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城市文学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在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仅为10.6%。此后，受意识形态影响，一直认为城市具备资产阶级属性，城市的功能也逐渐由消费型变为生产型。这也使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美学成为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受此影响，城市文学的身份也是暧昧不明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城市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如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中对城市所代表的物质文明以及资产阶级属性的批判，种种导向使得城市和城市文学长期处于备受压抑、停滞不前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河南著名作家和编剧李准也是重要的农村题材作家，以《不能走那条路》开启了新的文艺方向，后创作《老兵新传》《李双双小传》等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气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作为河南作家，李准的语言鲜活有趣，富有生活气息，如围绕李双双名称的变化、喜旺对李双双态度转变的心路历程，方言的使用也使得这部作品更多地方韵味。李准的写作风格作为一种文学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河南文学的写作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乡土题材成为文学主流。

而随着城市功能整体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变，河南的城市文学书写也局限在工业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刊文《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认为旧中国以消费为中心的城市代表的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城市应当以生产为中心，需开动机器满足城乡建设、生活的需要。烟囱、车床、桥梁、技术工人等，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象征的新符码，日常生活与城市风情更多成为背景性存在，及被压抑的叙事。

新时期以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在现代化目标的驱动下，城市长期停滞的局面得以改变。1979年，南京大学吴友仁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率先打破了禁区，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序幕，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文学开始复归或再出发。许多作家也纷纷移居城市，汇聚成城市文学写作的新潮流。这种时代和创作转型也符合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在19世纪末对美国文学的预言：“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17]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高达63.89%，比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低了16.11%，与美国82.7%的城镇化水平还有18.81%的距离。不过，中国当前仍处于高速发展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表示，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5%—80%，新增近4亿城镇居民，达到发达国家同等水平。

2015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联合大学举办的“城市文学论坛”召开，说明学界对于城市文学书写的重视和研究力度加大。首届论坛围绕新世纪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现代性与城市、空间与叙事、历代文学中的城市叙述、西方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等问题展开。此后，北京联合大学多次举办城市文学论坛，围绕现代性与城市、空间美学与文化、当代作家与城市、历史题材城市书写等问题展开讨论，及时跟进、关注、研究当下城市书写的新面向。

2017年《青年文学》特别推出“城市”栏目，展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自2018年起，该杂志推出城市文学排行榜。首届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个门类，各评出12部作品，获奖者多为“70后”“80后”写作者。城市文学排行榜旨在引起更多人关注城市文学创作，让更多契合时代精神的作品照亮世界、抚慰人心。

总的来说，城市文学在蓬勃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讲，对城市文学的研究仍过多局限于“京派”“海派”，许多城市文学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批评是否跟进创作现实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到河南文学，尽管有着丰富的城市文学书写，文学研究的跟进并不到位，这也使得河南的城市文学书写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河南的城市文学不仅触及了城市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题材、新时期以来的市民之路，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趋向，包括历史积淀、古都文化下的光影和气韵，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经验与心灵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研究河南城市文学是钩沉、记录文学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