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的研究现状与理论空间

在以“中国文学”“佛学”“文学与佛教”为关键词对文献进行爬梳与整理后，不难发现对“中国文学与佛教文化之关系”这一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佛教文化的关系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宏观鸟瞰式、全方位考察与分析的文献数量十分有限，但涌现出了一些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与佛教文化之关系的个案研究。以下将从系统研究与个案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1.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之关系的系统研究

首先从专著方面来看，1996年谭桂林的博士论文《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后来此论文于1999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名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第一次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同时第一次打通现当代，将研究延伸到当代文学的范畴中。虽然当代文学与佛学的关系仍然不是作者要聚焦的重点，全书十章中也只有第十章涉及当代文学，但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佛学的角度提出了解读汪曾祺和贾平凹的崭新视角，同时对金庸笔下的一些佛学现象也有所涉猎。尽管对当代文学与佛学文化之关系的描摹并没有像对现代文学部分处理得那么详尽和细致，但毕竟为后续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由于该书成书较早，也不可能对后来很多作家的创作有所关注，但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式的研究给后续的探索带来很多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直到2006年，谭桂林和龚敏律合作的专著《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一书将目光聚焦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维度，讨论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和一个更大范畴中的宗教文化与文学之关系，探索了宗教对作品的主题、形象和意象等方面的影响。其中涉及佛教文化的有：第一章“汪曾祺：佛性与人性的汇流”、第五章“史铁生：精神圣者的仰望之路”、第六章“阿来：藏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织”、第七章“扎西达娃：坚守永恒的生命之魂”、第八章“马丽华：藏传佛教文化的诗性写意”、第九章中的“民间佛道与贾平凹的创作”部分、第十章“朦胧诗：现代禅心与诗心的结合”、第十一章“雅俗相融的台湾佛理散文”。在此书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宗教话语确实没有被研究者所重视，也几乎没有人系统梳理与挖掘当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诚如本书绪论所言，研究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搜集材料入手进行指证性研究[2]”，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本书的贡献是巨大的且具有首开先河之意义。其所关注的文体范围也已不仅仅局限在小说的范畴中，而扩展到了诗歌和散文。但是本书的重点依然比较侧重考察佛教文化对当代文学的精神性影响，而对审美与修辞这些更为隐秘但不容忽视的命题还有待深入。

从学术论文方面来看，早在1996年季红真就发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一文，她首先梳理了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三种类型，之后分别就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从源到流地予以了概括性地阐释。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佛教意识时，她认为几乎绝迹了。她以姚雪垠的《李自成》和汪曾祺的《受戒》为例，证明此时佛教文化即使偶然出现在文学中，也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来对待的。到了更年轻一代作家贾平凹那里，佛教可以解除生存的苦闷，但是到其后来的作品中，鬼神的信仰渐渐超越了佛老，甚至到了《白夜》，佛与禅的基本精神已经没有了。在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作品中，佛教也“日益丧失了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力[3]”。池莉的小说《心比身先老》只是借佛教表达信仰的精神力量，而对佛教本身没有什么了解。在我看来，季红真所论述的当代文学中的佛教意识主要是从文本的思想意蕴上着眼的，而并不是从艺术形式上予以考量。但她仍然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话题，这篇文章启示我们重新思考佛教文化与当代文学是不是只是处于这种消极的关系中？同时她所指出的一些作品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文本线索。

同年，陈仲义发表的论文《打通“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奇妙出入口：禅思诗学》讨论了禅宗与诗歌这种特定文体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禅宗对现代诗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古典时期，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恰恰是禅宗意识可以建立一种诗歌美学且成为打通“古典”与“现代”的出入口。在陈仲义看来，禅推崇“自性本心”、悟性思维和非传统的语言方式，这些都使诗与禅达到了一致的共识，而正是五四把这种禅思香火熄灭了。随后他对洛夫、孔孚、周梦蝶和梁健的诗歌进行了详细的个案分析，阐明了禅宗思维向度对诗学方法的建构。同时他深信，随着二十一世纪以后文化的东移，禅思诗学势必会再度显身。这篇文章以禅宗为媒介试图接续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试探了禅宗与现代诗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微妙美学效果，不仅关涉到禅宗与诗歌意象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发现了禅宗与现代诗意境、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之间的互动。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佛学文化之关系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无论在诗歌领域，还是在小说与戏剧领域，我们都不能只停留在二者于思想意蕴上的关联，只有进一步在艺术与审美的维度上开掘，才能够更深入而全面地领会佛教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陈仲义的文章无疑为我们在诗歌领域研究二者关系提供了一个可参阅学习的范本。

谭桂林发表于1998年的学术论文《佛教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创作》是对其前期研究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这篇文章将时间维度划定为新时期小说，对整个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较为细致的勾勒。他认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断裂之后，新时期小说开始续接佛教文化传统。二者的关系在此时呈现出三种向度：第一，小说创作开始向佛教文化的神秘地带探索，这以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创作和汉人（马原、马健）的西藏题材创作为代表；第二是“通过佛教人物生平经历的描写表现人性与佛性的冲突与融合主题[4]”，最明显地表现在汪曾祺的《受戒》和熊尚志的《人与佛》中；第三是佛教文化成为小说中的背景或喻体，在此，他挖掘了贾平凹小说《白夜》中的“再生人”和“目连戏”，而对这两个喻象的理解恰恰是理解小说文本的关键。在我看来，谭桂林对新时期小说与佛教文化的三种关系的论述是准确的，同时不仅只从题材和主题的意义上挖掘，也已深入到小说文本的内部叙事要素，使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

樊星早在1990年的《神秘之境——“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化”札记之三》中就已指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神秘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关，直到2001年他发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佛家精神》直接指出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体现。涉及当代文学的部分，他认为在“伤痕文学”时期，佛家精神就已经在作品中复兴了，宗璞、礼平、汪曾祺都不约而同地阐释了佛家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世俗化、民间化的佛教精神，到了贾平凹的小说《烟》，“三世轮回”的叙事结构和来自佛经启示的魔幻化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其作品的奇特风格。

2005年他发表《禅宗与当代文学》一文，讨论了既是中国的，又具有世界性的禅宗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之深刻。它作为传统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思想和审美品格体现在很多作家的创作中。贾平凹无论在散文创作还是在小说创作中都呈现出一种“禅意”；韩少功对禅宗思想观念的借鉴是其寻根的一个面向；高行健的“探索戏剧”和小说《灵山》都以禅宗的智慧去洞察世事；范小青的小说充满禅宗的空灵和神秘意味。通过对以上作家创作的简要考察，他认为，禅宗作为寻根之旅上的发现，给予了当代作家无穷的智慧和灵感。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将禅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置于传统与现代和寻根的框架之下都是很具启发性的探索，另外，他将目光聚焦前人尚未充分关注的《灵山》和范小青的创作也为之后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面向。

另外，同样是发表于1996年的石杰的论文《佛教与新时期文学的融合》和李俏梅的《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宗教热”》也是较早触及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前者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讨论了佛教对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思想内容方面，佛教中人生是苦、对苦难的自我超越、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慈悲精神等思想和主题进入到了小说和散文中；在艺术形式上“它涉及体物心态、思维方式、文体结构、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5]”，如贾平凹的散文中体现出以虚静体察万物、重直觉体验、语言平实自然的特点。在我看来，虽然这篇文章的讨论还不够详尽且其所指出的某些特点很难说一定是佛教文化资源的贡献，但它从思路上无疑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指出了较为清晰的方向。后者针对八九十年代作家们突然转向宗教的现象进行了情形分类、原因探索、特点及问题分析，其中也涉及佛教和汪曾祺、贾平凹、马原、余华、刘震云等作家的关系，她认为他们或是把佛教当作一种文化趣味，或是将其融入了人生态度并希望“当代作家也应该有一种超越宗教的人文精神[6]”。石杰是对这一话题的持续关注者，他在1997年又发表论文《新时期作家接受佛教影响的主要形态》一文，考察了作家对佛教文化复杂的接受形态，他大致将这些作家“划分为宗教信仰型、自身修养型、人生理解型、理论研究和题材应用型。[7]”李桂红发表于2003年的《佛教的慈悲利他思想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从一个宗教学研究者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和气质提出了一些建议。石杰在2004年又继续发表了相关论文《佛教与文学的再度联姻——论新时期作家对佛教的接受形态》，这篇文章是在其1997年旧文基础上的整理和深化，他进一步将佛教文化与其他宗教相比较，探析了新时期作家之所以对佛教文化形成如此接受形态的原因。翟荣惠于2005年发表的《试论佛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主要还是站在文学作品思想意蕴的角度，挖掘了现当代作家对佛学的领悟和理解。涉及当代文学的部分以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为例，论述了他们对“人生是苦”“顺其自然”“努力超越”观念的领会。张岩、靳彬在2006年撰写的《温暖灵魂的神圣之光——“宗教情怀”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认为宗教情怀作为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同时它可使中国文学在西方之外散发出独到的韵致。这篇文章还注意到了禅宗对高行健“探索戏剧”的影响并简要谈及了他戏剧中的“禅状态”。近五年来，关注现代禅诗的学人逐渐增多，2010年孙金燕发表《现代禅诗的发生：当代诗歌反讽狂欢的反拨》，她认为禅的静、寂恰恰是对陷入反讽狂欢化而失去诗境的现代诗趋向的一种反拨，同时禅的悖论式语言并没有消解诗歌语言的反讽，反而能够使其增强。她发表于2014年的另一篇文章《否定：一个禅宗诗学的核心命题》则针对禅宗的悖论语言如何为当代先锋诗歌提供一种范式进行了探讨。张翠2014年的论文《中国当代禅思诗歌发生的文化阐释》分析了中国当代禅思诗歌回归本土背后的美学诉求、发展态势与功能。2015年张雪梅的《当代大陆佛教小说中的救赎意识——以〈袈裟尘缘〉和〈双手合十〉为例》使研究扩展到佛教小说这种特殊的类型，借助格雷马斯的理论对小说中的叙事和僧人形象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二者在对待神圣与世俗关系时的异同。

一些青年学人通过硕博士论文也就中国当代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左文2003年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困难的三种方式》中涉及当代文学的部分对汪曾祺、史铁生、马原、余华、阿来、阎真等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个案分析，找出其作品中对应佛教随缘、还灭和度化三种处理苦难叙事的方式，论述了佛教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和渗透。同年，胡青善的硕士论文《世纪末文学的宗教精神》将目光聚焦于世纪末作家的创作，作者并没有区分不同的宗教分而论之，而是将宗教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来考察其对文学的影响。2009年孙金燕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禅思传统在背离中整合》一文讨论了禅宗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相背离和可整合的因素，而正是在背离的思维方式之上孕育着整合的可能性。张海燕2010年的硕士论文《新时期大陆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梳理了作家对宗教文化的思考以及宗教与他们创作的关系。她认为汪曾祺和史铁生是具有复合型宗教情结的作家，汪曾祺的创作是佛性与人性的汇流，史铁生的宗教意识是基于苦难而产生的。而阿来和扎西达娃是有佛教文化情结的作家，他们通过作品的宿命意识、人物形象、传说和仪式等体现了佛教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王乐文2014年的硕士论文《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中的忏悔意识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宗教视阈下的忏悔意识[8]”，以《双手合十》为例谈及有一种忏悔方式是将人的忏悔归于神佛。

2.从中国当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之关系视角切入的作家个案研究

因为本文只涉及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探讨，因此仅对此一种文体与佛教文化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除却赵毅衡的《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建立一种现代禅剧》（2001）这一本话剧方面的著作之外，其他的成果皆为学术论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状况的考察，以此视角切入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汪曾祺、贾平凹、阿来、扎西达娃、莫言、史铁生、范小青、白先勇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上。

汪曾祺小说中多涉及出家僧尼、寺庙生活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意象符号，因此研究者也较早地注意到了其小说创作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之其生活的地区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以佛教维度来探索汪曾祺小说的题材、理念、意境的研究性文章层出不穷。早在1995年林江、石杰就在《汪曾祺小说中的的儒道佛》一文中简略论述了汪曾祺小说《复仇》《幽冥钟》《螺狮姑娘》《受戒》中的佛教思想，儒道佛的共同影响构成了其小说的和谐之美。之后文章从作家的人生经历、学问修养等方面探究了他之所以会深受儒道佛影响的原因。随后金实秋于1999年发表了《佛教与汪曾祺作品》一文，他认为佛教文化为汪曾祺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和创作思想，甚至以此为题材和理念的作品成为了他创作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系列。新世纪以后，在佛教文化视阈下的汪曾祺小说研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直到2008年杨肖，祁佳毅发表《谈汪曾祺的寺庙小说》一文，他们着眼于汪曾祺笔下以寺庙为背景、以僧人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小说，以《复仇》《受戒》《庙与僧》为例，分析了佛教文化对他创作理念、人物塑造、世俗化基调和作品意境的影响。另外李金凤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2009）针对《受戒》单篇对文本进行了意蕴阐释，认为《受戒》使佛性和人性融汇，从而建构出了一个艺术化的美好世界。彭聪的硕士论文《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佛教色彩》（2012）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汪曾祺小说和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先挖掘了其小说中的佛教观念和禅意的人生形式，之后分析了其小说的艺术特色，作者认为汪曾祺小说中平淡和谐的意境、随缘任运的心态和虽平淡质朴却蕴含丰富的语言都是得益于佛教文化的贡献。刘珊慈的《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一个侧面——汪曾祺小说〈受戒〉管窥》（2012）一文实际探讨的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过程及原因，汪曾祺的小说恰恰成为了此种现象的一个文学注脚。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是新时期以来佛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因此也很早就进入了致力于研究小说与佛教文化之关系的学者的视野。石杰早在1994年发表了《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佛教色彩》一文，这篇文章先探索了贾平凹创作思想中“虚静”和佛教文化的关系，之后以《太白山记》和《烟》两部小说为例，分析了其中禅宗的观念和三世轮回的故事中包含的佛理。郎小梅发表于2005年的《灵魂的依托与文学的启悟——贾平凹的佛道思想与文学创作》一文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将佛道文化当作生活形态而予以反映、以佛道透视出真实、以佛道进行象征等。杨荣荣《清静本性的迷失与追寻——论〈浮躁〉的佛教精神及其现实意义》（2007）认为贾平凹的《浮躁》以佛教精神中的“静虚”来缓解了时代情绪。艾礼虎的硕士论文《论贾平凹小说的宗教元素》（2009）中有一章涉及贾平凹小说中的佛教元素，它通过文本分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的轮回观念、无常思想和众生皆苦的理念。王建军的《世俗佛曲——从〈白夜〉看佛教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2010）对《白夜》进行了文本分析，指出其中“再生人”“目连戏”“文人信仰”和佛教文化的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佛教思想。

阿来和扎西达娃作为藏地作家的代表，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以带有边地色彩和藏传佛教精神的小说作品走进人们的视野，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和其与藏传佛教的特殊关系，以宗教的维度进入他们的小说创作也成为了研究者的重要视角之一。

丹珍草《行走在尘世与天堂之间——感受阿来小说中的僧人形象》（2004）一文对阿来小说《生命》《群蜂飞舞》《行刑人尔依》《尘埃落定》中的僧人形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认为阿来笔下的僧人形象是一种意象化的表达，他们大都徘徊在神圣与世俗、信仰与现实之间，从而带有某种悲剧色彩。刘力、姚新勇《宗教、文化与人——扎西达娃、阿来、范稳小说中的藏传佛教》（2005）以三位作家为考察对象，分析和比较了他们作品中的藏传佛教叙事和其与人之间的关系。李建《〈尘埃落定〉与藏传佛教文化》（2007）从佛教的精神主题、“缘起观”、信仰的终结方面探讨了《尘埃落定》的思想内涵。张智勇《浅析阿来小说作品中的宗教文化》（2008）通过挖掘阿来作品中的藏传佛教观念、仪式与传说以及僧人形象，从而解析了其具有民族特色和独特审美意义的作品。樊义红《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叙事”》（2014）以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小说为例，提出了以“宗教文化叙事”来命名其创作的构想，并分析这种叙事的形成与作家民族文化的影响和认同有关，是文化与叙事之间的一种互渗。

对莫言小说与佛教文化关系的探究集中在《生死疲劳》上，张喜田《人生本苦与生死幻灭——论莫言新作〈生死疲劳〉的佛教意识》（2007）认为莫言通过这部小说揭示了佛教文化中关于“苦”“轮回”和“空”的思想。张舸《论莫言〈生死疲劳〉中“六道轮回”的佛教思想》（2013）认为《生死疲劳》是在“六道轮回”的基本观念下完成的，不仅创作灵感来源于此，还在轮回转世中借助动物视角和轮回观念阐释了佛教思想和人生哲理。值得注意的是王娇娇201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从禅宗修辞角度谈莫言〈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从摹色修辞角度谈莫言〈生死疲劳〉的宗教思想》，两篇文章均以《生死疲劳》为研究对象，其独特的视角为研究中国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带来了有益的启发。前者对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进行了详细的修辞学分析，也就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挖掘了其对禅宗语录、灯录中修辞手法的借鉴。后者对文本中的色彩词进行分类，从本色词、主观色词、象征色词三个方面探索了其背后蕴含的宗教理念与思想。

对史铁生创作与宗教的关系是学界关注较多的，1994年石杰就发表了《史铁生小说的佛教色彩》一文，认为佛教观念中“人生是苦”“因缘和合”“神秘直觉”和禅宗智慧都在史铁生的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洪艳《史铁生作品中的宗教倾向》（2012）在谈到史铁生作品与佛教的关系时认为他转化了佛教的“苦谛观”，将苦难看作是一种人生的必然。胡书庆的《史铁生的宗教性书写——以〈我的丁一之旅〉为例》（2012）通过对这部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提出它是由基督教和佛教元素共同构造的结果。杨雪梅的硕士论文《论宗教精神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2010）认为史铁生一方面受佛教影响，一方面又否定佛教的虚无灭欲，他最终是以来自基督教和佛教的“务虚”形态来追求终极意义的。另有一些从《我与地坛》等作品挖掘其创作的宗教意识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另外刘广新《从〈我与地坛〉看史铁生的信仰探索之旅》（2013）、顾林的博士论文《信仰与救赎——史铁生思想研究》（2015）、李德南《生命的亲证——论史铁生的宗教信仰问题》（2015）是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出发，勾勒和探究其思想发展与信仰追求轨迹的研究。

小说与佛教之间关系的维度也是一直以来范小青作品研究的重要面向之一。早在1996年，石杰就发表文章《淡与禅：范小青小说论析》，他认为范小青小说的淡然与神秘都与佛教文化有关，且淡然中给予人们复杂与深刻的智慧正与禅的精神相合。近年来，对范小青小说中佛理与禅意的探讨更是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李雪发表于2010年的《范小青佛理小说主题诠释》一文从主题学的角度分析了范小青的部分小说，认为其小说的主题常常围绕佛理而展开，从而也呈现出一种淡泊的风格。高美滢《范小青小说〈香火〉的禅意书写》（2011）是一篇很有趣的作品评论。作者对《香火》中的禅宗意象和禅语进行了分类归纳，从而阐释其文化含义。虽然论述还不够详尽且对其中意象和禅语的分析还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但这篇文章没有拘泥于思想意蕴分析，为我们从另一种有效的切入方式阐释范小青小说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刘春、黄平的《〈香火〉：历史禅》（2012）是一篇较为精当的对单篇作品的评论文章。作者没有停留在文本表层所体现出的禅宗因素，而是深入到小说的内部叙事结构中，发现其“禅宗公案”的性质。并将研究置于范小青作品序列的“相关性”中，挖掘了其表达方式中“以幻除幻”与禅宗的关系。

白先勇是在大陆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台湾作家之一，也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其小说中的宗教意识与情结。如李静的硕士论文《论白先勇的宗教意识》（2003）谈到佛教的部分主要从思想意蕴的角度揭示了白先勇小说中的无常、轮回观念并从形式美学的角度指出佛教文化的影响使其小说呈现出天上—人间—超脱的叙事结构。王东庆的《白先勇小说中的宗教意蕴》（2003）分析了白先勇小说受到佛教影响很大的原因和从佛教中取法的宿命论式的神秘性、悲剧意识和深受佛家思维方式影响的朦胧性。刘素玲的《试论白先勇小说的宗教情结》（2007）论述了白先勇的创作受多种宗教因素影响，其中充分体现出了“苦”、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理念。吴鹏的《论白先勇小说〈孽子〉中的佛教意识》（2009）一文对《孽子》进行了文本细读，作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围绕“孽”而展开的，他先考察了“孽”在佛教中的含义并分析了白先勇怎样由孽而生发出整个文本。之后对“轮回”观念和佛教意象“莲花”的文化意蕴进行了挖掘。我认为这篇文章为打开白先勇复杂多层的文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苏楚然的《悲悯情怀缘何处——论白先勇小说的佛教情结》（2010）探讨了白先勇小说作品中“诸行无常”“空”“一切皆苦”的思想内涵。武凤华的硕士论文《白先勇小说中的佛教因素》（2010）通过考察白先勇的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发现了佛教文化在其行文方面的重要影响，而这些正体现在他对生存之苦和冤孽爱情的理解中。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其他作家小说作品的个案研究，篇目较少未成体系，但也不乏有些独到的见解或于资料发掘上做出了贡献。

胡河清的《马原论》（1990）中提到《虚构》近似《妙法莲华经》中的一则寓言，《虚构》和《错误》都表达出对“生命感性经验的否定性评价[9]”。而《上下都很平坦》最接近于大乘佛教，同时引入了《周易》的命相学说。胡河清的论述非常独到也对后续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他并没有止于对小说思想意蕴和主题的分析，而是向作品内在的精气神挖掘，找到与其相关联的文化命题。刘晓静的《韩少功的〈女女女〉与佛教思想》（2014）认为韩少功的小说“《女女女》中蕴含有佛教的缘起性空论、因果报应说、顿悟见性、即心即佛等思想。[10]”童芸的《论格非〈人面桃花〉的禅宗意蕴》（2007）一文认为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中悲悯超脱的情怀、神秘的意境和叙事的空白都和禅宗文化有关。在我看来虽然某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这篇文章将研究思路带入了对艺术世界内部的挖掘。周景雷的《像佛陀一样活着——论余华小说的佛教意识》（2003）探讨了余华小说中“生本不乐”“顺其自然”“在劫难逃”的死亡这三个主题与佛教意识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可否将其与佛教文化相联系还有待讨论，但它提示了我们向文学作品的隐蔽处发掘，从而发现隐匿在表层文本之下的复杂关系。刘春玲的《迟子建小说中动物感恩母题的跨文化寻踪》（2009）认为迟子建作品中的这一母题是来自佛经文化和萨满文化的双重影响，孕育着劝解、敬畏和感恩的文化内涵。胡小伟的《“大地”上信仰的旗帜——解读藏传佛教信仰叙事中的苦难与关怀》（2008）以范稳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几个人物形象出发，解读了信仰叙事在其小说中的面貌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构造和对现实的反抗功能。夏培文《微妙香洁的宝莲花——读陈若曦小说〈慧心莲〉》（2002）主要是将这部小说当作台湾佛教题材小说的拓荒之作来理解的，认为它通过几位女子的故事宣扬了“人间佛教”。我认为作者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但是《慧心莲》还有更为丰富的解读空间可供挖掘。杨菲的硕士论文《论陈若曦的佛教小说》（2003）详细分析了其佛教小说中的比丘尼形象和现象成因，并对佛教与人性的关系作出了思考。

通过对以上文献资料的爬梳，可见在中国当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之关系的视阈下研究小说创作还存在着较为宽泛的言说空间。首先从研究成果的总体情况来看，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佛教文化关系这一议题的关注并非是晚近的事情，从1996年第一篇直接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出现，至今已将近二十年。但这二十年来，相较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一直没有被广大学者充分关注，且研究也没有从不同的面向、视角和方法维度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其中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更是如此。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将这一论题放在文学史的“相关性”和整体框架下的研究寥若晨星，更多地是基于作家个案的研究，整体上处于零散化和不成系统的状态。与此同时，即使涌现出了不少作家作品论，整体质量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到目前为止泛泛而谈者多，深入钻研者少；人云亦云者多，有独到见解者少。

从研究性质来看，大多数论著指向一种“指证性研究”，也即通过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证明中国当代小说中存在很多佛教文化因素，指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在我看来，“指证性研究”是进行此课题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步，它为这一课题的立论提供了大量文献支撑，也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在充分阐明了二者并非割裂而是存在深刻联系之后，这种联系怎样建构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美学范式和它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这也是这项研究的最终价值落脚点。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一种相互指证上，或先阐述佛教思想，然后找到一些文学作品试图说明其表现了这些佛教思想，或先进行文本细读，然后用佛教思想阐释文本的思想内涵。在相互指证之后，研究者往往对这种指证的目的和意义不够清晰，从而使价值迷失在为佛教文化寻找一个文学注脚的过程中。

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已有的研究成果明显存在着视角与方法的单一化倾向。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研究者普遍着眼于从主题和思想意蕴两个方面切入。基本上围绕“人生是苦”“生死轮回”“平淡安然”几个层面来对应小说中的相关主题或思想内容，甚至存在着一些牵强的成分。不少研究者并没有对佛教文化进行深入钻研，因此也很难发现文学创作在思维方式上、内部叙事结构中、故事原型等元素中所蕴藏的与佛教文化深层而内隐的联系。对内容的关注相对充分，而忽视了佛教文化与文学的艺术和审美之间的关联。聚焦于主题和思想意蕴，那些明显涉及佛教文化的作品容易被关注，但是那些与佛教文化有着深刻隐性联系而从表层文本来看又找不到太多痕迹的作品则难以进入到研究视野。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现有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作家生平经历考察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且文本细读还远远不够深入和细致。在我看来，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方法、比较的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打开中国当代文学与佛教关系之维。

另外，谭桂林、樊星、石杰是对这个议题的持续关注者，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为后续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和颇富见解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研究多止于十年前，对新世纪以来作家一些新近作品和佛教文化的关系还没有充分关注。

由此看来，将中国当代小说放在佛教文化视阈下加以考察会为我们进一步发掘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特质和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从这一角度切入中国当代小说也还存在着非常广泛的言说空间。