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环境史研究博士李金玉教授新作《两周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明研究》即将出版，因该书系其于2010—2013 年在四川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所撰博士后出站报告，希望我在此谈谈当初与他讨论“生态问题”时的一些看法，故略陈数语，以就正方家。

“生态”观念是人类在追求生存、谋求发展、增殖财富和希望永恒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甚至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生态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行动指南。说起中华民族的生态观念，集中体现在儒、道两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之中。“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中国生态文化的哲学依据。根据《周易》 《老子》和《黄帝内经》等经典，最能反映“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观念的结构便是“太一、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即“一二三四五”），这个结构基本概括了中华先贤对于宇宙生成、万物衍化、人天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诸种关系的基本认识。

所谓“一”即“太一”，也就是太极。它是万物的源头，也是宇宙的发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特别是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其生灭变化都是太一、太极亦即元气衍化之结果。《周易？系辞传》：“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大极即太极，又称元气，元气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又称“太始”，《说文解字》释“一”说：“惟初太始（一作“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生万物。”天地之先，只有元气；一气流行，造分天地。天地既成，充塞其间者，亦莫非元气。天地絪蕴，是生万物，元气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根源。从规律性上说，太极又可称“道”。《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之与一，一体而两面，或一本而二称：就其规律性言之为“道”，就其数量言之则为“一”，“一”即太极、太一、太始。《道德指归》曰：“天地所由，物类所以，道为之元，德为之始，神明为宗，太和为祖。”“道”是天地、万物的元始状态；“德”是天地、万物形成后的本性；“神明”喻变化不测之神，“太和”喻变化所达至善之极。《易传》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与此亦可相通。《黄帝内经》也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都讲天地、万物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所谓“二”即“两仪”，亦即阴阳。元气（或太极、太一）如何化生万物？这与“两仪” （阴阳、天地）理念密不可分。《黄帝内经》：“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道德指归》亦谓：“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浊，和有高下。清者为天，浊者为地；阳者为男，阴者为女。”阴阳也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其中又以天地为最大；天地是万物生成的门户，也是永恒运动的根源。《周易·文言》：“大哉乾元，万物之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序卦传》更将“天地”变化视为万事万物、人文制度之本：“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及其文明）都是天地、两仪运行变化的结果。世间事物都可以归纳为阴和阳，故《易》首乾坤，《诗》始《关雎》，宇宙以乾坤为首，人伦以夫妇为本，等等。“阴阳说”也是中国生态学的核心观念，《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地理以山南（阳坡）为阳，山北（阴坡）为阴；天文以日为阳，月为阴；以明为阳，暗为阴，等等。如果加以引申类推，“阴阳”可以解释一切现象、描述一切差异和矛盾，有如雌雄、男女、夫妇、上下、内外、刚柔、虚实、动静、轻重、大小、明暗、寒热、是非、对错、得失等，莫不是阴阳在不同领域的呈现。《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是之谓乎？

所谓“三”即“三才”：三才理论就是天、地、人统一的理念，是天人理论（天人合一）的具体落实。这一观念产生甚早，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神坛”所代表的天界、人界、地界合一的观念，巴蜀大地上古流行的“天皇、地皇、人皇”信仰，都是这一观念作用的结果。至《周易·系辞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其表达则更加哲学化矣。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覆地载，人居其中；父天母地，人为其子。人事的仁义，与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原为“性命”之一体三分，换言之“阴阳、刚柔、仁义”乃是“性命之理”的分区表达，究其根本都是同源（即太极），故《周易》又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即太极化分后的天、地、人也。可见天地人原是一体，不应该互相对立。《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不仅仅是针对父母、祖宗，还要针对天地、太极，要对生我养我的一切“祖宗”表示敬重，表示感恩。人还要法天则地，参天两地，尽性知心，知命知天；然后才能发为善政，结为善果。《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孝经》说：“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中庸》曰：“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孟子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等著名论断，都是对三才观念的形象阐释和灵活应用。

所谓“四”即“四时”或“四象”：事物的运动发展又是有节度的，有秩序的，有规律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将天道的表象定义为“四时”。古又以北斗定四时：“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四方”又与“四时”结合起来。“四象”学说揭示了中国生态观的基本原理，反映出中国地理气候特征和四季生态变化等自然规律，是极具生态学意义的中国模式。“四象”（四时）观念还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变化转换的必然规律。《易》之乾卦：“元、亨、利、贞。”《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如春，其德在生；亨者如夏，其德在长；利者如秋，其德在获；贞者如冬，其德在正。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与时俱化，顺之则昌，逆之者亡。此四时之大顺！这一原理推而广之，有如《尚书》 《左传》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揭示的“道、命、性、教”，都是体察天道运行节度而制作的人文政教。

所谓“五”即“五行”：在物质构成这个问题上，中国先贤还创造性提出了“水火木金土”这组“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五行说是阴阳说的具体化，二者分别代表天道和地道，《易文言》说，乾元乃“万物资始”，坤元乃“万物资生”，一始一生，理有分殊。坤元如何生成万物？即五行是也。从另一层面看，“阴阳”是本和体，“五行”则是末和用。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引孔子：“《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史记.天官书》也说：“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五行就是实现“天道”（阴阳）生成万物的具体物质或元素。五行说极具中国特色，与古希腊“四元素”说和古印度“四大”说（地、水、火、风），似是而非，表同实异。“五行”说早见于《洪范》《左传》，而系统讨论其关系则以《黄帝内经》最详：“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胜之时、死生之期也。”五行说主要包括五行分类、五行生克等。而“生克”是五行理论的核心：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金克木，水克火。按阴阳理论，木与火属于阳性，金与水属于阴性，土则有半阴半阳的混合体。五行生克体现了生态系统的互相依存性和自我稳定性，物与物是互相制约、紧密联系的系统整体。《黄帝内经》：“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云云。五行说成功地将天地生物，两仪化成，事物转化，同异相形，本末相生，体用相倚的关系，特别是对宇宙衍变的原理，物物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生动描述和哲学构建。《左传》将五行加“谷”定义为“六府”，为人生所必需。推而广之，五行说又扩大到五方、五音、五常、五色、五德、五气、五帝等方面，系统构建起从自然到人文互相交融的庞大体系。

“一二三四五”结构，基本上构筑起了中国人的生态环境观和物我相谐说。“太一”（太极、元气，或道）说解释了万物同始、异花同根，实现人类、事物的终极关怀，回答了“我从何来”的问题。“两仪”（天地、阴阳）说解释了万物的生成方式和变化动力，回答了人类、事物在路径、动力和导向上存在的“我如何而来”问题。“三才”（天地人）说解释了人与自然关系，回答了“我在哪里”“我是谁”等现实关怀。“四象”（四时）说解释了运动发展的时序、节度等现象，回答了现实生活中在步骤、方法上“我如何办”的问题。“五行”说揭示了物质生成死灭、事物转化等情形，回答了现象背后存在的“我向何去”等临终关怀问题。中国人持有的这套“一二三四五”理论框架，让人们知道人与人的同祖别宗性，人与物的同根异枝性，人与自然的同源异流性，油然而生“父天母地，民胞物与”、“尊天法祖，仁民爱物”的情怀。从根本上讲，人之与物，其末虽异，其本则一；其形虽别，其归则同。自然与人实密不可分，缺一不可。自然对于人类，具有衍化生成之功，长养成全之德。人与自然实浑然一体，不可分别，更不能敌对！人类对于自然，必须感恩尊重，顺应爱护，友爱亲近，《孝经》所谓“顺天之道，因地之利，勤身节用”，表达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倚靠，如果过度破坏或浪费，就是“暴殄天物”。

《易经》之太极，《老子》之道德，《春秋》之元始，揭示的无非人类同祖、万物同根的事实而已。文化建设，重在寻根、溯源、找魂，深刻认识、传承和发展以“一二三四五”为特征的环境观和生态伦理，使我们在行为规范、道德条教等方面，牢固树立起人对自然的“感恩、礼敬、亲和、倚存、敬畏”等情愫，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亲近相待，对自然物力合理利用，从而谋求永续发展和长久生存；避免对自然的过分掠夺和破坏，正是当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思考的。

金玉博士《两周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明研究》关注的时段，正是《周易》《老子》等中华经典形成和定型的时期，也是中国生态观正式形成和定型的时代，对于两周生态环境的研究，当然不能不脱离对当时的生态思维，揭示中华生态观跨越时代的永恒价值，这正是这篇出站报告在当时出站答辩环节中，获得专家普遍好评的缘故。

报告共分五章，第一章系统研究“两周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探讨了周代气候变迁及其对周代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影响，对两周时期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火灾、虫灾、地震、冰霜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二章“对两周时期影响生态环境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两周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更多荒地得以开垦，为人口增殖提供了保障，但同时又“对生态环境加大了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和攫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增多的两周城邑，其中“宏伟的建筑、集中的人口等也会加大对城邑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东西周后期“战争频繁、规模巨大、旷日持久，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第三章研究周人“对其所依赖的自然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一时期，人类在思想上对自然界的了解“逐步清晰”，已经“意识到自然界有其客观规律”，人不能违背规律，但又“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此期盛行的“占星术、阴阳五行思想，都是这方面的反映”。第四章则探讨“两周时期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作者考之当时诸子百家，发现“其思想中无一例外都有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和要求”。第五章揭示两周思想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主张”，统治者也相应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以保护生态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周代并且有“负责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官员的设置”，“专门负责生态环境的管理与保护”，“还颁布禁令、制定法律，以较为严厉的手段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两周生态环境的客观状况，到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刻原因，以及当时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论思考，政府部门对管理环境的政策制定与设官分职，本书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探索，就此而言，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周代环境变迁史”；同时该书以宏阔的视野，丰富的史料，对环境问题所引起的系列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等变化，也进行了系统考察，就此而言，它又是一部“两周生态文化史”。

金玉博士参加工作近30 年，始终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环境史等教学和科研，已经发表学术文章40 余篇，主持省级以上课题4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时期中原文明的繁荣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1项），出版《周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等学术专著2 部，颇为专精，洵有创见。更难的是，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他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取得的，其用功之勤，致思之专，着实可圈可点。

于是乐为序之，以与诸君共赏析焉。

舒大刚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