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齐王司马攸去留及其斗争

（一）武帝与齐王司马攸的宿怨

西晋篡魏，历经三代人的努力方告成功，其间又有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传。司马师之传位于司马昭，在于其无子。尽管司马懿曾以司马昭之次子司马攸为司马师嗣，但在篡夺的紧要时刻，司马昭必须亲掌大权。司马氏为儒学世族，在行为上遵守孝友礼法规范，[13]司马昭意以司马攸为大宗之嗣，故其死前一度欲立司马攸为世子。《晋书》卷三《武帝纪》：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逝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帝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晋书》卷三八《文六王·齐王攸传》亦详载此事：

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无子，命攸为嗣。……及景帝崩，攸年十岁，哀动左右，大见称叹。……初，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扶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

由上载可见，司马攸为司马师嗣，这是司马懿确定的，如果司马师不早逝，司马攸得大位当属自然。司马昭“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故“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另外，司马攸有干能，“才望出武帝之右”，这也是他得到其祖、父赏识的重要因素。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四“昭构炎攸嫌隙”条中依据上述材料指出：“愚谓（司马）昭本以爱（司马）攸之故，欲废长立少耳，岂为攸嗣（司马）师之后，奉其兄烝尝计邪?”其所谓“此景帝之天下”云云，“将欲谁欺?不思炎、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实构之”。王鸣盛以为司马昭出于对司马攸的喜爱而有意传位于他，至于家族礼法，只是托词而已，其结果则造成了司马炎与司马攸之间的恩怨和悲剧。

针对司马攸的夺嫡之势，司马炎也进行了活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当司马昭与朝臣商量立嗣问题时，其亲信多拥戴司马炎。《晋书·贾充传》载：

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赞大业，方传位于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

又，《晋书·裴秀传》载：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相也。”由是世子遂定。[14]

又，《晋书·山涛传》载：

咸熙初，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典统别营。时（文）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

又，《晋书·外戚·羊琇传》载：

初，（武）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为匡救。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有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

由于以上诸位的大力支持，司马炎终于得继大统。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何曾、贾充、裴秀、山涛、羊琇等人皆支持司马炎，反对立司马攸。他们的理由是反对“废长立少”，这是站在以司马昭为嫡宗的立场上说话的。司马昭虽有遵从宣帝以景帝为嫡的想法，但其晚年却不能不越来越多地考虑皇室大宗的特殊地位。他与诸心腹商量此事，带有观察朝臣心态的意思。另外，司马炎为争夺世子位进行了紧张的活动，由羊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的记载看，司马炎与诸人多有谋划，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对此，司马昭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否则，将来的政局很难稳定。正是因为如此，当司马炎问将来之事时，司马昭应曰“知汝者贾公闾也”。诸人后来皆位至公辅，这是司马炎对他们的报答。

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争世子位，虽然没有发生像曹丕、曹植那样兄弟相残的悲剧，但潜在的较量还是颇为激烈，而且司马炎、司马攸二人心存芥蒂，难以平复。对此，司马昭甚为担心，其死前一再设法调解。《晋书·齐王攸传》载：

及（文）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王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武）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恒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15]

由司马昭夫妇“虑攸不安”，恐司马炎“必不能相容”，故“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王故事而泣”，以此作为鉴戒。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人当年暗中争嗣之激烈。吕思勉先生就此指出：“观文帝及文明太后临终之言，知武帝与齐王不和已久”,[16]可谓洞悉其根本。正是这种矛盾，在司马炎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后继承人的选定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二）咸宁年间围绕齐王司马攸继嗣地位的斗争

据前述，齐王司马攸具有特殊的地位。晋武帝当政后，鉴于父母的告诫，不得不重用司马攸，以示其孝友之德行。《晋书·齐王攸传》称“武帝践阼，封齐王。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扶宁内外，莫不景附焉。”但是，随着惠帝愚鲁问题的暴露，一些朝臣想以齐王为嗣。早在咸宁二年（276），晋武帝曾患重病，内外恐慌，有人想以齐王司马攸主政。《晋书·贾充传》载：“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晋书·齐王攸传》:“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可见朝臣中呼吁以司马攸继大统者人数甚多。至于具体有哪些人“属意于攸”，史无明书。当时正值和峤、庾纯、卫瓘等人提议改易太子，其动机正是想以司马攸为嗣。司马攸有干才，对蒙蔽武帝的佞幸之臣荀勖、冯紞等“素疾之”，这与非主流派有共同的政治立场。荀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于是向武帝进谗言：“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武帝问何故，荀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又说：“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也。”[17]荀勖诸人为了保位，提议将齐王司马攸外放。《晋书》卷三九《冯紞传》载：

帝病笃得愈，紞与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乃使紞言于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远藩，以安社稷。”

同时，外戚杨珧也建议将齐王司马攸归国，《晋书》卷四一《杨骏传》载：

（杨）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攸。

《晋书·职官志》载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于是“共陈时宜于武帝”，建议将诸王外放。外戚杨氏与荀勖结党，“构出齐王攸”，其目的在于保住惠帝之太子位。经过两党在咸宁年间的明争暗斗，武帝最终确立了惠帝的太子位，这也意味着齐王司马攸再次失去了承嗣大统的机会。

（三）太康年间围绕齐王司马攸辅政地位的斗争

太康初（280），南北混一。此后武帝耽于声色，体质更衰，太康三年，武帝一度病危。此时太子位虽定，但辅政人选尚有争夺。非主流派朝臣仍寄希望于齐王司马攸，张华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张华助武帝灭吴，功勋卓著，是太康年间非主流派代表人物，因此受到贾充、荀勖等人的排挤，《晋书》卷三六《张华传》载其事云：

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显然是从忠心于晋室的角度直抒其意，代表了大多数正直朝臣的意愿，但这既不符合武帝的本意，又为政敌利用，加以攻击。精神衰竭的晋武帝对齐王司马攸问题异常敏感，先后将亲近齐王的和峤、庾纯、张华等或免职、或外放，并于太康三年底采纳荀勖、冯紞、杨珧等人的建议，下诏令齐王归国。

此诏一出，立即引起了朝廷内外的轩然大波。尚书仆射王浑首先上书挽留齐王，希望以之参与辅政。《晋书》卷四二《王浑传》载“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藩”，王浑上书谏争，详叙儒家亲亲之义及失和之弊，认为“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最后恳求：“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政。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王浑以为以齐王司马攸参与辅政，是延续晋祚、维持平衡的尽善之计，否则必成“相倾之势”。

王浑子王济也如此，他是晋武帝女婿，《晋书·王浑传附王济传》载：“齐王攸当之藩，济既陈请，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以忤旨，左迁国子祭酒，常侍如故。”王济对此事一直心存不满，“帝尝谓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爵之，何如?’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济，切嚷之，既而曰：‘知愧不?’济答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王济在事后依然以司马攸事讽刺晋武帝。

在晋室外戚人物中甄悳也反对齐王攸之藩。据《三国志》卷五《魏志·后妃·文昭甄皇后传》注引《晋诸公赞》，甄悳先后娶司马师、司马昭女，其“为人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贵当世。悳暮年官更转为宗正，迁侍中。太康中，大司马齐王攸当之藩，悳与左卫将军王济共谏请，时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悳，由此出悳为大鸿胪，加侍中、光禄大夫，寻疾薨，赠中军大将军，开府侍中如故，谥恭公，子系嗣”。[18]

晋廷宗室人物也有反对齐王攸出藩者，如扶风王司马骏，《晋书》卷三八本传载骏为宣帝之子，有“宗室之中最为俊望”之称，“及齐王攸出镇，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司马骏的这一态度应当体现了司马氏宗室的普遍看法。其他如光禄大夫李憙、中护军羊琇等人亦上书挽留齐王司马攸。

李憙，《晋书》卷四一本传载其乃晋朝元老，历任太子太傅、尚书仆射等职，“及齐王攸出镇，憙上疏谏争，辞甚恳切。”晋惠帝为太子时，李熹曾为太子太傅，“在位累年，训道尽规”，他对太子的情况应该很清楚，他反对外任齐王司马攸，自然是有深意。

郑默，《晋书》卷四四《郑袤传附郑默传》载：“及齐王攸当之国，下礼官议崇锡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并立异议，默容过其事，坐免。”郑默官至散骑常侍、太常，崇尚儒术，为当时名臣。

刘毅，《世说新语·品藻篇》“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攸之与立惠帝”条下注引《晋阳秋》载齐王司马攸因遭荀勖诸人进谗，为武帝所出藩，“刘毅闻之，故终身称疾焉”。刘毅是武帝时期最著名的谏争之臣，他对司马攸被排挤，反应如此强烈，可见其态度。其子刘暾也如此，《晋书》卷四五《刘毅传附刘暾传》载其“正直有父风。太康初为博士，会议齐王攸之国，加崇典礼，暾与诸博士坐议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会赦得出，免官。初，暾父毅疾冯紞奸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无患。'”

向雄，《晋书》卷四八本传载其为武帝所重，历任御史中丞、侍中、河南尹等，“齐王攸将归藩，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帝不纳。雄固谏忤旨，起而径出，遂以愤卒。”

羊琇，据《晋书》卷九三《外戚·羊琇传》，他早年对晋武帝得嗣有功，然对武帝逐齐王归藩甚为不满：“及齐王攸出镇也，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还第，卒。”

以上诸人或为武帝至亲、或为晋廷元老，皆忠于晋朝。他们对武帝外放齐王深表忧虑，以为齐王去留关乎晋室安危，甚至多人因此愤恨而死。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打动武帝。毫无疑问，此时晋武帝已丧失理智，陷入了个人恩怨的泥淖而无法自拔。

与此同时，武帝责令太常议齐王礼仪规格，又引发了朝臣的集体请愿。《晋书》卷五〇《庾纯传附庾旉传》载庾旉官至太常博士，“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旉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认为“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庾旉父纯乃非主流派的代表，庾旉“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事下有司”。这些博士请愿，虽不排除有党争的背景，但其中大多数博士是出于对晋朝的忠诚。如太常卿郑默为晋元勋郑袤之后，刘暾，乃刘毅之子，事前已述。秦秀，“以忠直知名”,“性忌谗佞，疾之如仇”,[19]轻鄙贾充，“后与刘暾等同议齐王攸事，忤旨，除名”。这些博士虽与和峤、庾纯等人在政见上有相合处，但并未卷入党争，可视之为“清议派”，其中尤以博士祭酒曹志最为典型，《晋书》卷五〇《曹志传》载其为魏陈思王曹植庶子，“齐王攸将之国，下太常议崇锡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齐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20]因而上书反对。确实，这些博士将齐王攸之去留与晋朝之盛衰相联系，认为齐王是唯一可以扭转晋廷衰势的人。晋武帝恼羞成怒，免除太常郑默、曹志官，其余尽付廷尉，甚至有人建议处以弃市。由此可见晋武帝已失去了应有的政治理智，出于狭隘的血亲意识，为佞臣荀勖、冯紞等所左右，而对反对派和清议派严加制裁，完全打破了政治的平衡，为其身后政局的动荡埋下了祸根。[21]

面对晋武帝的猜忌和荀勖、冯紞诸人的构陷，齐王司马攸悲愤成疾。他请求留京为父母守墓，想以此激发出武帝心中的手足亲情，然武帝根本不为所动，不仅催促他离京出藩，而且寻机加以迫害。《晋书·齐王攸传》载：

帝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帝哭之恸，冯紞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

可见对齐王攸之死，冯紞之徒额手称庆，晋武帝之所谓“哭之恸”，不过做做样子而已。实际上，齐王攸之死颇为可疑。其疑点之一在于他死于太康四年三月，颇为突然。疑点之二是其子司马冏曾直接向司马炎“诉父病为医所诬”,《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

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医诊候，皆言无病。及攸薨，帝往临丧，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由是见称，遂得为嗣。

司马冏为父诉怨，直言“父病为医所诬”，可能掌握了御医诊治的蛛丝马迹，武帝做贼心虚，故“诏即诛医”，以掩人耳目。因此，齐王攸被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世说新语·品藻篇》记载了东晋人对齐王攸事件的看法云：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兄祀，有何不可?”

刘孝标在此条下有注云：“武帝兆祸乱，覆神州，在斯而已。舆隶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俊乎！此言非也。”这表明齐王攸去留存亡影响甚大，直到东晋依然成为朝野人士讨论的热点问题，实际上将其与西晋国运联系起来思考。桓温是一个重视实务的人，他的看法显然是为齐王攸鸣不平，而与多数随波逐流之士的看法不同。确实，晋武帝将西晋国祚交给其子惠帝或其弟齐王攸，这不仅仅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继承权交替的方式问题，而是关乎国家与民族兴亡之大事，桓温的看法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的。[22]当然，诸人的看法对错，这里不作评论，但引此以见这一事件之深刻影响。对齐王司马攸之出藩及其冤死，史家多以为关乎晋朝之衰亡，《晋书》卷三八“史臣曰”有论云：

齐王以两献之亲，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万方属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见疵，（冯）紞、（荀）勖陈蔓草之邪谋，武皇深翼子之滞爱，遂乃褫龙章于衮职，徙侯服于下藩，未及戒途，终于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缀衣之命，膺负图之托，光辅嗣君，允釐邦政，求诸冥兆，或废兴之有期，徵之人事，庶胜残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攸实有之；“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荀、冯之谓也。

《晋书》卷五〇“史臣曰”也论此云：

齐献王以明德茂亲，经邦论道，允厘庶绩，式叙彝伦。武帝纳奸谄之邪谋，怀绍终之远虑，遂乃君兹青土，作牧东藩。远迩惊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义，方轨儒门，蹇蹇匪躬，慺慺体国。故能抗言凤阙，忤犯龙鳞，身虽暂屈，道亦弘矣！

这都在赞誉司马攸的德行与才能，对诸位士人为其相争给予肯定，并对司马攸被迫出藩表示极大的同情。

齐王司马攸的一生是一出悲剧。他与晋武帝有“如此之亲”，且有“如此之才”，只因无端卷入所谓夺嫡斗争而不得重用，并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实在令人扼腕振叹。武帝太康年间，危机四伏，即便齐王司马攸不死，也未必能扭转乾坤，但他有才能、有德望，是当时晋廷中唯一拥有凝聚力、富于建设性的人物。若晋武帝以之辅政，当能减缓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起到延续晋祚的作用。这正是朝野上下清议之士拥戴他的原因所在。晋武帝逼其外任，并终将其害死，实在是自毁长城。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议论，其中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一“晋武帝”之十五条所论颇为中肯：“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故举朝争之，争晋存亡之介也。虽然，盈廷而争者，未得所以存晋之道也。”确实，齐王司马攸之死，标志着晋廷的清流派势力遭到了覆灭性的重创，此后主政的无论是外戚杨氏、贾氏，还是其他宗王势力，都是缺乏政治理性的破坏力量，他们的嚣张，只能加速西晋的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确为切中要害的深刻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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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参《吕思勉读史札记》“晋武帝不废太子”条的有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59页。

[2]《晋书》卷四一《李憙传》。

[3]关于晋惠帝的智力问题，历来多以白痴视之。但也有少数学者有异议。《通鉴》卷八五“惠帝永兴元年七月”条载惠帝征成都王颖，其侍中嵇绍忠于惠帝而被杀，“血溅帝衣”，左右欲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胡三省据此注曰：“孰谓帝为憨愚哉！”吕思勉先生也据之以为此“绝不类痴騃人语”，甚至以为“史之所传，绝不足信也”（氏著《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他们以惠帝在某一事上的表现来否定其“蒙蔽”，这显然言过其实。不过，这一怀疑促使人们探究惠帝弱智的程度。曹文柱先生在《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一文的末尾“附带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白痴’称号，作一个小小的翻案文章”，他以为惠帝固然智商不高，但识字、读书、对某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都证明他非白痴”，并推测惠帝的智商大致与蜀汉后主相类，“只是运气不及刘禅”（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刘驰先生更进一步，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分析有关历史材料，以为“从医学的角度看，惠帝显然不是白痴，也不是痴愚，而只能归入愚鲁一类”（《晋惠帝白痴辨》，收入《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所谓“愚鲁”，在弱智病中是较轻的，处于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的临界点上。但无论如何，惠帝是心智发育不健全的低能儿。另外，有一点应指出，司马炎一支的遗传似有问题。其26子，据《晋书》卷六四等处所载，除去未长大成人难以明断者，多不聪慧，惠帝同母弟秦王柬，晋武帝“于诸子中尤见宠爱”，然其“性仁讷，无机辩之誉”（《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传》）。吴王晏，“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又少有风疾，视瞻不端，后转增剧，不堪朝觐。”（同上）即便是比较有作为的成都王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晋书》卷五九本传）。《晋书》卷三八《文六王·齐王攸传》称武帝“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云云。所谓“诸子并弱”，恐不是指年龄弱小，而主要指智力卑弱。由此可见，晋武帝诸子智力普遍偏低。

[4]关于西晋的党争，曹文柱先生《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一文对党争的过程、原因、影响等有较深入的考析。从中可见所涉人物甚多，但不同时期其人物是有更新的，其详情请参看曹文，此不赘。其中羊祜的情况比较复杂，他长期领兵在外，曾有密疏劝武帝不必将贾充外放关中，故有人以为他是贾党，其实这是他的权谋，其政治态度与贾党不同。

[5]《晋书》卷四〇《贾充传》。

[6]《晋书》卷四五《任恺传》。

[7]这里载贾充妻郭槐“使赂后，求以女为太子妃”。郭氏此举，有个人企图。贾充前妻为李丰女，因李丰之狱而离婚并流放，后因赦回洛阳，郭氏妒之，禁止贾充与之往来。李氏女为贾充长女，嫁齐王司马攸。郭氏则想以己女嫁太子，以示宠重。可见在晋惠帝与贾妃的婚姻中，杨后、郭槐、贾充及其党羽各有图谋，正是他们的合力，促成了这桩婚姻。

[8]《晋书》卷三一《后妃·惠贾皇后传》载贾妃“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武）帝闻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将废之。……荀勖深救之，故不得废”。《晋书》卷三九《冯紞传》载：“及妃将废，紞、勖乾没救请，故得不废。”

[9]《晋书》卷四四《李胤传》载：“咸宁初，皇太子出居东宫。”

[10]《晋书》卷三一《后妃·惠贾皇后传》:“（武）帝常疑太子不慧。”《晋书》卷三九《荀勖传》:“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

[11]《晋书》卷四五《和峤传》、卷三九《荀勖传》。

[12]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对此指出：“皇太子与司马攸争位一事也明显地反映出在本应视为公权之要的下任皇帝选定上，司马炎存有私心。”见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13]《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儒术”。《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载司马懿父司马防，“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数十万言。……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晋书》卷二〇《礼志中》载司马炎之言：“本诸生家，传礼来久。”由此可见河内司马氏之文化特性。关于司马氏之阶级出身与文化特征，请详参《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的有关论述。

[14]《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载：“文帝未立世子，有意于齐献王攸。武帝时为中抚军，惧不立，以相貌示裴秀，秀言于文帝曰：‘中抚军振发籍地，垂手过膝，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得立。”

[15]《金楼子》卷三《说蕃篇》载司马攸自少便有才学，勤学不倦，并有治国安民之能，“国之文武，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亡医药皆有差。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赈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文明皇太后临崩，谓武帝曰：‘桃符性急，汝宜宏之。'”

[16]《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7]《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在两党有关齐王司马攸争嗣的较量中，主流派党魁贾充的态度较为隐晦。其原因在于齐王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皆为其女婿，不便明确表态。又，《晋书·贾充传》载武帝病笃，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以德。”武帝闻之，徙夏侯和官，并“夺充兵权”，以示警告。因此，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贾充也不敢多说。那么，贾充在此事中态度究竟如何呢?从其与贾妃暗通消息的情况看，他是倾向支持太子的。其死党力谗齐王，背后得到了贾充的支持。

[18]甄悳，本姓郭，《三国志》卷五《魏志·后妃·明元郭皇后传》载为魏明帝郭后叔父郭立之子，出养魏文帝甄氏，魏末“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于太后而后施行。”故司马氏对郭后诸侄尤为重视，结为姻亲。《三国志》卷五《魏志·后妃·文昭甄皇后传》注引《晋诸公赞》载：“司马景王辅政，以女妻甄。妻早亡，文王复以女继室，即京兆长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氏，是以频繁为婚。”

[19]《晋书》卷五〇《秦秀传》。

[20]关于曹志的这一言论，《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注引《曹志别传》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可参看。

[21]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在前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指出，有关立嗣之争这一“震撼朝廷的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自此以后不再有朝臣向皇帝秉言直谏，西晋王朝原来开明的舆论环境不可避免地变得闭塞了”（第48页）。

[22]参见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余义》“晋武帝不以最高统治权交给弟齐王攸而是交给太子惠帝”条，氏著《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31页。桓温有如此看法，与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及其观念不无关系。田余庆先生论述东晋门阀政治的特征曾指出：“东晋门阀，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它门户取而代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政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家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东晋皇位兄终弟及较多，与此亦有若干相通之处。”（《东晋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266页）。桓温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择嗣观念自然体现着其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