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论纲
任竞泽
中国古代文体学正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之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时有出现，文体学学科的建立时机也日见成熟。尽管当下文体学研究涉略文体形态、文体分类、文体批评研究等诸多方面，但对文体学理论之整体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这显然与文体学研究的繁荣态势是不相称的。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必须有相应的系统理论作指导，而文体学思想则是一种内蕴更为丰富的文体学理论范型，在涉略文体学之方方面面的同时，更多关注文体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及文学思潮的关系。不过目前文体学思想研究还是一个颇为荒芜的研究领域，仅有数位学者在一些单篇论文中涉及，尚无整体研究，而系统的文体学理论批评或者说文体学思想文献整理更是无从谈起，故而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可以某种意义上适时地弥补这一学术缺憾。我们通过综论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比较文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史的关系、文体批评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及其文体学思想与文体理论批评的关系，以宋代文体学思想为核心概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整体特征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因素，进而探讨和呈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的方法原则、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 同异比较与方法借鉴：文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史
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两种基本范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中国文体发展史，中国文体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并肩而行，而中国文体学思想史也自然融入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演进历程之中，是中国文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综述文体批评及文体学思想研究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借鉴罗宗强、左东岭等学者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而寻绎和总结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治学路径、发展规律、体系概貌和整体特征。
国内外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文体学理论批评研究。近40年来相关科研成果极为丰硕，涉及辨体破体、尊体变体等文体批评与文体观念研究，以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具体的诗文、词学辨体等，如吴承学《辨体与破体》、何诗海《明清总集凡例与文体批评》、张宏生《辨体与合体——李渔的词曲渗透之论及其时代》、许总《杜甫以文为诗论》、杨海明《论“以诗为词”》等，经知网检索统计，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这几方面的文体学理论论文近五百篇，可谓繁荣。其次，文体学思想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有以“文体学思想”为名的论文王常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发表，但其后出现了长达15年的断层，未能得到响应，稍见集中的研究只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如黄念然《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特点及其文化成因》、何诗海和刘湘兰《〈文心雕龙〉 的文体学思想》、任竞泽《〈典论·论文〉 文体学思想甄微》、吴承学《〈文体通释〉 的文体学思想》、胡建升《融汇中西的文体探索——论王国维的文体思想》等，与辨体理论批评研究之繁盛相比，颇显冷落寂寥。
整体来看，因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逐渐确立和成熟，相关研究已经极为全面和深入，文体理论研究尤其是辨体批评研究成效显著，但以文体学思想为名的论文却仅20余篇。此外，诸位学者之研究均为单篇论文，关注的是某位作家或某一文论总集中的文体学思想，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说中国文学思想史视野下的整体的文体学思想研究则付之阙如。这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自身学科理论与方法尚处于建构过程之中，在学科理论与具体的学术实践正处于相互碰撞和交融之时，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之情形下，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之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便凸显出来，具有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和意义。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目前还是个较为陌生的学术领域，其学科属性与中国文学思想史颇为相近，而中国文学思想史已经是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了，所以进行文体学思想研究应当充分借鉴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的两种范式，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理论批评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极为相似或者说相通。换言之，中国文体批评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部分，而中国文体学思想史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部分，二者是双线并行的。我们通过比较这两种文论范式的不同，可以借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罗宗强先生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为代表创立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后左东岭、张毅等学者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专著，分别对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同异及其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探讨，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体理论批评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如何探寻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研究方法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如下。
其一，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应重视对文体观念形成的深层原因的把握，这与治文学思想史要注重形成文学思想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原因诸如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风俗等有相通之处。如左东岭先生云：“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优点，就是把文学批评史的平面研究变成立体的研究。所谓立体，指的是在纵向上注重过程性的研究，不把文学思想理解成静止不变的固定形态；在横向上是注重形成文学思想的复杂原因，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风俗的等等，也就是文学思想史更重视对于文学观念的深层原因的把握。”[1]这不仅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古代文体理论批评研究的不同，同时也启发我们在研究文体学思想时，要特别重视影响文体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因素。例如，曹丕、欧阳修等人的文体学思想就与此息息相关。
其二，文学思潮对文体思想的影响。某一历史时期代表时代风气的重要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及文学流派等对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极大影响，如沈时蓉云：“朱维之先生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所谈的这两种意义，实质上已经揭示出文学思想史与传统的文学史和批评史相比较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它不是按朝代胪列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也不是叙述各体文学发展变化的文体史，也不是仅仅注重外铄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批评史，它是从内容、思想和风格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思潮的奔流的历史。”[2]同样，文体学思想研究也离不开联系文学思潮进行考察，例如，曹丕、欧阳修、黄庭坚的文体学思想就与建安文人集团、宋代古文运动、江西诗派等密不可分。
其三，文学思想史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文体学思想亦不例外。如罗宗强云：“因为这一学科涉及面广，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宗教思想等有关系……这些相邻学科影响文学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它往往是一种观念，一种情趣，一种人生境界的影响，材料的选择与分析当然应该从这种内在联系上着眼。”[3]文体学思想研究也同样要文史哲兼顾，例如，欧阳修、朱熹、真德秀等的文体学思想就与他们的史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交融相通，或者说与他们的艺术思想不无关系。
其四，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文体学思想。罗宗强、左东岭等学者最鲜明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就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文学思想，如罗宗强云：“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与治中国古代文论，有同也有不同。二者都要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是相同的地方；除此之外，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这是不同的地方。”[4]同样，文体学思想研究也要重视创作实践中的文体观念，如杜甫、周邦彦等自身的文体文论文献极为稀见，但是在创作中却取得了集文体之大成的成就，他们诗词创作中蕴含的文体学思想为历代批评家所认识和总结，综罗历代相关文体批评文献，我们就可以从中总结和构建出他们的文体学思想体系。
要之，通过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浩繁的文体史料，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学思想理论文献进行研究，借鉴以罗宗强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路径和方法，庶几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文献分布、体系特征及演进规律等。
二 个案特征与方法概览：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举隅
综上所述，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时，需要借鉴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接下来我们就以宋代文体学思想为中心进行考察，结合当代学者对中国历代文体学思想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概观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的方法原则和整体特征。
第一，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要充分考虑目录学传统、总集编选、类书编纂、名理思潮、史官文化等综合文化学术因素。一些文体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黄念然在《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特点及其文化成因》一文中云：“在中国文体学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因素如目录学学术传统、总集编选、类书编纂等给予了深远影响。强调文体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性并综合考察文体盛衰的内外部因素是理解中国古代文体源流的民族特色的重要途径。”[5]程新炜亦云：“文学发展产生了文学分体，文体分化产生了辩体的需要，辩体的系统化、理论化产生了文体论。此外，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潮的因素，如目录学、名理辨析思潮、传统史官文化、新兴通变思潮等，对文体论的发展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6]
具体来说，关于目录学和类书对文体学思想的影响，如曹丕的文体分类学思想中，从归纳并类着眼，“四科八体”的“四科”就是“四分法”，他对真德秀的“四目”法产生了影响，而其源头则要溯至孔门四科、类书分类以及目录学“四部”等。[7]再如《四库全书总目》“在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其考察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纷繁广博，是一般文体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四库全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并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8]
第二，从创作实践中总结文体学思想。从创作实践中总结文学思想是以罗宗强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史学者的主要研究路径，左东岭先生更是结合了文体学理论诸如文体使用、辨体与破体等进行阐述，尤能看到文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如左东岭云：“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文学思想……辨体与破体永远是创作的两极，而在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中，便显示出作者对待传统的态度。再如，对于诗体的选择，也能透露出作者的文学观念，他是喜爱古体诗，还是喜爱格律诗，这其中显示了他对于形式技巧的态度。”[9]
关于这一点，韩非子、杜甫、周邦彦的文体学思想最能体现，三者自身的文体学言论文献都几乎没有，但是在各自的作品中却蕴含丰富的文体学思想体系，需要进行总结和提炼。如马世年《韩非散文所体现出的文体学思想》一文就是这样说的：“将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 ‘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的学术思想引入到《韩非子》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与传统文学理论以及现代文学思想相关的一系列看法来，‘文体学思想’便是其中之一。”[10]再如，杜甫的文体学思想极为丰富，但除了“别裁伪体”和“吴体”这样的只言片语外，很难再发现其他文体文献，但我们从历代学者对其作品的评论文献中，可以发现他的文体学思想诸如“诗文之辨”的辨体理论内涵和意义、古今学者对“别裁伪体”的解释充满歧义、杜甫之诗文优劣论及其“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的辨体特征以及“吴体”所代表杜甫“破弃声律”和“时用变体”的破体观等[11]。
第三，哲学思想（经学理学等）、史学思想对文体学思想的影响，或者说不同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需要文史哲打通。如左东岭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对中国古代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如何理解文学进行全面的探讨。这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文史哲，需要进行文学、史学、哲学打通式研究。”[12]如朱熹和王应麟的文体学思想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点。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周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13]再如王应麟的文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辞学指南》和《玉海·艺文》两部著作中。王氏丰富的文体学思想的构建和形成，与其“综罗文献”的史学思想，师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等通儒硕学的理学思想，以及以“博学宏词科”出身为荣耀等政治学术背景都有很大关系。[14]作为元初重要的文体学家，郝经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六经自有史”学术理念的指导下，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学谱系，并以详尽的文体论充实了这一谱系。[15]除了须综合文史哲三大门类学科外，还应考虑众多新兴学科与文体学思想的学科交融关系。如吴子林称：“文体学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是与文艺哲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以及文艺批评学等并列的学科。”[16]
第四，文学思潮对文体学思想的形成和影响。如効天庆认为：“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是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承传发展，本文拟从文体种类变化、文体秩序安排、文体特征阐释、体系建构等四个方面，分析陆机对曹丕文体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性，并从中探讨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17]再如，欧阳修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书法文艺理论亦相通交融。他引领时代风气的文学革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体上的变革创新，具体包括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体为四六以及其他文体的变格变体等。[18]更具代表的是，黄庭坚的文体学思想与江西诗派及其成员诸如陈师道、吕本中等的文体观密不可分，综合诸家的文体论，从而形成了江西诗派系统的文体学思想体系。[19]
第五，近代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的文体学思想研究，这以王国维和刘师培为代表。如胡建升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等文学批评论著中寄寓了自己的文体观念。我们从文体因革论、尚情论、尊体论三个方面来讨论王国维的文体思想，并尝试从新旧学术思想交替与融通的视角，分析王国维在近代文体批评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20]柯镇昌云：“刘师培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与文章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同时注重实证，善于借鉴古今中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由此做到言必有据。在他的研究过程中，透露出深深的历史责任意识，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着特别的历史厚重感。”[21]关于融汇中西的文体学思想这一点，其他诸如章太炎、钱锺书等都是如此。
三 文献整理和学科树立：文体学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本文是笔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成果《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课题论证思路的扩充和延展，名为论纲，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的宏大设计构想和大纲框架，而宋代文体学思想只是这一架构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史系列的一个朝代阶段，这与罗宗强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初衷及设想很相似，即先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为切入口，进而结撰系列专著，形成一门学科和独立的学术领域。这种设想和构架也体现了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第一，文体学思想史价值。一方面，在内容结构和体系建构上，以时代为线索，大体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先秦两汉孕育萌芽期，二是魏晋南北朝形成发展期，三是唐宋金元定型成熟期，四是明代集成鼎盛期，五是清代近代总结新变期。以朝代为演进轨迹进行历史的描述和思考，可以说就是一部成系列的文体学思想史。另一方面，按照中国文论史的发展过程，在整体的历代文体学思想研究基础上，选取具有丰富文体学内蕴的经典批评家的经典文论著作进行个案式研究，从而又有效地克服了仅仅对传统中国文体学思想做浅层次的、概论式的讲述之弊端。这样既可以描述出中国文体学思想史的发展概貌，又能够对作为个案研究而专门论析的经典文论著作从文体学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
具体来说，按照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选取历代文坛和文论代表人物进行研究，这也是借鉴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策略和路数，如左东岭认为罗宗强《李杜论略》中“可以看出构成文学思想史研究格局的三个重要思想……其三，研究文学思想的发展史，必须注重对文坛代表人物的研究，因为文坛代表人物的文学思想，体现着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主要特色。”[22]同样，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史，也在不同时期选择文坛代表人物诸如曹丕、刘勰、钟嵘、杜甫、欧阳修、黄庭坚、朱熹、郝经、元好问、许学夷、胡应麟、曹雪芹等进行集中研究，这样可以管中窥豹，概观中国古历代文体学思想的演进规律和体貌特征。
第二，文体学理论价值和学科树立意义。本论纲志在开拓文体学研究领域，为文体学学科之建立打下基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渐成学术热点，在一些大型的国内外文体学专题会议上，很多学者如郭英德、吴承学等都对文体学学科之建立提出过宏观的研究设想，对文体学理论批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但对文体学思想的系统构建尚未见有学者论及，本文试图起到弥补这一学术缺憾的作用。中国古代文体学正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色，学科的建立也日渐成熟。而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建立和壮大，理论先行和以理论为指导都是极为重要的，而文体学思想是文体学理论的一种重要范式。这样，在目前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之情形下，本研究之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便凸显出来。
其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可以促进经典文论研究的深化拓展，并以此形成文体学理论的经典化过程。按照中国文论史尤其是中国文体学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分别对历代文论著作进行全面的文体学理论研究，重点深入挖掘其中每个朝代经典文论所包蕴的文体学理论内涵，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经典文论的深化与拓展。诸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经典文论，历代学者们已经对其文学理论意义进行过多方位的分析阐述，而我们则另辟蹊径，从文体学思想研究的视域对其中的文论意涵进行发掘阐释，这样的研究对于丰富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史研究之范围、内蕴，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尤其是，这种学科树立意义还体现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上，即在“大文论”的宏通文艺思想史视野下，以文体学理论批评史料为基础，纳入书论、画论、乐论等不同艺术理论中的相关文体文献，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史学史、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等与文体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学术文献，全面立体地呈现各个时期文体学理论批评的发生发展和演进历程。同时，在文体学思想研究中，要特别重视梳理和展示不同时期重要的文体理论命题和范畴，通过对代表文论家、重要文论著述的文体批评研究，清晰揭示出相关命题范畴的源流演变及其与学术思想史的影响关系，要处处凸显不同文体理论范畴的多学科交融互通之内蕴特征和脉络关系。
第三，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意义。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两种基本范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而中国文体学思想史也自然融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演进历程之中。文体学思想是文学思想的一个侧面，我们力图通过具有创造性的文体学思想研究方法和透视角度，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之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丰富中国文艺思想史的学术内涵，使中国文体学思想史成为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中国文艺思想史并行共进的研究模式，并在重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时提供新的视角。
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进程，文体批评或者文体学思想亦不例外。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文体学思想也有它自身独特的批评史发展脉络，是中国文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吴承学先生所云：“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23]可以说，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体学思想研究是开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需要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文献整理与阐释研究。
第四，文体学思想史料整理汇编及其文献学价值。我们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在每一个朝代既要竭泽而渔式地搜集辑录具有文体学理论意义的文献史料，同时又要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性文体批评文献进行个案研究，从而管中窥豹，以经典文体批评文论典籍来透视这一时代的文体学思想概貌。通过对历代每一部文论经典的细读和深鉴，逐一识别和搜罗出相关的文体理论批评言论资料，然后分门别类进行深入阐释和研究。这种注重文献整理的学术意识也与文学思想史研究相近，如左东岭云：“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要具备良好的理论思辨能力和文学审美能力之外，同时需要良好的史学修养与自觉的历史意识。因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由两个环节所组成：文献的搜集辨析与文献的解读阐释。文献的搜集辨析乃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功夫，而文献的解读阐释同样需要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否则很难揭示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面貌。”[24]
所以，通过全面搜集、整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文史哲文献典籍中的文体学思想史料，厘清历代文体学理论批评文献的分布形态和存在特征，并进行进一步的文体学理论研究和文体学思想体系构建。预计把历代文体学思想文献整理编辑成系列资料集，在此基础上编辑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史料篇目汇编及索引，同时从文艺理论和文体文献学的角度对文体史料进行深入的辨析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文献建设工程，文献整理及研究中应突出史料性和实证性，竭力从第一手文献中搜集资料，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文献学辑佚、目录学、版本学等办法，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文献史料进行校勘、编辑、整理、出版，并就文体批评文献史料的分布、形态、特征、分类等进行深入理论研究。通过这一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的学术工程，创建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文献专题性的资料库和数据库，力求体现出原创性、开拓性、集成性和传世价值。
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文体学思想文献来源、搜集整理，主要有如下几个层面：第一是这一时期以及后世辑录的总集、类书、别集中的专论专文、书信序跋等；第二是经学、史书、子书中的相关文体文献；第三是与古代文论及文体批评相关的史学史、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音乐史、绘画史、书法史等相关文体文献史料；第四是这一时期的史志、年谱、目录、学案、实录、会要、笔记等与文体学理论学术背景相关的史料。
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批评文献史料学，编辑全面、实用的工具书包括文体文献编目及重要文体文献汇编，切实推进和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研究。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其研究的基础可以说都在于文献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也不例外。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中的文体文献资料进行全面阅读、辑录、分类、整理，出版多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资料汇编》，为有志于文体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便利。力求在文献资料的充分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专题电子数据库，为相关研究提供准确而又快捷的电子文献支持。
这一文献整理过程，既要从浩繁的文论典籍中选择和甄别具有文体学研究空间和价值的学术文献，又要在进一步的阅读浏览中能够鉴识其中的文体批评和辨体理论意义，这就像在万里山川中遴选矿藏一样，是要一个如顾炎武所讲之“采铜于山”的劳作过程。[25]文学理论研究容易出现的缺陷，就是失于玄虚空泛，就理论而谈理论，或对一些概念范畴命题作形而上的大谈特谈，或在理论上进行宏大的叙事和体系建构，结果如空中楼阁，缺乏必要的坚实的文献基础，而这种文献学方法则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弊端的产生。
要之，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研究就是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重要作家、思想家、批评家及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中涌现的文体观念，及其形成的文学文化、哲学思想、时代政治、社会环境等背景因素。在全面地收集和整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相关文体学资料的基础上，借鉴现当代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理论方法，科学认真地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存在形态、内涵特征和演进规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沈时蓉：《从思潮史到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3]罗宗强：《路越走越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
[4]罗宗强：《路越走越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
[5]黄念然：《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特点及其文化成因》,《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6]程新炜：《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前期发展与思想文化背景》,《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第6期。
[7]任竞泽：《〈典论·论文〉》文体学思想甄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8]吴承学、何诗海：《论 〈四库全书总目〉 的文体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9]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0]马世年：《韩非散文所体现出的文体学思想》,《光明日报》2008年9月19日。
[11]任竞泽：《杜甫的文体学思想》,《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2]左东岭：《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3]任竞泽：《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14]任竞泽：《王应麟的文体学思想》,《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5]何诗海：《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郝经文体学思想初探》,《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
[16]吴子林：《文体：有意味的形式及其创造——童庆炳“文体诗学”思想研究》,《文艺评论》2012年第9期。
[17]効天庆：《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8]任竞泽：《辨体对立角色与破体开拓意义——欧阳修的文体学思想探微》,《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9]任竞泽：《黄庭坚的文体学思想》,《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期。
[20]胡建升：《融汇中西的文体探索——论王国维的文体思想》,《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0期。
[21]柯镇昌：《刘师培的文体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4期。
[22]左东岭：《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以元明之际文学为例》,《光明日报》2007年4月3日第007版。
[23]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4]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阐释中的历史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
[25]（清）顾炎武著，华忱之校：《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