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杜斯特）
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在中国诸多不同地点的考察，但为了这部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制的文集，这些文章都作了很大程度的修订。作为激进启蒙之主要承担者“批判”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线。这意味着，这本文集所考察的美学、文学研究和哲学中的不同领域，都依赖于我们对“批判”一词所赋予的意义这个固有问题。这里，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发展那些关涉历史叙事与变化之间关系的论争，这相应地就要求一种在其当代联结（conjunction）的背景下，对概念框架不断进行再语境化的工作。
历史叙事和事物之间的关联及其秩序的转变，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呢？这一问题开启了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之中，“场所”（place）变成了中心问题。更为具体地说，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去思考事物的关联与秩序，这意味着什么？这里，我将特别强调“场所”这个词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要害问题，因为场所与空间都是至迟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就不断出现的关键词。就这个“场所”（this place）而言，首先，我并不指任何后殖民批判意义上的“亚洲性”（Asianness）的概念，对后殖民批判来说，“场所”只是对解构西方或东方的他者性的一个“场所”的命名而已。在这里，“场所”被设想为具体的对话、声音、相遇和交换的配置（configuration），它影响着某一呈现（presentation）的结构。而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就是上述这个配置的征兆。这本集子表面的主题主要是处理所谓西方思想之中的问题，而在背后，一种潜在的对话正“在原处”（in situ）展开。换句话说，使这些文章与众不同的，正是它们“发生”（taking place）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地。这一“发生”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我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作者在此表达的意见会成为某个转折点的功能：在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科学与学术研究的装置局限在我们通常称之为西半球（这也不是一个完全适当的界定，因为，在很大一段时间里日本就已经是这一交换部分的参与者了）的少数几个“场所”中，而且局限在这些社会中的少数人手里。
正如这里所希望表露的，“场所”这个术语的第一个特征并非是说，我们现在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对话的领域更宽广了。此类老生常谈我倒是常常能在一些会议上听到，主要出自某些美国研究者，它无疑更多地是在说那些伴随全球化过程产生的图景，而不是关于知识交换的更具实质性的事，这些知识交换发生在大学和更高的教育机构内，它塑造着欧洲的哲学与艺术。长远来看，这一交换曾经是且仍然是被那些发生在不相匹配的部分或极点之间对话的多样性所塑造的，这些对话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腊与亚伯拉罕传统之间的分歧。而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则展现出了另一个被严重忽视的现象：庞大到前所未有的人口正被历史性地导入一个知识和学术的机器之中。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大众运动，它所产生和融合的，并不仅仅是各种语词或逻辑论争，各种视角与路径，在一种更为具体和感性的意义上，还包括那些命名、颜色、形状以及疏异的经验，它们来自这场对话的参与者们的“心理地图”上的众多“场所”。我并不打算对这一转变的意义妄加揣测，或许除了那些跨文化交流理论提出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了，而我对那些东西深表怀疑。
这一“发生”以及在这一处境之中所呈现的第二个特征，可以被最恰当地总结为术语混淆的创造性力量。误解，就像一个发动机，它将给我们带来惊喜，它已经在许多场合使我感到惊奇了。这种创造性合并与类似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有关[我们该记得，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早就称赞过这种误解的力量了]。这就好像是说，担负着传统的东西丧失掉了其对思想的把握，而这并不是通过对那一传统的诸元素的有系统的驳斥，也不是由于遭遇了什么猛烈抨击，而是通过语言性及手势性、通过历史性或者单纯的程序性因素的汇合，正是它们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了误解的过程。在这第二种特征中也包含着新事物（novum）产生的不受约束的、不可预见的可能性：对这个世界以及事物的秩序的一种集体性的再翻译。
“场所”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了激烈地对立于前两个特征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它们的反面。这是不同的、两极化的再现之间的对立。“西方对东方”就是这些两极对立中的一种。“场所”的第三个特征与前两个特征的复调交汇，并将它们神秘化了，因为它是一个二元对立，将每一极都化约为某种巨石般终年不变的实体，相反，之前两种特征，大众与创造性误解，是作为汇合、混淆、簇集过程运作的，在这里不同极点的同一既不是给定的，也不具有任何本质性的地位。上述对立想赋予这些过程以秩序，也就拆解了相遇与创造性之间的关联。
复现、拒绝怀着由某种想象的实体所激起的恐惧和焦虑说话，就是这最后一个特征促成了这本文集的发表。希望，正如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在诗中所说，能鼓舞一种有朝气且欢快的概念——它是不断重新规定“场所”的可能性，以及对“场所”的建设性再辖域化；这种再辖域化对执着也远超出了各因素——关于地点的形式与内容的本质主义决定因素——之间无尽且往往是无效的相互作用；上述那种相互作用就像其他的相互作用一样，如果它没有成为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曾经称之为空间的生产的东西——对曾经是充斥着各种生机盎然的微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积极再塑造（re-molding）和再创新——就不算什么严肃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