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五礼制度研究综述

“圣人惧其邪放，于是作乐以和其性，制礼以检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蒐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是知礼者，品汇之璿衡，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造物已还，不可须臾离也。”[1]中古礼制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变迁发展，五礼系统逐渐定型[2]，因此，隋唐时代就成为五礼体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同时也为后世的礼制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关唐代礼制的研究成果与讨论，学界已有人进行总结论述[3]，颇具研究意义与价值，而且从相关论著中可以看到，关于唐代五礼制度的研究成果分布极不均匀，多侧重于吉礼、凶礼，军礼研究成果严重不足（杨英之文有相同见解），故而先分述唐代四礼制度研究成果如下，然后再重点讨论唐代军礼的研究情况。

（一）唐代吉礼研究成果综述

唐代吉礼的内容主要包括祀圆丘、享明堂、祀五方帝、蜡百神、朝日、夕月、祀风师、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祭方丘、神州社稷、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禘祫太庙、拜陵、享先农、先蚕、耕藉、亲桑、享先代帝王、荐薪太庙、祭中霤、司寒、兴庆宫五龙坛、太学释奠、巡狩、封禅、时旱祈雨、久雨禜国门、州县祭社稷、州县学释奠、学生束脩、祭祀家庙等礼仪，由上可知，唐代的吉礼就是祭祀从中央到州县各个层面、囊括各个方面的神祇，实施主体包括皇帝、皇后、太子、摄事官员、州县长官、学生，还有众多官员负责具体礼仪程序或者陪同。在一百五十卷《大唐开元礼》（其中序例三卷）中，有吉礼七十五卷，约占全书的51 %。主要与唐王朝的祭祀活动有关，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研究成果也最多，可分为九类，主要有：

1.关于唐代郊祀礼研究的有盖金伟的《唐代郊祀制度初论》[4]《论郊祀与唐代儒学宗教化倾向的加深》[5]《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6]等一系列论文，从唐代郊祀的制度、文化倾向及其社会生活方面展开了讨论；杨晓霭的《试论唐、宋郊祀声诗所呈现的时代特质》[7]主要研究了唐宋时期的郊祀声诗及其特点；张树国的《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8]主要研究了由汉至唐郊祀制度的沿革及其歌辞；冯茜的《〈开元礼〉 与郑王之争在礼制层面的消亡——以郊祀为中心讨论》[9]认为唐代郊祀礼制的变动与郑王学说的争论随着《开元礼》的确定而消亡；甘怀真的《中国中古郊祀礼的源流与特质》[10]论证了中国古代郊祀礼的源流与特质；冯茜的《中晚唐郊庙礼制新变中的儒学色彩——礼制意义上的“太祖”在唐代郊庙中的出现及其地位的凸显》[11]认为中晚唐郊庙礼制中“太祖”地位的凸显反映了礼制中的儒学色彩得到彰显；田有前的《唐长安城方丘位置考》[12]主要推测了唐代祭地的方丘位置；吴丽娱的《从郊礼“奠玉帛”的文字看〈开元礼〉 的制作—— 〈大唐开元礼札记之二〉》[13]从郊祀礼仪中“奠玉帛”的文字繁简写法和方式探讨出《大唐开元礼》对《贞观礼》《显庆礼》二礼礼仪的吸收和折中。

2.关于唐代明堂礼研究的有张一兵的《明堂制度研究》[14]，主要研究了明堂制度的渊源、型制、发展、意义、礼仪等内容，对唐代的明堂礼仪有所涉及；李文才的《明堂创制的构想与唐高宗的政治心态》[15]认为唐高宗推动明堂创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试图实现超越唐太宗功业的政治心态；吕博的《唐初明堂设计理念的变化》[16]主要研究了唐初明堂设计理念的变化及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意义。

3.关于唐代岳镇海渎祭祀礼仪的研究有贾二强的《论唐代的华山信仰》[17]，其主要利用笔记小说研究了唐代民间的华山信仰；雷闻的《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18]主要讨论了唐代五岳的祭祀问题；张目的《古代国家镇山祭祀格局初探》[19]对于中国古代的镇山祭祀格局进行了研究，并涉及唐代的镇山祭祀系统；鲁玉洁的《唐代祭海相关问题研究》[20]10认为唐代的祭海活动空前发展，祭海礼仪也不断完善；荣毅伟的《浅析唐代岳镇海渎祭祀礼仪的变化》[21]认为唐代岳镇海渎祭祀礼仪由唐初御署祝版变为只署不拜，再发展为皇帝遣使进行，表明了唐代皇权的加强。

4.关于唐代宗庙礼仪的研究有日本户崎哲彦的《唐代太庙制度之变迁》[22]，其解决了太庙中开国皇帝的祖先地位问题；台湾甘怀真的《唐代家庙礼制研究》[23]则以唐代家庙为中心，论证了隋唐国家如何利用儒家礼制来调和私家与皇权统治，对于唐代宗庙礼仪也有所涉及；香港章群的《宗庙与家庙·宗庙篇》[24]对唐代太庙祭祀的各种类型进行了介绍；郭善兵的《汉唐皇帝宗庙制度研究》[25]《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26]都涉及了唐代的宗庙制度；台湾高明士的《礼法意义下的宗庙——以中古中国为主》[27]从礼与法的角度探讨了魏晋至隋唐宗庙存在的历史意义，其中对庙数、祭礼等问题论述颇详；朱溢的《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祭祀中私家因素的成长》[28]主要讨论了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祭祀中私家因素的成长；张华的《唐代太庙禘祫祭祀相关问题研究》[29]研究阐述了唐代太庙禘祫制度的渊源、祭祀的神主位次、祭祀的时间、太庙配享功臣、祭祀的程序及仪节等问题；王鹤鸣的《唐代家庙研究》[30]10认为唐代家庙对宋代家祠、明清祠堂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中国的祠堂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顾玲的《唐代皇室宗庙研究》[31]，主要研究了唐代皇室宗庙的建置、祭祀制度、管理制度和社会功能；吴丽娱的《也谈唐代郊庙祭祀中的“始祖”问题》[32]认为唐代太庙与始祖庙的建立证明了唐代在郊庙实践和儒学理念上的变革与完善，及皇权在国家祭祀中的凸显。

5.关于唐代封禅礼仪的研究有刘影的《论唐代封禅的变革》[33]，他认为唐代的封禅活动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时代变革的反映；介永强的《唐代帝王的封禅》[34]描述了唐代的三次封禅活动；方百寿的《唐代封禅活动特点述评》[35]对唐代封禅的仪注、实践和规模进行了讨论；张敏的《唐代封禅研究》[36]结合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三朝的封禅活动，论证了唐代封禅的特点、功能和影响；汪海的《汉唐封禅比较研究》[37]对汉唐时期的封禅活动进行了比较研究；周善策的《封禅礼与唐代前半期吉礼的变革》[38]通过封禅礼仪的改变来阐述唐代前半期吉礼的变革；赵东的《唐代封禅考略》[39]对唐代封禅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6.关于唐代耕藉、亲桑礼仪的研究有日本学者新城理惠的《先蚕仪礼与唐代的皇后》[40]10《绢与皇后——中国的国家仪礼和养蚕》[41]1，都是较早研究唐代皇后与先蚕礼的论文；郝二旭的《唐五代敦煌农业祭祀礼仪浅论》[42]12在研究唐五代敦煌农业祭祀礼仪时，提到了籍田礼；范芷萌的《唐代先蚕礼探析》[43]讨论了唐代先蚕礼的施行及与后庭政治的关系；王田田的《唐及唐以前籍田奏议辑证》[44]主要考查唐及唐以前臣子所上籍田奏议，讨论籍田礼是否实施及其实施背景和效果。

7.关于唐代社稷祭祀礼仪的研究有余和祥的《略论中国的社稷祭祀礼仪》[45]，其中略微论及了中国社稷祭祀礼仪的产生及其发展，并对唐代社稷祭祀礼有所涉及；吕灵巧的《唐代春秋两社的礼俗活动》[46]运用文献法，以唐代春秋两社为考察对象，论述了唐代春秋两社礼俗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共同的文化时间特征；王美华的《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47]认为，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祭祀之间的纠葛是唐宋政府对地方社会加强管控的体现；褚叶儿的《社稷祭祀及其礼义研究》[48]主要研究社稷祭祀问题上郑王学说的差异及其礼仪。

8.关于唐代时旱祈雨礼仪的研究有张一平的《唐王室雩雨考述》[49]，其认为唐代的雩礼更加完善，充满了迷信和愚昧，另外也是唐王室与百姓矛盾冲突的缓冲剂；赵玉平的《唐代敦煌地区“雩礼”考述》[50]主要结合敦煌文书对唐代敦煌地区的雩礼进行了研究；孙军辉的《唐代社会祈雨活动探析》[51]描述了唐代祈雨活动的规模、参加阶层及其社会经济背景和影响；杜斗城、李艳的《唐代佛教与祈雨》[52]认为在唐代佛教仪式开始进入国家祈雨活动中，并逐渐制度化；王梦的《唐代官方祈雨制度研究》[53]研究了唐代祈雨制度的产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9.关于唐代释奠礼仪的研究有高明士的《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54]，主要研究了唐代的教育与学礼；盖金伟、孙钰华的《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55]认为唐代释奠礼的定型与推崇是唐代文化权威构建的重要部分；盖金伟的《论“释奠礼”与唐代学校教育》[56]通过对唐代释奠礼的考察，认为唐代地方官学教育实际并不发达，私学反而占有重要地位；朱溢的《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57]认为，唐代孔庙释奠礼仪的功能和归属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家学术传统成为孔庙释奠礼仪的重心；白雪松的《浅谈 〈大唐开元礼〉 中的释奠礼》[58]主要结合《大唐开元礼》对唐代释奠礼的发展与变化进行了研究；朱溢的《论唐宋时期的武庙释奠礼仪》[59]中涉及了唐代的武庙释奠礼仪。

其他综合性代表论著如日本学者金子修一的《论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60],《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研究》[61]10主要研究了唐代的郊庙祭祀体系，并指出其发展脉络，主要成果集中于《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62]《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研究》[63]二书，现都已翻译出版，见《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64]《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65]美国学者Howard J. Wechsler（魏侯玮）的《玉帛之奠：唐王朝正统化过程中的仪礼和象征》[66]，探讨唐代前三朝皇帝如何运用礼制祭祀和历法、童谣之类的象征事物，来体现李唐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朱溢曾撰文评价过此书，褒贬中肯，也很有参考价值。[67]国内主要有雷闻于2009年出版的专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68]，该书全面研究了隋唐制度、宗教、社会与国家祭祀之间的关系和地方祭祀的实践活动，视角新颖，论证翔实，尤其是将礼制研究由中央扩展至地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留意[69]；朱溢的《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70]研究了唐宋时期的三祀制度，指出这一时期祭祀的等级性逐步落实到斋戒、祭品和祭祀人员等环节上，更多的吉礼仪式有了祭祀等级。后收入其专著《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71]10

（二）唐代凶礼研究成果综述

唐代凶礼的主要内容包括凶年振抚、劳问疾苦、丧礼五服制度和仪程，共二十卷，约占13.6 %。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丧礼服制与法律制度方面，如齐东方的《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72]，结合唐代的丧葬观念和礼仪制度，分析了唐代墓葬的发展变迁；赵澜的《唐代丧服制度研究》[73]对唐代的丧服制度进行了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系统研究；吴丽娱的《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74]研究了唐代的皇帝丧葬、负责使职山陵诸使的设立及其角色、职能；吴丽娱的《关于唐 〈丧葬令〉 复原的再检讨》[75]在复原《天圣令》中《丧葬令》的同时探讨了唐宋时期的丧葬制度；吴丽娱的《对 〈贞观礼〉 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 〈国恤〉 为中心》[76]以《贞观礼》中的凶礼和《国恤》为例，研究认为唐代贞观之际的礼仪借鉴和吸收了南北两方的礼制成果；日本学者江川式部的《唐代の上墓仪礼——墓祭习俗の礼典编入とその意义について》[77]主要研究唐代的上墓礼仪；吴丽娱的《临终关怀与告别之仪——唐朝皇帝对官员病重及丧亡的凶礼慰问》[78]考察了唐代皇帝对于病重官员的临终关怀与慰问；吴丽娱的著作《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79]是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古时期丧葬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对前述成果进行了收录补充；邓玮光的《唐人丧葬用车小考——兼论唐代“凶礼”中的“吉仪”、“凶仪”》[80]对唐代丧礼中的丧葬用车进行了考证；武莹莹的《唐代公主丧葬礼俗研究》[81]，主要研究了唐代公主的丧葬礼俗；郭潇博的《唐宋五服制度变革研究》[82]主要探究了唐宋时期五服制度变革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指出是唐宋时期家庭制度的变化导致了五服制度的变革；张剑光的《礼缘人情：唐代民间的丧祭礼仪——以宋代笔记为核心的考察》[83]主要利用宋代笔记小说来研究唐代民间的丧葬礼仪；崔世平的《中古丧葬艺术、礼俗与历史研究》[84]对唐代的丧葬礼俗有所研究；吴凌杰的《国恤：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5]对于唐代帝王丧葬礼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三）唐代宾礼研究成果综述

唐代宾礼的主要内容有蕃国王来朝以束帛迎劳、遣使戒蕃王见日、蕃王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燕蕃国王、皇帝燕蕃国使，共二卷，约占《大唐开元礼》的1.4%，主要是唐王朝与各蕃国外交礼仪，受史料记载缺失的影响，唐代宾礼研究成果主要有何春明的《唐朝四方馆研究——兼论其在处理中外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86]，其认为唐代的四方馆是一个兼具礼仪功能的涉外机构；杨阳的《唐代宾礼研究》[87]分析了唐代宾礼制定的原因并概括了唐代宾礼的内容和特征，阐明了唐代宾礼的功效和意义；李丽艳的《唐代宾礼研究——以〈大唐开元礼〉 为研究视角》[88]，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主要讨论了唐代宾礼的仪制、实际遵循状况与特点，并且补充了未被记录的宾礼礼仪；王贞平的《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89]分六章，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唐代宾礼的渊源、意识形态基础，描述其主要礼节，探讨礼仪动作背后的政治寓意，并特别将唐代宾礼的“虚名化”置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多元化”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解读，进一步解释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颇有新意。关于此书，另有书评两篇，见屈蓉蓉的《王贞平 〈唐代宾礼研究〉》[90]、李鸿宾的《礼典规约下多重视角的互动——王贞平教授 〈唐代宾礼研究〉书后》[91]可供参考。

（四）唐代嘉礼研究成果综述

唐代嘉礼的主要内容有皇帝加元服、纳后、元正冬至受朝贺，皇帝于明堂读时令，皇帝养老于太学，册命皇后、皇太子、诸王大臣、内命妇，皇太子加元服、纳妃、元正冬至受群臣、宫臣贺，亲王、品子冠、婚，朝集使礼见，京兆河南牧、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县令初上，乡饮酒、正齿位，宣赦书、群臣诣阙上表、奉参起居，皇帝遣使宣抚诸州、蕃，诸州上表等礼，共四十卷，约占《大唐开元礼》的27.2 %。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在朝贺、册命、婚、朝集使、乡饮酒等礼仪内容上，如有关唐代朝贺礼的研究有日本学者新城理惠的《唐代的国家礼仪与皇太后》[92]，主要研究了唐宪宗至文宗时期皇太后受朝贺的现象，并与这一阶段的皇位继承联系起来；吴丽娱的《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 的则天旧仪》[93]研究了《大唐开元礼》中的朝贺皇后礼仪；金子修一的《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94]《唐代后半期的朝贺之礼》[95]这两篇文章综合探讨了唐代长安举行朝贺之礼的方式及意义；杜文玉的《唐大明宫含元殿与外朝朝会制度》[96]也涉及了唐朝的朝贺礼仪。

有关唐代婚礼的研究有赵守俨的《唐代婚姻礼俗考略》[97]，该书对唐代的婚姻礼俗进行了简略考证；杨希义、谢翠维的《唐代婚姻礼俗述略》[98]结合唐律和文献资料，对唐代的婚龄、嫁娶、离异及婚姻习俗进行了考察；江林的《〈太平广记〉 中所见唐代婚礼、婚俗略考》[99]主要利用笔记小说来研究唐代婚姻礼俗现象，并探究其形成发展原因；吴丽娱的《唐代婚仪的再检讨》[100]在赵守俨、周一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婚礼的仪程进行了重新探讨；张国刚的《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101]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礼法与婚姻方面研究唐代的婚姻状况；郭海文的《唐代和亲公主的婚礼及家庭生活》[102]主要论述了唐代和亲公主的婚礼及家庭生活；申洪涛的《唐宋婚礼演变研究》[103]主要研究了唐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婚礼及其演变；史睿的《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士族婚姻礼法的特点与源流——兼谈婚姻礼法与士族兴衰》[104]利用出土文献对唐代士族婚姻礼法的特点与源流进行了考证；费超的《唐代婚姻制度与礼俗的时代特色》[105]在礼法结合的时代背景下，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唐代的婚姻制度与礼俗。

有关唐代册命礼仪的研究有吴丽娱的《兼融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106]10认为《大唐开元礼》中的册后礼仪是唐代兼容南北礼仪的结果；吴丽娱的《太子册礼的演变与中古政治——从 〈大唐开元礼〉 的两种太子册礼说起》[107]将唐代太子册礼的演变与中古政治进行综合研究，指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与社会政治背景；张琛的《唐代册赠使关联问题研究——以 〈大唐开元礼〉 所记策赠礼为中心》[108]主要以《大唐开元礼》所记载的册赠礼为中心，探究了唐代的册赠使；张攀利的《唐代官员册命制度考论》[109]主要研究了唐代官员的册命制度与礼仪的发展演变。

有关唐代朝集使礼仪的有于赓哲的《从朝集使到进奏院》[110]，其中提到了唐代朝集使参加朝贺典礼；吴丽娱的《朝集使在郊庙礼仪中的出现—— 〈大唐开元礼〉 校读札记一则》[111]主要讨论了《大唐开元礼》中朝集使在唐代郊庙礼仪中的出现及其原因。有关唐代乡饮酒礼的有游自勇的《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112]，主要研究了汉唐之间乡饮酒礼的礼制化进程；高明士的《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113]对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进行了研究；王美华的《乡饮酒礼与唐宋地方社会》[114]《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115]，主要讨论了唐宋时期乡饮酒礼的演变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张婧静的《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116]10认为唐代将乡饮酒礼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在地方推行，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游自勇的《唐代乡饮酒礼与地方社会》[117]考察了唐代乡饮酒礼的性质、实施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以上为唐代吉、凶、宾、嘉四礼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颇具规模，而且吴丽娱先生在《大唐开元礼》以及凶礼、嘉礼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突破，贡献颇多。现再将唐代军礼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五）唐代军礼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首先需要重视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军礼内容的整体研究成果，它们不仅在研究时会涉及唐代的军礼，而且这些成果对于理解唐代军礼的内容与历史地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主要有清代学者江永的《礼书纲目》[118]，用五卷篇幅论述了兵制、武备、征伐、军通礼、田役等军礼内容，“补仪礼之所不备”；黄以周的《礼书通故》[119]，对中国古代的军礼及田礼进行了详细论证；任大椿的《弁服释例》[120]，对与军礼有关的弁服进行了考证研究。钟敬文的《中国礼仪全书》[121]对中国古代的军礼内容有所提及；朱筱新编著的《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122]也讨论了中国古代的军礼；胡戟的《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123]对中国古代的军礼进行了简要介绍；王烨编著的《中国古代礼仪》[124]主要陈述了古代礼仪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也对军礼进行了陈述。这些通识类的礼仪著作，主要都是根据礼仪典籍对各个时期的军礼内容进行介绍，缺乏深入的论证研究，学术性欠佳。任慧峰的《先秦军礼研究》[125]对先秦时期的军礼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证，重点探讨了军礼的起源与发展；朱晓红的《周代军礼考述》[126]认为周代军礼具有宗法性和军事性的双重矛盾，春秋战国之际军事性压倒宗法性，成为军礼衰落的主要原因；陈静敏的《东汉军礼研究——以 〈白虎通义〉 为中心》[127]利用《白虎通义》所记载的军礼内容，从政治与文化两方面探讨了东汉军礼的特征及其原因，基本还原了东汉时期的军礼面貌；顾涛的《汉唐礼制因革谱》[128]在编纂汉唐之间礼仪制度沿革资料的同时，对于军礼也有提及；梁满仓的《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129]也论及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礼；耿元骊的《五代礼制考》[130]在论述五代的五礼制度时提及了军礼，并认为五代的军礼只是军事行动之后的点缀，具文而已；刘春的《北宋军礼研究》[131]则主要集中研究了北宋时期的军礼内容及其实施状况。

其次是涉及或研究唐代军礼的综论类成果，主要有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文中对于唐以前朝代的军礼沿革和唐代《开元礼》所载的军礼内容进行了综合论述；宋代史学家、校雠学家郑樵《通志》中的《礼略》叙述了五礼的详细情况，并对军礼的沿革进行了论述；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为《通典》的扩大之作，礼仪方面以王礼为主，并涉及军礼中的田猎之礼。清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对于中国古代的五礼制度进行了综合考论，在军礼部分涉及唐代的军制及部分军礼内容，并提出了自己的案语观点。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132]分两节内容对李唐的军礼以及射礼、田狩礼进行了研究，但受限于内容篇幅，只能借助于礼仪典籍进行讨论，而且对于军礼的概念稍显混乱；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133]根据《开元礼》所载内容对唐代军礼进行了概述；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134]对中国古代的军礼内容进行了全面介绍，但相对简略；王美华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礼制研究》[135]对唐宋时期礼典记载的军礼进行了陈述，讨论部分较少，且不够深入；王博的《唐·宋军礼の构造とその变容》[136]涉及了唐代军礼的内容与结构问题，认为唐代军礼中不仅有大量世俗性仪式，还有许多祭祀性仪式，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李蓉的《隋唐军事征伐礼仪》[137]对隋唐时期的军事征伐礼仪展开了具体研究，但由于该书只关注征伐之礼，并未全面论述唐代军礼的所有内容；日本学者丸桥充拓的《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138]凝结了作者关于唐代军礼研究的主要成果，分章节讨论了出征礼仪、射礼、战争记录等军礼内容，并且研究了唐代军礼的确立过程以及唐宋变革时期的军礼与秩序；王博的《唐代的国家典礼与军事征伐》[139]，探讨了《大唐开元礼》中军礼的特质以及在出征礼仪中皇帝在军权上的至高性和唯一性。

以上属于综合论述类论著，其中也有涉及具体军礼内容者，但不够全面。唐代的军礼内容主要有皇帝亲征、献俘与宣露布、讲武、田狩、大射、大将出征、马神祭祀、合朔伐鼓与大傩等礼仪，共十卷，约占《大唐开元礼》的6.8%。前辈学者也有注目，现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1.有关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高明士的《从军礼论隋唐皇帝亲征》[140]，探讨了军礼的成立以及隋炀帝与唐太宗的亲征比较，并从军礼方面讨论了失礼入刑的意义。

2.有关唐代献俘礼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博、王建岐的《唐代献俘礼的构造与皇帝权力》[141]主要研究了唐代献俘礼的构造与皇帝权力的变化问题；毕祥来的《唐代献俘礼研究》[142]主要研究了唐代献俘礼的发展演变情况；杨平平的《从献俘礼看唐代的民族政策》[143]主要利用献俘礼来研究唐代的民族政策。唐代露布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婕的《古代的露布》[144]，简要介绍了古代露布的种类及应用；郭绍林的《隋唐军事文书》[145]介绍了隋唐时期的几种军事文书，对于露布略有提及；吕博的《唐代露布的两期形态及其行政、礼仪运作——以 〈太白阴经·露布篇〉 为中心》[146]全面剖析了唐代露布在前后期的不同公文形态，并借此展示出唐代前后期行政运作过程的转变。吕博的博士学位论文《“君之大柄”与“圣人之履”——礼与唐代政治变迁诸问题研究》[147]将礼制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结合起来，认为礼制变动是政治变迁的外在表现，同时在举例研究过程中，选取了军礼中的宣露布礼，考察了礼仪背后的政治驱动力。

3.唐代讲武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龙的《唐代军礼讲武仪式之梗概暨玄宗尚武立威之一斑》[148]主要通过玄宗时期的讲武活动来研究唐代的讲武礼仪；郭绍林的《唐代的练兵活动》[149]概述了唐代的练兵活动，并对讲武礼有所提及；李训亮的《唐代讲武述论》[150]10对于唐代讲武兴盛及衰落的背景原因进行了考论；金相范的《唐代讲武礼研究》[151]研究了唐代讲武礼的施行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及其时令对唐代讲武礼实施的影响；王瑜的《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为中心》[152]以唐代为中心，考察研究了讲武礼的含义、举行情况及兴废原因；王博的《唐代讲武礼实施背景新考》[153]分阶段探讨了唐代皇帝讲武礼的实施及其背景，指出唐代讲武礼有着极为丰富的功能与意义。

4.有关唐代田狩礼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宽的《“大蒐礼”新探》[154]研究了大蒐礼的起源、性质及其作用，并对其具体礼节及演变进行了探讨；查圣祥、张立敏、黄莉莉的《唐代前期军事体育中的狩田礼制》[155]探讨了唐代前期狩田礼的历史背景、礼仪程序以及对社会文化、军事、体育的影响；颜逸凡的《唐代皇帝田猎研究》[156]从唐代皇帝田猎的依据、程序、辅助设施、阶段性特征及意义等方面分析研究了唐代皇帝的田猎活动；陈业新的《“成礼三驱”：汉唐时期“三驱”礼衍变述论——以蒐狩礼的建设为线索》[157]探讨了汉唐时期蒐狩礼分分合合的动态变化过程，并强调三驱礼在其变化过程中表现形式和性质的变化。

5.关于唐代射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博的《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以唐宋射礼为中心》[158]，研究了唐宋时期射礼的发展演变，并指出唐代射礼多集中于唐前期，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性与礼仪性；蔡艺的《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159]研究了大射礼从秦汉到明清时期的发展与演变，并指出唐代大射礼逐渐变为宴饮时的娱乐活动。

6.有关唐代祭祀马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尚民杰的《中国古代的崇马之风》[160]，文中认为历代统治者重视马政，祭马活动也因此得以延续下来；谭蝉雪的《敦煌马文化》[161]提及了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的祭马神活动；马瑞江的《马社考——从对马的崇拜到龙马精神形成的发展历程》[162]探讨了马社的起源和我国古代对于马社的祭祀活动。

7.有关唐代合朔伐鼓礼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左汉林的《唐代宫廷鼓吹乐的用途考论》[163]，文中提及了唐代合朔伐鼓时所用的鼓吹乐问题；贾鸿源的《太社与唐长安城中的祭祀空间——从禜门礼、合朔伐鼓角度的思考》[164]认为唐代合朔伐鼓礼仪中，太社的动态救日是先秦以来太社的独特角色与地位的体现，并与唐代皇帝的自责祈禳互相配合，完整展现唐代合朔伐鼓礼仪；赵贞的《唐代的“合朔伐鼓”及其象征意义》[165]指出了唐代朔日伐鼓复杂的礼仪程序及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8.有关唐代大傩礼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伯勤的《沙州傩礼考》[166]，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于沙州地方的傩礼进行了考证研究；安祥馥的《唐宋傩礼、傩戏与高丽傩戏》[167]认为唐宋傩礼对高丽傩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振华的《试析傩礼中方相氏的地位嬗变》[168]认为周以后傩礼中方相氏地位的下降反映了傩礼日渐世俗化、娱乐化；郭矗矗、范春义的《唐代宫廷傩仪考略》[169]对于唐代宫廷的傩礼进行了简略考证。此外，敦煌文书中发现有一些傩词，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傩礼与傩文化，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主要有李正宇的《敦煌傩散论》[170]、任伟的《敦煌傩文化研究》[171]。

综上所述，在唐代的五礼制度中，现有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吉礼、嘉礼、凶礼，这也与其内容的丰富程序以及贴近唐人日常生活有关，尤其是随着近些年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更加促进了这些礼仪的深入研究。同时，唐代宾礼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仍多于军礼），这不仅归因于自身礼仪内容不足，更是因为唐代的宾礼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逐渐沦为虚名，仅作用于礼仪道德层面，对于交往双方关系的政治实质并不具有强制规定色彩[172]，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趋于全面，需要寻找新的突破方向。而唐代的军礼，虽然小范围的论述成果足够，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著，这也是本书选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大唐开元礼》始终是唐代五礼制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学界对此也颇为重视，但如何正确理解唐代五礼制度与《大唐开元礼》这一开元时期撰作的礼仪文本的关系，以及各自所囊括的内容、特点与意义价值，仍需要经过详细的考证研究与对比论证之后才能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