版“学生生活”发现叶公超的一篇讲演，题为“欧美大学学生生活印象记”，副题为“清华教授叶公超讲演”，记录者为“富塞夫”。该讲演不见于《叶公超散文集》（洪范书店1979年版）、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及叶公超传记和各种叶公超研究文献。叶公超学问淹博，但吝于著述，一生留下的学术文章并不多，所留下的讲演方面的材料更少。因之，这篇讲演，对叶公超研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现整理如下：
欧美大学学生生活印象记
——清华教授叶公超讲演
富塞夫记
清华大学外语文系教授叶公超，去岁休假去国，足迹所至，颇多观感，日前在清华讲演此题，兹以此种事实，颇可为吾国大学同学借镜之处，因之志出，以备他山之石。
大凡学生的生活，都可以分为二种：一是受学校规程所支配的生活，如上课、预备功课、日常起卧时间等等；一是不受学校规程支配的自动生活，如闲暇中的阅读，参加课外的活动，师生课外的接触，以及各种自愿的生活等是。
我在这几十分钟内，当然不能详细地说到英美大学学生生活的各方面，所以我想单就他们的生活与我们中国大学学生生活不同的几点来说，这样也许诸位会觉得更加有趣一点。
（一）所谓受学校规程支配的生活，最要紧的当然就是课程的轻重与上课的次数问题。
关于这点，我相信中国大学的学生每周上课次数之多，除了日本几处的学生之外，为欧美任何大学学生所不及。在多半美国大学里，一二年级学生每周最多也不过要上十七八小时的课，以后再逐年减少，在英国大学里，学生上课七八小时的课的时数更少了，譬如在剑桥大学（Combridze[1]）读文学的学生每周平均不过上七八小时的课，此外再加上每周一二次与指导教授讨论的约会。法国外省大学里学生每周也只有十三四点钟的课。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是到大学来上课的，外国的大学生是来读书的。这话至少有几分的真实。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要每周上到二三十小时的课呢?我想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和课目的设备都是全盘抄袭西洋的，尤其是抄袭美国的，所以结果我们在西洋大学所应有的课目之外还加上我们自己的必修课目，如国文、党义等等。这实在是我们大学教育还没有完全独立的现象。试看我们国立大学里所用的教科书与参考书有多少是本国文字的。前几年我在上海某大学里去旁听过两小时的经济学原理，学生用的课本是Ely的经济大纲，在我旁听的那二小时之内，那位教授所讲的实在就是翻译课本而已。我想假使学生用的课本是中文的，或他们的英文程度稍高一点，至少那两点钟的课是可以不必上的。按原理说，上课的时间是只应当用于教员与学生彼此不能单独进行的工作。学生自己可以读得懂的书，教员大可以不必在班上重讲。教员自己假使没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职务就变为指导学生去读什么书，这样说起来，上课的时间，就可以相当的减少了。
此外，在外国大学里教员与学生接触时间似乎比较多一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教员认识了学生的个性，能够择其性之所近去指导他，同时学生亦可领略到先生们读书作人的方向；这在教育上的功能，很具有最大的效果。在英国师生课外接触的机会更多，譬如牛津与剑桥大学的学生，至少每日要和教授们在一处吃饭，饭后大家可以讨论种种问题。不比中国的大学，教员除上课以外，简直同学生往往有视如路人的样子；这是我们大学学生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
关于受学校规定支配的生活，大致东西各地的情形，相悬殊的是程度与效果方面，普遍制度，大体仿佛；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受学校规程支配之生活”，这在中外大学生的发展方面，很多歧异，也是本题所要讨论的主眼：从前哈佛大学的校长Charles Sliot[2]曾说过：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训练学生如何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在这四年之内，我们应当造成他们（指学生）一生的习惯。
（二）所谓不受学校规定支配之生活，大别有课外阅览，学生课外的活动，师生的接触，学生对事物之性趣，以及物质享受等等问题。关于课外阅览方面，在欧美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同中国学生一样，喜读画报，及看影星的照片等，至刊物杂志方面，除少数喜欢读学术性的东西外，大部分愿读幽默的作品。如美国的Judg，英国的Punch，此两种刊物与中国《论语》相仿，此类刊物最为英美两国大学同学欢迎，为重要的课外浏览消闲之品。此外是有关于世界大势，政治经济等刊物，他们也很喜读。恐怕我们的大学生，也有这种相同的嗜好。
英美的大学的学生，平时神气总是兴高采烈的，处处都表现着生气蓬勃的样子。没有像许多中国大学生这样萎靡不振的态度。他们喜欢与自然接触，在假期里，常作徒步旅行，愿把他们的性灵寄托在山水之间，这样可以焕发起他们“爱乡土”的观念。无怪英国战亡诗人“毕洛克先生”——Rupert Brook[3]，当他从军在沙场上的时候，在回忆中，想到了祖国故乡的野外那软而如茵的“绿草”来，由着对绿草发生爱恋，可激动他他[4]爱祖国的情绪，这是他日记上亲自记出来的。此种情形，实在不比中国学生，不喜活动，自装少年老成，有如负荷千斤担子的样子。
有一位从前来过中国的英国教授对我说：“中国的学生，多半缺少在太阳底下的生活。”这句话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多半是愁眉不展，似乎没有受够太阳的生气。譬如德国学生喜欢唱歌，舞剑，喝啤酒，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表现。至于中国，据我所和，从前清华学生中曾有到了北平十年，而没有看过长城的，甚而至于有在清华毕业，而没有去过颐和园的。由此，我们可充分看到中外的民族性的内质不同。同时，英国学生差不多每人总绕过英国本地的一个圈子，这样才可以使之了解本国的山川形势。至于美国的学生，大多数也是喜欢旅行的。较之我国大学学生，甚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知东北的形势如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近几年来，我们国事日危，青年人往往只知道呐喊；要知对国家观念，不只血气用事，而且要有事实的认识，我们要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版图内的山河景物，人民，以及我们以往的光荣。
英美学生，都很喜欢运动，在课余之后及将黄昏的时候，运动场上，体育馆内，总是活泼的一群一伙的运动着。即使个性稍较固执些的，也必在草地上散散步，或在林中泉边看看书，回视我国同学，固然校方的设备不全，即有的较比完善的学校，运动风气仍不普遍，还是畸形的发展着。
我们知道在一八一五年滑铁炉之役，英国战胜了法国，英大将威林顿，曾经声言道：“我们战胜法人，是用在伊顿学院（英国最有名的学院）足球场上，竞赛的精神而战胜的！”这在表示英国人真正体育精神的发扬，足以使之吾人效法的地方。
大学生对事物的性趣，一般是爱好的；尤其是对政治问题特别关切，无论他们是学工的也好，学理的也好，对于国事都喜欢讨论，喜欢辩驳，也许见解粗浅点，但这是种文明国家智识分子应具的态度。这绝不比中国的大学学生，如果学理工的话，则不屑研究政治，以为政治是龊龌的东西。殊不知吾人离开政治是没法生存下去，西哲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政治动物”，此言良是！再者，中国同学也有一部分喜谈政治，多数不是流于偏见，即是太抽象太空洞，不比英美的学生是寻找实际的事物，是具是[5]实是求是的精神。犹[6]其是在英国的牛津与剑桥两校同学对政治问题最为热切。
关于物质的享受，英美大学的学生，固然比我们住的吃的都比较舒服，但是在大陆上的大学，情形就不同了。假使我们拿清华的环境来说，许多欧洲的著名的大学，还远不如我们，至少在图书的设备，以及宿舍的双方面。中国近几年来，教育自然是有进步，但物质设备方面的进步的速率，似乎比学术以及教材方面的较大。我们的现在学生，应当多在实际与学术的方面求进步，而少在物质享受的方面求与人家一致。
（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9版“学生生活”）
“学生生活”是《世界日报》的副刊，主要刊发有关北平的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校园生活的文章，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北平之外的大学如山东大学，作者大多是在校大学生。该刊保留不少民国大学校园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对研究民国大学校园文化有一定价值。
文章开始对讲演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清华大学外语文系教授叶公超，去岁休假去国，足迹所至，颇多观感，日前在清华讲演此题，兹以此种事实，颇可为吾国大学同学借镜之处，因之志出，以备他山之石。” 1934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执教满5年，依例到国外休假1年。依傅国涌《叶公超传》所记，1935年暑假结束时叶公超从欧洲回到北平。[7]查《朱自清日记》 1935年8月8日所记：“乔治归来。”[8]这里的“乔治”指的就是叶公超，“乔治·叶”是他的外国名字。这说明叶公超最迟于1935年8月8日已经回国。
一年的国外游历生活使叶公超感慨颇多，归国后他曾写作《留学与求学》一文，刊《独立评论》第166 号（1935年9月1日）。胡适《编辑后记》对此有所提及：“叶公超先生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去年曾作环球的旅行，足迹踏遍欧美非亚四洲。他回国后，感想颇多，我们请他写出一点，便是这篇《留学与求学》。以后他还有文章在‘独立’发表。”[9]文章外，叶公超就这次国外游历发表过演讲，现在所能见到的，就是题为“欧美大学学生生活印象记”这一篇。
讲演记录稿没有提及演讲日期，只是说“日前”。《世界日报》1935年10月19日“教育界”报道：“清华大学下星期一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纪念周会之讲演，现已聘定该校最近由欧休假归国之外国语文系教授叶崇智讲演，题目为《欧美大学学生的生活》。”叶崇智即叶公超，“公超”是他的字，名“崇智”，以字行。10月19日为星期六，那么下星期一为10月 21日。说明这次讲演的时间为 1935年10月21日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属于清华大学的纪念周讲演。这次讲演朱自清去听了。据《朱自清日记》 1935年10月21日所记：“公超演讲不佳。”[10]日记没有提叶公超演讲的题目与内容，但按照惯例，日记所记一般为当天发生之事，这就说明朱自清所记的叶公超的讲演就是10月21日星期一这次纪念周讲演。朱自清评价讲演“不佳”，至于如何不佳，则没提及。
叶公超讲演题目虽是“欧美大学学生生活印象”，但其讲演主旨则是比较欧美大学学生生活与中国大学学生生活的不同。叶公超把大学生的生活分为两种：一是受学校规程所支配的生活，如上课、预备功课、日常起卧等；一是不受学校规程支配的课外生活，如闲暇中的阅读、课外活动、师生的课外接触，及各种自愿的生活等。就“受学校规程所支配的生活”来说，他认为西方大学课时少而学生读书时间多，中国大学课时多而学生读书时间少。中国大学的学生每周上课太多，周课时达二三十小时，上课次数之多，除日本外，为欧美任何大学所不及。因而，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到大学是来上课的，外国的大学生是来读书的。中国大学学生课时多，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制度和课目设置皆全盘抄袭西洋，尤其抄袭美国，所以中国的大学在西洋大学所应有的课目之外还加上中国的必修课目，如国文、党义等。这说明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取得完全独立。叶公超认为大学教育本质在于教师指导学生读书，使学生养成发现、获取知识的技能，而非传授具体知识，“按原理说，上课的时间是只应当用于教员与学生彼此不能单独进行的工作”。这种“不能单独进行的工作”，指师生、生生之间的彼此交流互动，教师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启悟，对学生思想人格、认识水平、获取知识能力的提升。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皆可以在课堂之外解决。学生可以读懂的书，教师大可不必在课堂重讲。假使教师没有独到见解，他的职务就变为指导学生去读什么书。因此，大学教育的水平和效率不在课时之多少，而在学生读书之多少。
叶公超对大学课堂的看法，主张减少课时而增加学生读书时间，来自他对欧美大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考察，同时也来自他个人在西方大学读书的经验和体悟。在美国爱默斯大学求学时，叶公超师从著名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而他对学生的指导，其贯穿性理念，即指导学生如何读书，重在人格之培养与思想之启悟，而非课堂的外在形式。用叶公超的话说：“他这个人只讲究念书不念书，不讲究上课不上课。”[11]叶公超在教学方法和理念上深受其师影响，对上课的外在形式不怎么重视。“当年在南岳求学的学子艾山回忆，叶公超在教学方面注重熏陶法，上课与否，不太看重，他时时提醒学生要以希腊哲学家戴奥真尼斯之灯，不虚不假，外以照人，内以自照。”[12]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可能出自王治平、历国香《叶公超师九旬生辰抒怀》一文，文中所录叶公超教诲学生名言，就有此句：“‘Keep Diogenes lamp’戴奥真尼斯之灯，要不虚不假，外以照人，内以自照。”[13]“戴奥真尼斯”即古希腊著名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他白昼提灯的故事广为人知，后尼采也曾仿照第欧根尼在白天打着灯笼寻找上帝。叶公超所谓的“戴奥真尼斯之灯”，指的应该是理性、真理、思想认识、道德追求等，他时时提醒学生以“戴奥真尼斯之灯”照人与自照，说明他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更为看重对学生心智之启发，而非具体知识之传授。这与他在讲演中所传达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
叶公超讲演中在提到剑桥大学时，特意提及该校读文学的学生“每周平均不过上七八小时的课，此外再加上每周一二次与指导教授讨论的约会”。叶公超所说的“每周一二次与指导教授讨论的约会”，应该指“ Seminar”，即大学教师带领学生作专题讨论的研讨课、研讨会。这种研讨课的形式，突破了传统一言堂的授课方式，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发表看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启发学生心智。叶公超在西方留学多年，对这种研讨课的授课方式熟悉，也赞赏，并尝试着把这种方式引入中国的大学课堂。据《朱自清日记》 1932年12月27日所记：“今日江清生日，与石荪等同至公超家便饭……饭后谈美国大学中课堂讨论办法，以为最有趣味。”[14]这里的“课堂讨论”，即“ Seminar”。朱自清、丁石荪、浦江清、叶公超等人认为这种课堂讨论办法“最有趣味”，说明他们比较认同这种教学方法和课堂形式。叶公超讲演中认为“按原理说，上课的时间是只应当用于教员与学生彼此不能单独进行的工作”。而“Seminar”恰恰符合他所说的教学原理。
叶公超认为西方大学中师生接触机会多、中国大学师生接触机会少，这也是西方大学教育的优长。大学教育中，师生间接触很重要，通过接触，教师才能认识学生的个性，能够择其性之所近去指导他，同时学生亦可加深对老师的理解，不自觉间受到老师的熏陶。中国的大学，教师上课以外，简直视学生有如路人，这是中国大学学生生活的一大缺憾。其实，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很重视师生游处，重视修身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中国现代的大学教育制度是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在学习和模仿西方大学教育制度过程中，如何吸收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并兼收中国传统书院制度和儒家教育所长，除重视大学课堂教育，加强师生课外交流，重视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和思想教育，仍然是摆在当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谈起大学生活，一般人往往想到的是大学课堂，也更重视大学课堂。与一般看法不同，叶公超认为大学课堂等“受学校规定支配的生活”，东西方体制大致相似；反而是“不受学校规程支配之生活”，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他引用哈佛大学校长 Charles Sliot 的话：“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训练学生如何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大学四年的课外生活，决定学生一生的习惯。叶公超认为中外大学学生课外生活的不同，对其未来生活影响甚大，因此，值得特别重视，这也是他此次讲演所要讨论的“主眼”。总体来说，叶公超认为西方大学学生的课外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他们喜欢运动，喜欢与自然接触，假期常徒步旅行；中国大学学生则不喜课外活动和运动，显得少年老成。精神状态上，西方大学生生气蓬勃，兴高采烈；中国大学生则多萎靡不振，愁眉不展。叶公超认为中外大学生课外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同，不单是生活习惯之不同，而且是中外“民族性的内质”或“民族精神”的不同体现。这种喜静不喜动的民族精神，不利于中国大学生应对日益危急的民族形势。对此，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近几年来，我们国事日危，青年人往往只知道呐喊；要知对国家观念，不只血气用事，而且要有事实的认识，我们要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版图内的山河景物，人民，以及我们以往的光荣。”叶公超讲演的时间为1935年10月，这时日本对中国侵略日益加紧，叶公超对中、西方大学生课外生活习惯与精神状态的比较，是为了引导中国大学生进行自我反思，为当时的抗战救国服务。
叶公超认为中西大学生课外生活的另一点不同是对于政治的关切程度不同。西方大学生爱好广泛，对政治问题尤其关切，无论工科或是理科，对于国事皆喜欢讨论辩驳。中国的大学生，学理工的不屑研究政治，以为政治是龌龊的东西。一部分喜谈政治的，多数不是流于偏见就是抽象、空洞。叶公超服膺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观点，认为人离开政治则没法生存，西方大学生喜谈政治，正是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应具的态度。叶公超对西方大学生喜谈政治、善谈政治的表扬，对中国大学生不爱谈政治、不善谈政治的批评，同样是出自对中国现实的忧患意识，希望大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未来。
叶公超对大学生课外生活的看重，还源于他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认识。他虽强调读书为大学生职分之所在，大学教育之成效在大学生读书之多少，但同时又认为读书之外的生活训练，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样重要。杨联升在回忆老师叶公超时有如下记述：“有时谈到生活态度，叶师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先生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受了西人虽富贵（先生是一位公子）而有些事也必躬亲，未必是先儒所指的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训练，不过也可能是二者合一。”[15]这里的“扫地”与“读书”对举，可看作隐喻和借代，代指大学生读书之外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讲演中提及的西方大学生课外生活中诸如爱谈，善谈政治，爱好旅行，从对祖国山川的考察中培养出爱国情操，运动场上的竞技和拼搏，等等，皆在“扫地”所隐喻的范围之内。《朱自清日记》 1933年3月5日记录：“晚到公超处谈，公超谈美国大学对勤学之士及勤学、运动、交际兼长之士奖励制度甚佳。”[16]这则记录，再次说明叶公超更为看重大学生“勤学、运动、交际兼长”的综合素质培养。
叶公超此次讲演虽然题为《欧美大学学生生活印象记》，但讲演的主旨则为对中国大学教育与大学生生活的反思。在教书生活中，他时时提醒学生要以“戴奥真尼斯之灯”，不虚不假，外以照人，内以自照。此次讲演，他其实也是用西方大学教育这盏“戴奥真尼斯之灯”，来烛照中国大学教育，“内以自照”，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生生活，进行自我反思和警醒。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完全出于学理考虑，更多来自日本步步进逼的危急局势，对中国现实和前途的关切和忧虑。正是基于此，他使用了中西比较模式，以西方大学教育和大学生之优，衬托和映照中国大学教育和大学生精神和生活的问题。这样的二元比较，以及优劣判然的评断，也许失之简单化，但考虑其良苦用心，和中国大学教育亦步亦趋西方大学教育体制的现状，他的比较和所下的一些判断，具有一定合理性。
对于叶公超这次讲演，朱自清亲临现场听讲，但却给予“不佳”的评价。为什么评价不高?是出于双方教育理念不同，还是其他原因?这是进一步值得探讨的问题。
[1]“Combridze”当为“Cambridge”。
[2]当为“Charles William Eliot”，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1869—1909年为哈佛大学校长。
[3]现通常翻译为“鲁珀特·布鲁克”。
[4]“他”字衍。
[5]“是”字衍。
[6]“犹”当为“尤”。
[7]参见傅国涌《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8]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9]编者：《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66号。
[10]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11]叶公超：《文学·艺术·永不退休》，见《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12]傅国涌：《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13]王治平、历国香：《叶公超师九旬生辰抒怀》，见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5]杨联升：《追忆叶师公超》，见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6]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